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保山
南保山，男，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79号居民，理发师傅，1966年8月下旬被红卫兵用棒子打死。他的儿子南鹤龙也被打死，另一个儿子南鹤龄被判刑15年。
南保山是个剃头师傅，从前在他家的前面开过一个小理发店，算是个“小业主”。1966年时他已经年老不做什么事。南保山的儿子在学校都没好好念书，不止一次留级，有时候还打架。他的大儿子南鹤龙18岁才念到五年级，以后就有个剃头挑子，在街上给人理发，挣一点小钱。他的小儿子南鹤龄在郊区农场劳动。
1966年8月初红卫兵运动掀起的时候，小儿子南鹤龄的一个“哥们”，是中学学生，被红卫兵打了。南鹤龄闻讯，前去报复了打他朋友的红卫兵。
红卫兵的成员都是青少年。对男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好打架的年龄。在平常的时候，在男性青少年之间发生打架斗殴的事件，学校的老师或者警察会出面处理这样的事情。但是在1966年夏天，以高干子女为核心的红卫兵利用他们的巨大特权，把这类冲突变成了“文革”的一部分，开展了一场对一部分同龄人的暴力攻击。当时他们把这一场暴力行动叫做“打小流氓”。所谓“小流氓”，指的就是南鹤龄这样的人。
实际上
实际上，“打小流氓”是1966年8月红卫兵暴力的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由于被打和打死的“小流氓”当时就是缺乏社会地位的人物，对他们的迫害和虐杀，即使在文革后也几乎没有人提起，甚至有人可能仍然认为打这些人没有什么错，因为他们是“小流氓”。这是很不公平的看法。“打小流氓”是和红卫兵打教育工作者差不多同时开始的。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同时在一些中学里发生了“打小流氓”。1966年8月13日，当时的文革领导人和中学红卫兵，在北京最大的会场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大会“斗争小流氓”。南鹤龄是那天被斗的“小流氓”之一。
当时第47中学的学生马波写道：“1966年8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小流氓的十万人大会，我们学校的‘红红红’是召集人之一，因为他们组织的一个人挨了小流氓的扎。在会上他们把小流氓打得极惨，可当时在坐的中央首长包括周总理等没一人制止。”（《血与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用马波的笔名“老鬼”发表。）
南鹤龄在那个大会后被判刑15年。
在“打小流氓”大会后，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
卫兵。接见后，红卫兵暴力大规模升级。一大批教育工作者被打死或者打伤。还有大批校外居民被打死。
1966年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团中央改组，原想开会改组，现在看不准，过几个月再说。急急忙忙做出决定，吃了很多亏。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急急忙忙斗右派，急急忙忙开十万人大会，急急忙忙发呼吁书，急急忙忙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为什么反对不得？我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写大字报上街有什么要紧？外国人照像就照像，无非是照我们的落后面，让帝国主义讲我们的坏话有什么要紧？！
毛泽东显然对“打流氓”的事情也很了解。他的意向也相当清楚，就是要进一步推进已经非常暴力的文革。在这种情况下，南鹤龄判刑15年被关进了监狱，没有被红卫兵打死，活了下来。他的父亲和哥哥在家里，反而在稍后的更大规模的暴力行动中在监狱外面被双双打死了。
1966年8月底，红卫兵到处抄家打人达到高潮时候,南保山被揪到街道服务社“斗争”，被用棒子打死。他的父亲，南鹤龄的爷爷，在家中上吊自杀。
红卫兵抄了南保山的家，毒打了他的儿子南鹤龙。他们把南鹤龙锁在家里，不给他吃的喝的，只给了他一壶花椒水。花椒水不能喝。同院居住的一个邻居，退休的小学教员，曾经偷偷送给他水喝，却没有敢给他食物。因为知道送去的水如果被发现，和花椒水在外观上也难以区分。如果送食物，被发现了，红卫兵定会知道是有外人送来的，是有人在帮他，一定会追查，这样会祸延自身。
南鹤龙被关和被打了六七天以后，连伤带饿，死去了。当时26岁。南家的人，可以说是社会下层的人物。毛泽东跟他们素不相识，但是毛泽东的指示，和他们这样的普通百姓的生死这样直接相关联。这是和毛泽东害死刘少奇、陶铸这些他相识相熟的高官不同类型的一种文革谋杀。实际上，这一种谋杀的受难者，在数量上大大高于另一类别。
1966年8月后南家人就从太平桥大街179号院消失了。一个同院的邻居说，南家兄弟不爱念书，老留级，粗野，出口就是脏话，还打架，也没有一个国营单位的正式工作。但是，这能是红卫兵打他们和把他们打死的理由吗？
南鹤龄在1966年8月被判了15年刑，应该在1981年刑满。一个邻居听说他在1996年才回到了北京。1998年，这个邻居听有人说看到南鹤龄在北京月坛附近的一个露天市场上摆摊子卖东西，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去看，那个市场就被撤销了，所以他的邻居还是不知道南鹤龄后来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