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珍

王玉珍，女，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副校长，从1966年开始长期遭到殴打、侮辱和监禁。1968年10月她从学校“牛棚”中逃出，和丈夫一起到北京西郊投河自杀。

王玉珍的丈夫是水利电力部的干部，不知道他的姓名。一位被访者说，他们的一个孩子叫顾义，1966年时是北京第31中学初中学生。另一个孩子叫顾家奇，1966年时是北京第33中学初中学生，曾经在内蒙古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新宝力格插队。这样，王玉珍的丈夫应该姓顾。

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在西城区，和中南海只有一墙之隔。该校有一批住在中南海一带的高干子女。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毛泽东和红卫兵在一起的多张照片中，有一张上有女一中的红卫兵学生，高干子女，靠在离毛泽东很近的地方。

在8月18日后不久，女一中就改名为“红大一附中”。9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红卫兵取缔驱逐天主教修女会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参与学校中的四所，并介绍了女一中的新名字。

笔者访问过该校数名学生和老师。他们说，第一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打人，是在8月18日以后严重起来的。

当时女一中没有校长，最高负责人是中共支部书记张乃一，被打得最厉害。红卫兵给她剃了“阴阳头”，用铜头皮带把她打得遍体鳞伤，又往她身上浇了粪水。粪水在受伤的皮肤上引起细菌感染，导致了败血症。张乃一的丈夫李达，是军队中地位很高的干部，但是他也无法出面保护妻子。幸亏有一位姓平的年轻教员，其父当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因为她是“红五类”又刚当教员不久，所以还能说服红卫兵，把发高烧的张乃一送到了医院。张乃一没有死。

一位管理宿舍的工友马铁山，被红卫兵指控为“富农”。他上吊自杀。

英语老师傅敏，是翻译家傅雷的儿子，钢琴家傅聪的弟弟（他们的名字连起来是“聪敏”一词）。傅雷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文革中再遭“斗争”和抄家，于1966年9月3日和妻子朱馥梅一起在上海家中上吊自杀。傅聪在1958年出逃到英国，当时被控为“叛国份子”。身为老师，又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傅敏遭到学生“批斗”，投护城河自杀（女一中高中院后面是护城河），幸好没有死。文革后他离开了这所中学。一名语文老师被“批斗”，精神失常。

王玉珍被剃了光头，被打得很厉害。她被关在女一中操场北侧的一间房子里，那里关了七个女“牛鬼蛇神”。她和另一位副校长佟沛珍都被关在那里。他们家里的人不知道他们被关在哪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会被打死。佟沛珍说：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没有人敢出来制止打人。我们找不到上级，不知道上级是谁。

和女一中一样都在中南海边一条街上的北京第六中学，红卫兵建立了一个校园监狱，还挂了一个牌子，上写“牛鬼蛇神劳改所”。王玉珍他们被关的地方，就是女一中的“劳改所”。

那里的人还被带到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在那里，他们被打得满地血水。

除了毒打，还有人身侮辱。在“劳改所”里，罚跪是常有的事。长时间跪着，膝盖都跪破了，有人就用点布裹把膝盖裹上。这件事被“揭发”。为了用布裹膝盖这件事，红卫兵又把“劳改所”里的人“斗争”了一次。看管“劳改所”的红卫兵学生警告他们：你们不老实，卞仲耘就是你们的下场。卞仲耘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1966年8月5日被该校红卫兵活活打死在学校中。

所有的“牛鬼蛇神”都被起了一个难听的外号，每次点名要自报外号。“都是很难受的。”当佟沛珍老师这样告诉笔者的时候，笔者当时不知怎么反应。笔者同意，但是又觉得“难受”一词用在这里实在是程度不够。1966年秋天，红卫兵把学校的“牛鬼蛇神”送到北京郊区的顺义县“劳改”。副校长佟沛珍摔倒了，一辆大车压过来。车上的人说，黑帮分子，压吧。幸亏车把式来了，把大车停住了。佟的右臂粉碎性骨折。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审查”王玉珍的“历史问题”。王玉珍在1949年以前参加了共产党。1968年她被指控为“假党员”。罪名荒诞而又残酷。她被“隔离审查”，也就是关在校中自设的监狱里。有一天，她逃出了学校。

据说她逃出学校后，找到丈夫后，去了一个亲戚家。他们想找一个地方躲避“斗争”，可是那时候不可能找到。他们就一起到北京西郊投河自杀了。过了一些天，有人发现了他们的尸体，报告给公安局。公安局的人拿了王玉珍身上的衣服到女一中来给她的同事看。他们认出那是她的衣服。王玉珍夫妇有三个儿子。文革开始时三个儿子分别为初一，初三和高一。他们因为都是中学生，所以当时都得下乡当知青。他们“插队”去以后，北京的家就没有了。文革后父母平反，他们被父亲所在单位水利电力部安排在下属一工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