齐清华
齐清华，女，北京西城区赵登禹路131号居民，1966年时84岁，和女儿女婿等一起住在自己拥有的房子里。1966年8月24日红卫兵抄了她家，并且把她从床上揪起来扔在院子里打得半死。9月17日，全家被扫地出门“遣返”到山西汾阳县见喜公社东官大队。到农村19天后齐清华死亡。赵登禹路是为了纪念在抗日战争中阵亡的将军赵登禹而命名的。因为赵登禹是国民党政府时代的将军，所以1966年8月这条街被红卫兵改掉了名字，文革后才恢复。赵登禹路在1966年8月19号开始有红卫兵抄家。开始是砸匾额一类的东西，所谓“四旧”，很快就演进到打人。
齐清华家住的房子是自己的，在赵登禹路131号（后来改为147号），在路的西侧。她家马路对面住的是孔牧民医生。8月23日，华家寺中学的红卫兵来抄家，把孔牧民医生打死。
孔牧民医生被打死的时候，北京的私人房屋拥有者已经按照红卫兵传单上的命令，把他们的房契上缴，也就是放弃他们的拥有权。那时候，去政府的房管局上缴房契要排长队。齐清华的家人早上5点钟就去排队。他们把房契交了以后，从房管局拿到一张收据。他们以为，把这张收据给红卫兵看，就可以证明他们已经把房子送给国家，他们也就不算“房产主”或者“资产阶级”了。但是实际上，这些交出了房契的人仍然遭到抄家、殴打、驱逐和被杀害。
8月24日下午，齐清华在小学读四年级的外孙到街道办事处去，听到中学生红卫兵正像街道委员会主任了解情况，拟定要对哪些户抄家。他听到主任说到他父母的名字。他和主任的女儿同龄同学，从小常在一起玩。这时候，这个女孩刚刚把名字从“如意”该成了“永红”。“如意”是传统的吉祥祝语，没有革命含义，“永红”则是永远革命的意思。他们的关系也变成了这种敌对关系。
当天晚饭后，北京第三中学的红卫兵来到了齐清华家，开始抄家。他们抄了整整一夜。第三中学也在赵登禹路上。接着，附近的北京第十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又来抄家。
齐清华已经84岁。她的丈夫曾经在二十年代当过法官，早已去世。她和两个女儿住在一起。一个女儿一直未嫁。另一个女儿有丈夫和两个儿子。当时齐清华半身不遂。听到红卫兵进门，她只有躺在床上默声念佛。女十中的红卫兵把她从床上揪起来，扔在院子里地上，把她打得半死。她的女儿女婿都被红卫兵剃光了头发，也遭到殴打。（女十中的红卫兵在那一时期在学校里打死了36岁的男老师孙迪。见“孙迪”词条。）
他们家的东西，一部分被红卫兵运到西直门内大街的一个天主教堂
里。红卫兵抄了教堂，并且将其变成一个堆放抄家物资的仓库。还有一些东西被封存在她家的北屋里，连被子和碗筷都被封了进去。红卫兵拿了她家的银行存折去取钱买饭吃，也把他们的自行车拿去骑。
第三中学和女十中的红卫兵来抄家之后，北京第十三中学的红卫兵又来抄家。因为齐清华的一个外孙任春林是第十三中学初三学生。他和班里的一些高干子弟结了仇，现在那些人则当上了红卫兵，8月18日刚刚在天安门广场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正是最为威风的时候，他们来到齐家抄家，“革命”和报私仇双管齐下。
任春林喜欢练毛笔字。他临写柳公权碑帖。红卫兵翻出来一本他练大字的旧《红旗》杂志，找到他在毛泽东的名字上写的一个“墓”字，指控他是反对“伟大领袖”的“反革命”。
红卫兵把任春林从家里拉到学校去“斗争”。他们在他脖子上拴了一根铁链条，强迫他一路爬到学校，不准他站起来走。他们说他是“狗崽子”（这是当时对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常用称呼），就该像狗一样爬。从他家到学校有公共汽车两站路。
任春林被关在学校里。学校负责人曹丽珊、程舒戈等“牛鬼蛇神”也被关在校中。这时第十三中学这时已经改名为“抗大附中”。红卫兵在四楼的化学实验室里设立了“红色恐怖刑讯室”，使用各种刑罚。
初三八班的学生武素鹏，家庭出身是“地主”。该校红卫兵把他装在麻袋里，用木枪狠打。他们把武素鹏打死了。
