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方

王中方，男，1913年生，福州人，福建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主任。1939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1968年7月王中方被“隔离审查”，罪名是“里通外国”和“特务嫌疑”。1969年4月28日王中方在被关的地方死亡。家属被告知王中方“割颈动脉自杀”。没有准许家属检查尸体。家属不相信他自杀。王中方医生死亡时56岁。

王中方的同事林庆雷，刘俊翰，郑文泉，以及一位不知姓名的工友，被牵连于同一案件中并且也在同一时期死亡。

医生的职业，是超乎党派、阶级、种族和意识形态的。医生的工作对象是病人。人人都有生老病死，都需要医生的帮助。神经正常的人不会把医生当作敌对势力。但是在文革中，大批的医生受到“斗争”和迫害。王中方医生是其中之一。

王中方医生1939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这是中国最好的现代医科大学之一，由美国人创办。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和美国开战，占据北京的日本当局把协和医院的美国医生抓进了集中营。王中方逃到天津，先到内蒙古巴彦淖尔盟萨拉齐行医，然后辗转回到家乡福建，在福州乡下马江镇担任圣教医院院长。这是一所基督教传教士办的医院。王中方和他的妻子都是基督教徒。

1949年8月共产党开始统治福建。不久以后，王中方被政府关了起来。他被指控有严重罪行。情况是，1949年美国军队把一批红十字会的救济物资运到了福建港口。王中方的教会医院得到其中部分，是奶粉和衣服一类东西。收到以后，医院把这些东西散发给了当地需要帮助的穷人。新的共产党政府把王中方关起来，逼他把这批红十字会的救援物资交出来，或者，要交出这批物资能折合成的现款。王中方自然交不出来这批救济物资，因为已经散发了。他也交不出那么多钱，他卖了家里的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结婚戒指，还是远远不够。他被逼给侨居海外的亲戚写信讨钱。最后，他在新加坡的一位亲戚付了一笔钱，其他在国内的几个亲戚也凑出一些钱，才被放出来。

这并不是王中方医生一个人的个别性的遭遇。有一大批医生被关押“审查”和被强迫作“自我检讨”。对医生的整治，是共产党执政初期的一系列震慑行动之一。对医学界来说，结果之一，是医院都被收归为政府所有，另外，原来由医生担任的医院领导职务，都改由共产党干部担任了。原有的从西方移植来的医院管理系统被大大改变了。

尽管有医院领导管理层上的变革，看病还是要由受过训练的医生来看

的。1952年，王中方成为福建医学院的内科主任。内科副主任是医学院中共党委书记的夫人，也是内科的中共支部书记。共产党干部在政治方面显然掌握了很大权力，但是非共产党的医生在科一级还有一定的地位。这就是文革前医院的基本格局。

由于受到过良好的医学训练和富有行医经验，文革前王中方还担任一个为福建省高层领导人服务的医疗小组的组长。这和毛泽东要医生李志绥当他的个人保健医生情况相似。李志绥也受训练于西方建立的医学院。毛泽东下令把北京协和医院的院长划成“右派分子”驱逐到贵州省，李志绥为之求情毫无作用，到了文革又进而提倡“赤脚医生”，他自己却不会要没有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人看病。至于人民是否也需要这样的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医生，那显然不是他的考虑。

1966年文革开始，福建医学院的中共党委先把王中方这样的医生抛出来，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批判。随后，教育和医学界的各层中共党委自己也被红卫兵打倒。而且，迫害发展为大规模的暴力性的人身侮辱和攻击。王中方受到了抄家剃头这一套迫害。

1967年，暴力迫害有所缓解。王中方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派去看门诊，算是一种惩罚。因为在此前，主任医生的日常工作是看住院部的重病人。王中方看门诊的时期，“门庭若市”。病人知道他是好医生，纷纷排长队来求诊。病人心里自然清楚医生的好坏。没有病人真的愚蠢到要用“阶级敌人”这样的概念来为自己衡量选择医生。

至今仍然有人坚持认为在文革时代有过“大民主”。实际上，在1967年，“群众”得到的，仅仅是“无限崇拜”毛泽东和残酷“斗争”“阶级敌人”这两项行动权利。如果群众真的有选择的权利，能表达他们的自由意愿，有投票的可能，他们会选择的，决不会是“斗争”王中方这样的医生。他们需要有良好训练的医生看病。可是，中国的群众从来没有得到这样的权利。他们只能在毛泽东的文革指挥棒下求生存。

