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含英
汪含英，女，北京第四中学图书馆工作人员。1966年被抄家和“斗争”后，和丈夫苏廷武一起到北京郊区的香山服毒自杀。
最早告诉笔者汪含英和苏廷武的事情的，是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一位老师。苏廷武第四中学的数学教员，当时被“借调”在女一中教书，所以女一中的人也知道他。但是这位老师当时自己也被“专政”，没有行动自由，所以不知道详细的经过。
多年以来，笔者访问过当时北京第四中学的十多名学生，发现他们几乎都对汪含英自杀没有什么印象，有人甚至全然忘了这个名字，因为笔者追问，才回忆起来在大字报上见过她的名字。有一个学生说文革前在图书馆见过她，一个中年人，有一点胖，戴眼镜，很和蔼。他们听说，汪含英原来是地理老师，以教学效果好而出名，在国民党政府的时候参加过竞选，当过“国大代表”――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
文革前
文革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指定而不是选举的。文革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多年不开，自然也就连指定的代表都没有了。1975年才开了四届人大。代表怎么产生呢？据著名相声演员侯宝林的文章说，“四届人大毛主席亲自提名补选10名代表，除了我，还有肖华。”（侯宝林，《毛主席听我说相声》，收入《侯宝林和他的儿女们》一书，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6年，152页）。这并不是在说相声，是事实。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汪含英在20年前竞选当了代表，反而成为受到暴力攻击的“罪行”。
第四中学在北京西城区，是一所男子中学。1949年以前名为“市立第四中学”，是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在文革前，也仍然被认为是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文革开始的时候，这个中学的学生中有相当多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孩子。这和学校的地理位置靠近中南海有关，也因为在文革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还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从前的“好中学”，而且他们已经把学校的领导人都换成了共产党干部。但是文革开始后，这些高干子弟学生最先得到内部消息，大胆行动。他们担任了学校“文革委员会”的领导人，后来又担任了红卫兵领导人。他们在摧毁学校制度中起了先锋和主力的作用。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四中“革命同学”给毛泽东的信，赞成废除旧的升学制度。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从那时候被废除以后，直到1977年才恢复。
1966年7月底，这个中学的红卫兵提出了“踢开保姆，自己干革命”。他们所说的“保姆”，是指当时在学校里领导文革的“工作组”。毛
泽东下令撤销“工作组”以后，学生红卫兵就控制和掌握了学校。8月4日，在四中校园爆发了第一次全校性的对教职员的大规模暴力性攻击。数十名教职员被抓出来“斗争”，并在操场上绕圈子“游街”。有人打他们，有人往他们身上泼墨汁。女校长杨滨浑身是墨，副校长刘铁岭的衬衫被撕碎。有的班主任也遭到学生的拳头。
四中如此“斗争”教职员的消息很快传开，其他中学的红卫兵学生纷纷来四中“取经”，其中就有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人。第二天，8月5日下午，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在他们的学校中打死了校长卞仲耘。四中的红卫兵“创作”了“牛鬼蛇神嚎歌”，逼迫在学校“牛鬼蛇神队”里的教职员“唱”。这个“嚎歌”后来流传权北京乃至全中国，成为文革摧残人道的一个特色手段。“嚎歌”词曲如下：
1512｜31|1512|32|我是牛鬼
蛇神
蛇神，我是牛鬼
蛇神
000|000|
我有罪
我有罪，我有罪
6533|21｜3323|5
5|
我对人民
有罪
有罪，人民对我
专政
6533|22|
我要低头认罪
3323|55|6533|21|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33323|55|6533|21|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砸烂砸碎,
5566
把我砸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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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砸碎
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丑陋的“歌”，但是四中红卫兵很为此自豪。
校长杨滨被关在体育器材室里，头发被剃成“阴阳头”。她和“牛鬼蛇神专政队”的人在操场上“劳改”拔草，学生把他们把起来的草连根带土，都砸到他们头上。
四中副校长刘铁岭声音洪亮，唱歌唱得很好。当年在“牛鬼蛇神专政队”里指挥带领唱“嚎歌”是他。文革后他在北京的教师合唱团里是演出的活跃人物，当年却是领唱这个自我诅咒自我侮辱的“歌”的人。笔者访问的当年的学生中，有人提到这件事情，说当时很看不起他，觉得他没有骨气，奴相；现在自己的年龄都比刘铁岭当时老了，想象一下如果自己在那个处境之下能做什么，意识到如果连旁观者都不敢制止，怎么能期待被迫害者反抗。
