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

就这样，批评毛泽东和林彪的话，哪怕是私人谈话，都变成了“现行反革命罪”。这是古今中外都没有过的苛法，在文革中不知道害了多少人。在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重点整的就是“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两大类。龚维泰属于前者，朱耆泉属于后者。龚维泰自杀的时候，俄语系所有的教职员都被命令集中住到第一教室楼里。北京大学其他各系也是这样。教职员们打地铺睡在一起。早中晚三班开会，“揭发问题”，另外就是一天两次向毛泽东的画像“请示＂和“汇报＂，以及跳“忠字舞”，一种颂扬毛泽东的舞蹈。

“揭发”的方式是后人难以想象的。军工宣队把人分成小组。每个小组开会开始开会的时候，先把其中的一个人叫出来，离开房间，然后，命令剩下的其他人“揭发”这个人的“问题”。每个人都必须发言，必须说出关于这个人的坏话。

在全体教职工集中打地铺住在学校教室地上的阶段过去以后，各系把“重点审查对象”单独关押在一些地方，不准回家。朱耆泉和俄语系的一些人，就这样被关在学生宿舍楼里。这种地方，就是所谓的“牛棚”。当时学校里设立了大量“专案组”，审讯逼问，有时候通宵达旦，不准被审问者睡觉。笔者访问了数位在北京大学被“隔离审查”而活下来的老师。他们说，他们被关“牛棚”的时候，“专案组”成员威胁被审问者，殴打和体罚被审问者，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有些体罚简直恶毒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

地理系侯仁之教授被关押的时候，军宣队的人逼他“交代问题”，用的方法是和他谈一颗子弹多少钱，意思是要枪毙他。

生物系的潘乃遂老师被长时间连续审问，审问者轮流休息，不准她睡觉。

但是这是幸存者的叙述，像朱耆泉这样的死在“隔离审查”中的人，永远也没有机会来告诉我们他们遭受的痛苦了。

朱耆泉从四楼跳下身亡。

非常对不起，笔者没有能找到他的死亡日期。他的同事说，大概是在1968年年底。那是北京寒冷的冬日，也是文革中最为阴暗恐怖的一段日子。

在《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中记载了一些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名字和死亡日期，但是仅仅限于正教授和高级党政干部。朱耆泉生前的级别是助教，被排除在被记载之外。关于朱耆泉的亲属，仅仅知道他的父亲是朱物华，著名工程教授，文革后曾经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如果能找到他的亲属，希望能发现他的死亡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