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俊杰

方俊杰，男，30多岁，北京大兴县大辛庄东安村农民，1966年8月31日在对所谓“四类份子”的屠杀中被杀害。那场屠杀中该县有325人被杀害。

“四类分子”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和“坏份子”四种人的简短称呼，也是对农村中被“专政”的“阶级敌人”的总称。大兴县在北京远郊区。大辛庄当时是大兴县的一个“人民公社”。1966年8月31日，这个公社杀死了一百多个“四类份子”以及他们的家属孩子。关于“大兴屠杀”，在1986年印刷的《文革十年史》中提到。最早的出处，是《北京日报》。因此笔者曾经到《北京日报》报社查询。报社未能提供他们据以写作的原始资料，说找不到了，但是提供了他们在一本《宣传手册》（北京日报社《宣传手册》编辑部，1985年2月）中的文章如下：1966年8月下旬，在林彪、“四人帮”的煽动下，再写复制的从容支持下，市内刮起了抄家、斗打和打死人的歪风。这股歪风很快蔓延到了郊区农村。有些县先后发生了大规模杀害“四类份子”及其家属子女的严重事件。以大兴县最为严重，骇人听闻。

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谢富治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拘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份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传达了谢富治的旨意后，有的民警就向红卫兵介绍了“四类份子”的情况，在这种气氛下，有的人造谣说：“这事（指杀人）公社知道，县里知道，市里知道，连周总理都支持。”从此，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斗打个别“表现不好”的“四类份子”，发展到斗打一般的“四类份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尖子”发展到一个大队一下子打死十来个甚至几十个；由开始打“四类份子”本人，发展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灭绝。自8月27日至9月1日，该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份子”及其家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直到市委书记马力同志亲自到县进行制止，事态才平息。这个事件性质恶劣，后果严重，影响极坏。对参与人员除个别人有关部门正在清查外，均已按党的政策分别不同情况给予了应有的处分和惩办。

这段叙述至少有两个问题。一是大兴屠杀并不仅仅是林彪和“四人

帮”煽动的结果，而且是毛泽东鼓励推动的结果。大兴屠杀发生在1966年8月下旬，是因为红卫兵暴力大规模升级，发生在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第二，关于在北京发生的群体性杀戮，《宣传手册》仅仅提到了大兴屠杀。这份“宣传”材料没有提到北京城里面更早开始的也更大规模的红卫兵杀戮。实际上，在同一时期，在北京城内，有数千人被打死，在紧靠中南海的西城区，就有333人被杀死。杀人数字超过大兴县。在文革后，在对文革的描写中，不提毛泽东的责任，回避更严重的事件，是常见的现象。

在上述文章中，提到大兴县的屠杀参与人员已经或者将要受到惩办。但是在北京市区打死人的红卫兵，在文革后没有受到追查或者惩罚。上述文章没有写到任何受难者的名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是普通人，不是高官，也不是社会名人。感谢遇罗文先生，亲自到大兴县调查，找到了325人中的三个被害者的名字。方俊杰是这三个名字中的一个。

另外一个名字是：大辛庄昕生村谭润方。谭润方的女儿也被铡死了。还有一个名字是：大辛庄中心大队韩宗信。韩宗信的妻子、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和两个十多岁的儿子也都被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