任春林也遭到毒打，并且在全校两千人的大会上被“斗争”了三次。他看到武素鹏被打死，心里充满了恐惧。所以，当他听到红卫兵决定把他和全家扫地出门驱逐到山西农村的时候，他并不在意，甚至很高兴，他一心只想早日离开北京。非常明显，在北京太危险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也会像他的同学武素鹏一样被红卫兵打死。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1966年“红八月”的恐怖行为只是表面混乱，实际上却是安排组织得非常有条理非常严丝合缝的。红卫兵下命令，政府机关没收房子，红卫兵抄家打人，两个多星期里打死了几千人，然后未遭反抗就把十万居民扫地出门驱逐出北京。暴力和恐怖使得红卫兵的行动所向披靡，没有遭到任何反抗和障碍。同时，毛泽东和他的新接班人林彪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接见红卫兵，集会上百万人一起挥动毛的小红书，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充满邪教式狂热气氛。这种集会给了红卫兵极大的精神力量，使得他们从事暴力迫害甚至亲手杀人也毫不留情毫不手软。
1966年9月17日，齐清华和她的两个女儿潘寿康、潘福康，女婿任节
丞，以及12岁16岁的两个外孙，被押往北京西直门火车站，上了南行的火车。她不能行走，是放在担架上由家人抬去的。
北京驱逐居民的行动是8月份就开始的。当时驱逐居民的行动称为“遣返”，听起来好像颇为文明的一个专门术语。被“遣返”的人占当时北京人口的百分之二，是很大的数量。一开始把被驱逐的人押到离市中心不远的“北京火车站”离开北京。那里也是北京所有普通旅客上下火车的地方。被驱逐的人被押送到那里的时候，中学生红卫兵在他们等车的时候殴打折磨他们，有些人还没离开北京就在那里被打死。
齐清华和家人迟至9月17日离开北京，是因为一直没有联络到能驱逐他们去的地方。这时候，“遣返”已经变得很组织化。被驱逐的人都从西直门车站上火车，而不从北京火车站。西直门火车站平时只有短途的通勤车，这时候有了用于“遣返”的专用通道和列车。
齐清华一家人从西直门火车站上了火车。齐清华的外孙说，他们看到西直门火车站的广场上密密麻麻的人，都是像他们一样被驱逐的家庭。他们只被允许从家里带走极少的行李。火车往南开到河北省的一个地方，命令他们下了火车，转上开往西去的火车。他们被押送到山西。
他们下了火车，借了一辆手推车，把瘫痪不能走路的姥姥齐清华推到村子里面。他们的遣返地是山西汾阳县见喜公社东官大队，那里是齐清华的女婿的老家。她的女婿是学法律的，开过律师事务所和私人营造厂，那时候是“历史反革命”。
到村子里19天，齐清华就死了。她的两个女儿在贫病交加中，分别死亡于1974年和1976年，他们到死都没有能看过医生。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制度，1978年，齐清华的一个外孙考上了大学。他曾经再去街道主任家，主任向他道了很多对不起。
1982年，政府归还给齐清华的外孙房产。她的女婿也得到“平反”，他的工作单位要给他补开追悼会。
齐清华的曾经被脖子上拴了铁链子从家爬到学校的外孙，后来成为建筑工程师。他在1995年发现有躁郁症。他的症状是每到春天，就害怕，觉得自己被监视，到了夏天，又冲动，什么都不怕。他心悸、心慌，但是心电图完全正常。他意识到这是一种病，分析起来时因为十六岁的时候压力太大。他去了安定医院，医院诊断是躁郁症。他住了半年医院才好。齐清华的另一个外孙文革后到了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在公司做事。他说，他有权力或者能力帮助一些境遇糟糕的人的时候，他帮他们一把，好像还不是为了行善，倒是为了自己那一段悲惨无助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