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奇

刘宗奇，男，年约19岁，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机器厂（后改为矿山机器厂，现已破产倒闭）青年学工。重庆两派组织发生武力冲突。刘宗奇1967年8月1日在离厂不远的山坡上中流弹死亡，葬在工厂附近的五台山下。

刘宗奇的父亲是重庆钢铁公司工程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份子”，刘宗奇因而未能升入高中。刘宗奇爱好绘画、篮球、交朋友。他的弟弟刘宗平后来“顶替”其兄进该厂工作。

刘王立明，1896年生，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1966年9月被上海的红卫兵“斗争”三天后送上海公安局关押，1970年4月15日死于监狱中。时年74岁。刘王立明本姓王，刘是她的丈夫的姓。她是太湖县人,1917年考取奖学金到美国留学，在位于芝加哥的西北大学生物系获硕士学位。1928年和1932年，她是国民议会参政员。1933年成为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她曾参与反对执政党国民党的活动。

1949年，刘王立明加入中国共产党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当选为代表。此后，曾任全国政协第2、3、4届委员，第2、3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妇女联合会常务委员。

1957年刘王立明被划成“右派份子”。刘王立明的一个儿子刘光华是《文汇报》驻京记者，也被划成“右派份子”。他们是“母子右派”。1966年文革开始。刘王立明在文革前半年她跌断了手，因此到上海与女儿同住。1966年9月，刘王立明被上海交通大学的“代代红红卫兵”揪走，并遭到大会“斗争”。红卫兵还抄了她的家，拿走她家里的照片资料等等。当时红卫兵来抓人、抄家和“斗争”人，说来就来，不需要任何公文手续，被攻击的对象也不能问。但是她的家人知道，红卫兵是在上海权力当局的同意下做这些事情的。

刘王立明被红卫兵“斗争”了三天之后，被送到上海第二看守所。第二看守所在黄浦江边。开始的时候，通知家人去送过衣服。过了很久，她被正式逮捕，转移到别处。她被关在什么地方，家人就不知道了。

刘王立明被指控为“美国特务”而被逮捕。她曾经在美国留学，她的大儿子在美国留学后留在美国生活，就是指控她是“特务”的根据。从法律的角度说，这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从当时的权力当局的总意图来看，是容易理解的。他们要在中国割绝西方思想和制度的影响，需要打击和清洗社会中在西方世界受过教育以及和西方世界有亲属关系的人。

她并没有被正式判刑，但是长期被关在监狱里。这是文革中大量发生的事情。法律程序被彻底打破了。刘王立明被关了3年8个月后，死在监狱里。1970年，刘王立明的女儿接到口头通知，说刘王立明已经死在监狱中，是心脏病死的，尸体已经处理掉了。她没有得到正式的死亡证明书，也没有得到母亲的骨灰。

刘王立明的儿子刘光华成为“右派份子”后，先被送到“清河农场”“劳动教养”。清河农场是北京的一块“飞地”，离北京300里远，不在北

京市界内，但是属于北京市管，是专门用来“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北京的人的。三年多后，他得到“解除劳教”，但是仍然留在农场，后来，又被转到东北的一个农场，那里离北京更远，也像清河农场一样属于北京市管。后来，他又被送到东北的普通农村劳动，直到1978年。他收到母亲的死讯，是在母亲死亡两个月后。

刘光华被划成“右派”，因为他写了一篇关于北京大学学生在1957年5月19日贴大字报“鸣放”的报道。刘光华说，他在1957年5月22日到了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在5月19日那天开始贴大字报批评时政。北京大学中共党委副书记崔雄昆让人扯去大字报。刘光华报道了这些事情。他是新闻记者，所受的新闻教育使他认为新闻记者的首要责任是报道事实。《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先后发表了这篇报道。形势很快急转，上面从号召“鸣放”变成了抓“右派份子”。刘光华因为这篇报道被划成“右派份子”。

2000年笔者访问刘光华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手里并没有这篇文章，也已经记不清他的这篇通讯是哪天发表的了。笔者闻此，深感资讯失落的严重性，甚至一个记者都未能保存有跟自己的苦难遭遇有如此大关系的一篇文章。

后来

后来，笔者在北京大学1957年出的一份刊物《论坛》上见到关于这篇报道的一段文章，照录如下。这不是刘光华的原文而是攻击他的文字，但是可以了解到一些他写了什么。

反动通讯――“北京大学民主墙”的作者刘光华

这篇反动通讯刊登于文汇报5月25日，这是一篇政治煽动性的通讯，他不仅污蔑了党，而且认为同学们轰轰烈烈的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正义行为是“杞人忧天”，把右派分子歌颂为“生龙活虎般的年轻人”，把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说成“是对北大领导的一服治病救人的清凉剂”。这篇通讯的作者刘光华是什么人呢？他是文汇报的一个青年记者，是罗隆基小集团分子刘王立明的儿子，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过去曾在和大编过“展望”，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在和大时曾经被斗过，他很不满，要写申诉信给香港的报纸上发表。

文革时代，当刘光华在农场劳动的时候，给他带来灾祸的那篇报道里写到的北京大学领导人崔雄昆，1968年在北京大学里投水自杀了。这也许是有些人在1957年绝想不到的事情。革命把越来越多的人送进上了死路，包括充当过革命动力的人们。

1978年，是毛泽东死后缓慢开始松动的一年。刘光华到上海和他的妹

妹一起为母亲写申诉。申诉送到上海市政府，回答是“维持原结论，敌性内处”。

刘王立明的“原结论”是“敌性内处”，从字面上很难懂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简称，缩略语。文革时代很多人得到这样的一个“政治结论”。一个词用得多了，就有了简称。不知道的人，一定觉得十分费解。这个“结论”的全称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显然是从毛泽东的“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发展出来的专用名词。按照这个理论，可以把人定成“敌我矛盾”后，任意处罚。这是一个直接破坏法律的理论，其危害却一直没有被清算。

她的儿女到北京中共中央组织申诉。胡耀邦当时是部长，正积极推进“平反”工作。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了一封信，由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组转给他们，说要解决问题。

刘王立明的女儿收到信的第二天，上海市公安局叫她去公安局。她去了。公安局两个处长模样的人对他们说：“我们研究过了，维持原判，敌性内处。”

这时候

这时候，刘王立明的女儿拿出了昨天收到的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信，那两个人马上说：“刚刚宣布的不算数，以后再通知。”

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刘光华和妹妹又托人到北京询问，胡耀邦的秘书说已经给上海打电话了。

胡耀邦的秘书两次给上海打电话后，中共上海市委派人和公安局副局长一起研究给刘王立明平反。平反是在1979年宣布的，1981年3月，全国政协给她开了追悼会，把她的骨灰盒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那是一个没有骨灰的骨灰盒子，因为她死时没有留骨灰。

就在这种让人精疲力尽的寻求“平反”的过程中，关于刘王立明以及和她经历类似的人的政治思想和道路的分析与反省都被忽略了。

在1995年出版的《太湖县志》（合肥：黄山书社）中，关于刘王立明，有两千多字的记载，介绍了她曾经在1930和1940年代如何与国民党政府抗争，还强调了她在1949年以后，为共产党政府做的工作，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对她的赞扬。但是县志中关于她在文革中被关和死亡，只占了一行。这种写法相当典型，表明了1990年代的一种潮流，抹去文革的血痕，加固毛泽东的权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