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昭钧
汪昭钧，男，北京东城区东华门东皇城根街20号居民，退休海关职员，1966年8月16日被抄家的红卫兵打死。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他的妻子许兰芳以及来做客的二女儿汪培嫄。汪昭钧被打死的时候近80岁。文革开始的时候，汪昭钧已经近80岁。他的妻子许兰芳比他大两岁，是个裹过脚的小脚老太太。汪昭钧当了一辈子海关职员，这时已经退休多年。他们住在北京东城区东华门东皇城根20号。从街道名称就可以知道，他们住在从前的皇城的附近，北京城里比较古老的一个地区。他们家离北京妇产科医院和中国美术馆都很近。
汪昭钧和许兰芳夫妇不是很有钱的人，但是属于在北京生活水平中上等的人。他们住的小院的房子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有8个女儿，其中大半都当医生，有较好的收入，给他们钱支付日常开支。文革开始的时候，他们第七第八个女儿都已经工作还没有结婚，和他们住在一起。文革前，他们和街坊邻居相处得很好。他们的邻居中有的人经济上比较困难，他们送给这些人衣服和鞋子等等，接济他们。
1966年8月，红卫兵在北京大规模兴起并且从学校“杀向社会”（这是当时红卫兵用的语言。）“破四旧”。红卫兵这一行动的主要打击对象之一，是北京拥有自己的房屋的人。除了被强迫交出房屋给政府，这些人在把房屋所有权交给政府之后，仍然几乎都被抄家以及被毒打，有相当一部分被扫地出门驱逐到农村，有的人还被活活打死。汪昭钧和许兰芳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被抄家和打死的。
当时
当时，红卫兵在北京散发传单，命令每家必须挂毛泽东的画像和毛泽东语录。汪家服从红卫兵的命令，马上买了毛泽东的画像。汪家堂屋里原来挂有一个大镜框，装着早已去世的汪昭钧的父亲的一张大照片。他们打开镜框，把毛泽东的画像放在父亲的照片上面，又把镜框挂了起来。
一个邻居领着红卫兵来抄家。有人向红卫兵报告，说汪家挂毛泽东的照片的镜框子里“有东西”。红卫兵打开镜框，看到汪父的照片。汪父穿的是老式的衣服，红卫兵硬说那是蒋介石的照片，是他们妄图“变天”的罪证。他们辩解说这不是蒋介石，红卫兵不听。
红卫兵很快开始动手殴打汪昭钧夫妇。他们自以为有足够的“理由”殴打他们：他们有房产，是所谓“房产主”，加上他们有老照片。当时，他们的二女儿汪培嫄正从天津来探望他们。她见势不好，就往门外走，想要躲开。她走到大门口的时候，被一个邻居看到，指给红卫兵说：“那是他们家闺女。”汪培嫄被抓住和她父母一起被打。她的五妹那
天也在父母家，也一起被毒打。
她的五妹被打得在地上滚来滚去。她用双手紧紧抱着头部，所以她虽然受了重伤，但是没有被打死。汪培嫄被打了没有很久就死了。显然是因为在乱棍中被打到了致命部位，所以很快毙命。
汪培嫄和丈夫住在天津。她毕业于协和医学院，当过医生，后来退职居家。她的丈夫是天津一家医院的会计。因为父亲生病，所以她从天津来北京探望，没有想到正遇上红卫兵抄家，和其父母一起被打死。她生于1913年，被打死的时候，53岁。
汪培嫄被打死后，她的父母继续被打。他们又被打了很久以后，失去知觉倒在地上。后来开来了运送尸体的大卡车。红卫兵把汪培原和汪昭钧许兰芳夫妇的身体都扔上了卡车。
汪培原和她的母亲许兰芳在被丢上运尸车的时候已经没有声气，但是她的五妹听到父亲汪昭钧还在呻吟，还没有死。尽管还没有断气，汪昭钧也被装上卡车运往火葬场，从此再也没有回家。
那天来汪家抄家并且打死三口人的，是北京第26中学的红卫兵。汪昭钧的四女儿住在天津，她和丈夫都是从协和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在天津，他们也被红卫兵抄家和殴打。她曾被红卫兵重击后脑勺，失去知觉昏迷倒地。
汪昭钧的大女儿也住在天津，夫妇俩都是医生。汪昭钧的大女婿是著名脑神经外科医生，他长肉赘需要定时经常检查，文革受到中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大量“批斗”，没有能按时作有关检查及早发现病情，死于直肠癌。汪昭钧的大女儿活过了文革，2003年一百岁，仍然健康。汪家一直有长寿家史。但是，她的二妹汪培原，在53岁的时候就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了。
汪昭钧家北侧的邻居，是姓潘的一对老夫妇。这对夫妇的儿子在美国。潘老夫妇也被红卫兵打死。他们居住的那条街上，除了这两个院子的五个人被打死，还有别的人也被打死，他们的姓名和门牌号码，已经难以了解。
这就是1966年8月发生在北京皇城根街的故事。那里是“皇城根”，不是文明的边缘地带，也不是蛮荒之地，没有杀人抢劫的传统或者野蛮残酷的遗风。但是在1966年的“红八月”，打人，打死人，而且是打死老人和妇女，忽然变成了平常的事情，一起又一起地发生。
笔者和汪昭钧的一位家人谈话的时候，她说，她的几个朋友和亲戚曾经劝她，不要和笔者谈话，免得引起麻烦。可是她想过以后还是决定和我谈
话。她说：“我还不甘心。”笔者感谢她的合作和坦诚，然而也被她所说的“不甘心”一词所搅动。“不甘心”后面的宾语词是什么？其实，并不是不甘心不大声抗议，不是不甘心不向公众控诉，不是不甘心不采取行动反抗罪恶，不是不甘心不要求惩罚凶手，不是不甘心不诉诸法律寻求司法公正，不是不致力于改革社会防止灾祸再次发生，而仅仅是，不甘心拒绝笔者的采访。“不甘心”的后面含有的行为宾语如此卑微。这正是文革的余慑余威的一种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