1966年8月19日，北京第四中学、第六中学和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开“斗争大会”。中山音乐堂位于紧靠天安门的中山公园中。在音乐堂的舞台上，在上千观众面前，二十多个来自这三所学校以及北京市教育局的“黑帮分子”跪成一排。红卫兵对他们拳打脚踢，用铜头军用皮带抽打。北京市教育局长孙国栋被打断了三根肋骨。
一名四中当时的学生说：四中红卫兵打死两个校外居民，均为男性，其中一名家住天桥，年龄较大，红卫兵说他是“流氓头子”。听说，两人死亡的第一原因是被红卫兵打得很厉害、很悲惨；第二则是因为他们挨打之后浑身燥热、口渴，提出要喝水，红卫兵给了他们大碗的冷水喝，结果这两个人很快死亡。两人不是同一天死亡的！第二名校外居民被打死后，四中红卫兵总部看来作了简单调查。因为过了几天，老红卫兵圈内即流传如下说法：打人的时候，无论被打者怎样提出口渴，要喝水，都不能给！如果给了冷水喝，挨打者会立刻死亡。如果挨打者要喝水该怎么办呢？该用冷水浇在他身上。
笔者曾经请教一位医生。医生说，被打者的人因喝水而死，在医学上没有根据。喝水不会导致死亡。喝水对伤者一般来说有好处。他们死了，就是被打死的。
另一名四中当时的学生说，1966年夏天被四中红卫兵打死的校外居民是三人而不是二人。打人的地点之一是教工食堂的饭厅。
根据当时的一份“内部材料”，1966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西城区有300多人被打死。西城区当时有60所中学。这样计算，平均每个学校打
死5人多。四中打死的人数，还在平均线以下，不算最为严重的。除了殴打折磨教职员，四中红卫兵还从学校外抓来一批“牛鬼蛇
神”
神”，关在学校里。音乐教室成为一个关人打人的处所。另外，他们也欺侮和殴打所谓“黑五类”的同学，即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
除了流传全国的“嚎歌”，四中红卫兵最为出名的事情是他们在8月25日领头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像第一次一样，毛泽东穿军装，戴红卫兵袖章。林彪和周恩来也戴了袖章，戴的都是“西纠”的袖章。9月1日到9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了很多这次集会的照片，虽然都是黑白的，而且林彪和周恩来的照片不像毛泽东的那么大，他们左臂上所戴的袖章上，“纠察队”三个字清晰可见。这自然大大加强了“西纠”的权威性，而且，使他们闻名全国。
继“西纠”成立之后，北京成立了“东城区纠察队”“海淀区纠察队”等等。
“西纠”在1966年8月下旬的红卫兵暴力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西纠”的成员非常暴力，在“孙迪”条目中，可以看到第十女子中学的“西纠”成员说，她打人打得连自己的手臂都抬不起来了。更严重的是，他们把红卫兵暴力组织化系统化正规化了。“西纠”发出了十个“通令”，印刷得十分正式，在全市张贴，还散发到全国各地。“第四号通令”的副标题是“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查抄的意见”。其中最后一节说：
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指标题中的“地、富、反、坏、右、资”六类－－引者注）的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现行反革命份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有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个“第四号通令”于1966年8月29日发布，而且通过红卫兵的暴力行动施行。其时，红卫兵正在进行所谓“破四旧”，在各处抄家，打人，焚烧文物。8月下旬，红卫兵每天在北京活活打死数百人，还有大量的人在被毒打后自杀。焚尸炉把尸体成批焚烧，仍然有大量死尸堆积。同时，有十万北京居民被驱逐出城，前往农村，有的在半路上就被打死，有的到村子里后死去，幸存者在13年后才回到了北京。
在驱逐这十万居民的过程中，强迁户口，安排火车，都是政府机关所
作，但是政府并没有发布命令。书面命令是由“西纠”发布的，却比政府法令还有权威与效力。
了解了上述在四中发生的事情以后，也许会对当年的学生不记得汪含英自杀能有较深的理解。一是在当时的大量的残酷的事情的背景上，汪含英夫妇的自杀变成了并不突出的“普通的”“平常的”的事情。二是那个时代不仅杀害了生命，而且改变了人们对生命的看法，对于两个教师的死亡，人们不认为是重要的事情。
1997年，笔者访问了一位四中的退休教师，向他询问汪含英夫妇的死亡日期，他不记得了，但是他说，他可以去请现任的学校领导查一查档案。他和现任领导以前是同事，他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非常爽快，完全没有疑虑，觉得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以至于笔者也很有信心地觉得这一次一定会了解到汪含英的死亡日期了，一件几年还没有弄清楚的事情可以弄清楚了。
一个星期以后，笔者给这位老师打电话的时候，惊讶地觉察到他的语调和态度都改变了。说了一阵话，我发现他请现任校领导查阅档案的请求被拒绝了，而且可能还被警告了不要卷入这样的事情。
所以
所以，至今这里没有汪含英夫妇死亡的日期。
王鸿、薛挺华夫妇，两人都是北京地质学院1955年毕业生，留校当助教。1957年都被划成“右派份子”。文革中被指控为“右派反党集团”再遭迫害。夫妇二人自杀而亡。他们留下儿子王磊，由亲戚抚养长大。薛挺华的父亲曾是福州格致中学校长。她是最小的女儿。她的两个姐姐薛挺英和薛挺美在1949年离开中国到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