1968年7月，王中方被“隔离审查”，关在福建医学院的牢房里。那时正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高潮时候。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全国各地都疯狂地“挖”所谓“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每个单位都自设牢房，把单位里的“审查对象”关押起来，官方术语称之为“隔离审查”，老百姓则称之为“牛棚”。刑讯逼供，对被“隔离”的人来说是很普遍的事情。据说，福建省卫生厅的一个副厅长，被打得受不了，屈打成招，招供出来一个200多人的“反共救国军”。这些人也立即被抓起来审讯。王中方就是其中之一。王中方比其他人还多了一条罪名，是“里通外国”，因为他的哥哥住

在美国。

“里通外国”在文革中被列为主要重罪之一。这是从古代留下来的一个词语。“里通外国”的原意是说帮助敌对国家作危害本国的事情。在文革时代和文革之前，普通人实际上连一般的和国外的亲戚通信通电话都做不到。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王中方犯有这项罪。但是文革的普遍方式是，先把人关起来，然后找证据，如果找不到，就长期关押这个人，刑讯逼供。他们还有一整套术语，叫做“顺藤摸瓜”“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等等。王中方在医学院被宣布“隔离”后，接着，学校的“造反派”到他的家里抄家。因为是医生，要看急症，所以他就住在学校教工宿舍里。“造反派”在他的家里，把地面掘开，掘了六尺深，没有找到什么东西。王中方家当时连收音机都没有。抄家的人也搜了他的邻居的家，说邻居是王中方的收发报员。邻居家有一个收音机，他们硬说这是从事“特务”活动的收发报机。从福建省广播电台叫来了一个工程师，叫他鉴定这个收音机，证明这是“特务”使用的“收发报机”。那位工程师看到明明是一个普通的民用收音机，闭口不说话。抄家掘地的人也知道这不是“收发报机”，但是不肯认错，就在这个收音机上贴了一个封条，离开了。

王中方被关押在“牛棚”中。他家里的人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他身体怎么样。这是1968年的“隔离审查”最残酷的一个方面。正式监狱有探视制度，被判了徒刑关在监狱里的犯人，允许在探视时间和家人见面。但是大量被“隔离审查”的人却几个月甚至几年不准家人见面或者通信。这种情况当时在全国的每一个“单位”发生，以致很多人都麻木得觉得这好象是一种原该如此的事情，没有意识到这是前所未有的践踏法律和人权的行为。当我们在申明被关在“牛棚”里的人是无罪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指出，建立“牛棚”本身是一项大的犯罪。

王中方从1968年7月开始被“隔离审查”，一直被关到了1969年。九个月过去了。1969年4月29日，王中方家人突然接到通知说，王中方在“隔离审查”的地方自杀了。

王中方的妻子被叫到停放尸体的地方，但是没有准许她细看丈夫的尸体。她问他是怎么自杀的。医院当局说，他是用刮胡子的刀片割断了颈动脉，大量流血而死亡。

王中方的妻子提出要把王中方的尸体土葬。医院当局同意了，要她买了棺材来装殓。他妻子没有足够的钱。他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长子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那时候刚分配工作不久，家中只有上中学的儿女。她马上打电报告诉远在沈阳的长子。儿子把所有的86块钱，连同零头毛票都寄给了母

亲。但是王中方妻子很快就被告知，王中方的尸体已经被火化了。她原来以为装殓棺材的时候还可以再见到丈夫的尸体，没有想到永远不可能了。王中方的妻子从来不相信王中方是自杀的。她认定，王中方和她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基督徒不自杀。他有信仰。他的信仰不允许自杀。所以，他不可能自杀。再说，王中方死亡的时候，已经被关押九个月了，如果他想自杀，为什么不早一点自杀？如果他是自杀的，为什么不给妻子孩子写一封遗书？如果王中方真是自杀，为什么不让她细看他的尸体？她坚决相信王中方是在被关押的地方被那些“审查”他的人刑讯逼供打死的。他们打死了人，然后欺骗家属说是“自杀”。

但是

但是，当时王中方不但被宣布作“自杀”，而且是“畏罪自杀”。他的妻子根本没有办法进行调查取证。

在文革后，虽然王中方得到了一纸“平反书”，但是，当时“审查”他的文字记录不对家属开放，调查也仍然不能进行。文革后的权力当局实行对文革平反“宜粗不宜细”“水落石不出”的政策，意思是只给受害者平反，但不追究害人者的责任。在全国，都不允许受难者家属追查他们亲人在监禁中的死亡经过。在王中方的案件上，在文革后，也没有打人的人受到惩罚。

这个“里通外国”案，不仅仅害死了王中方。林庆雷，也是福建医学院的内科医生，他比王中方年轻，当时是主治医生。他是王中方的同事，也是朋友。他被牵连进这个案件。林庆雷也在审查中被宣告“自杀”。在同一案件中被害死的，还有另外两位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