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谈中
攀谈中，得知这个老人叫娄瘦平，被捕前在湖南中医学院任
教，安徽皖北人，一九零四年出生，这年六十七岁了，我问他劳
动上吃得消吗？他说他所在的九组都是老弱病残，比较起来，他
还算身体好的。我又问他家里的情况，他摇摇头没回答。当时我
真不懂
真不懂，这样一位大学教授怎么也成了“反革命”？囿于劳改场
规定“不准互相谈论案情”，我没问他判刑的原因，那是后来从
其他犯人嘴里听说的。
事情要回到从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成千上万的教授和学
者，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而遭批斗，并同“地富反坏右”这
“老黑五类”一道列为“革命的敌人”娄瘦平已在一九五七年被
打成“右派分子”，这次再加上“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是
所谓“双料反革命”，自然在劫难逃。他有一个女儿，当时正上
高中
高中，在学校也被红卫兵们骂作“黑五类的狗崽子”，饱受欺
凌。就在这时，娄瘦平的妻弟，也是一个所谓“反动学术权
威”
威”，不堪忍受批斗，只身从云南昆明逃来娄家避难。娄瘦平已
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里还藏得了一个“畏罪潜逃”
的人？想想走投无路，妻弟决定铤而走险，南下广州再逃往香
港，此事被娄的女儿得知，便执意要同舅舅一道去冒险。娄瘦平
只有这么一个宝贝闺女，本是不敢让她去冒这种风险的，可想想
眼下自己生死未卜，与其全家守在这里坐以待毙，不如让妻弟把
孩子带走。于是他凑出钱给两人作路费，分手时只对女儿说了一
句：“你自己去找一条活路吧！”
两人到了广州，人生地不熟，又不会讲广东话，那时广州大
街小巷布满了盘查行人的“纠察队”、“红卫兵”，立刻发现他
们两人行迹可疑，将之收容审查。“逃港”在当时虽是风潮，然
而一旦被抓获，照样是“投敌叛国”的重罪，结果娄瘦平的妻弟
被判刑十五年，女儿也被判了十年。娄本人因为对女儿讲了那句
“你自己去找一条活路吧”，被定为“教唆投敌叛国罪”，判刑
十五年
十五年，送来这个涔澧劳改农场。他的女儿当时只有十七岁，被
送到关门关押女犯人和少年犯的湖南茶陵县劳改茶场，我们组有
个曾在那里关押过的犯人见过这个女孩。
听了他这么惨的遭遇，我很自然的见了他就打招呼，出工
前、收工后，也总想跟他聊两句，希望分担一点他的悲痛。他那
个组都是老弱病残，常被分派在工棚里干晒谷、晒棉花、棉花分
级等活儿，不太费体力，但劳动时间很长，收工比我们晚，我回
到监房
到监房，总是见他手脚不停地忙着，或翻晒谷物，或修理农具，
要不就是搓草绳，有的犯人跟他开玩笑：娄老倌，你这么拼命干
活，还想不想活出劳改门了？他笑一笑，仍作他的事。后来他跟
我说
我说，一个人闲着，脑子很乱，手脚忙一点，心情反而平静。
我们所在的一大队，位于涔澧农场南部，关押犯人的监房由
一正方形的高墙电网围住，西南和东北角还各有一座岗楼，武警
日夜站岗。围墙内四栋监房，为四个中队，其中一、四中队是
“反革命犯”，二、三中队是“刑事犯”，共一千多人。
我们所在的四中队，又称“农科所”，生产水稻、棉花，还
管全农场的良种繁育。下设十一个生产组，分为甲乙丙丁四类，
既是劳力强弱的划分，也是吃粮标准的区别，还美其名曰“社会
主义的按劳分配”。犯人的伙食，主要是定量的大米、白菜、萝
卜，每月三两肉、三两植物油，但每天被强迫干十至十四小时的
繁重劳动，自然不足裹腹，犯人们整天饥肠辘辘。
，至今还深刻留在我记忆里。秋收已是起早贪黑了，场部忽
然急令各大队抽调劳力烧砖，那是为了给干部们盖大礼堂。犯人
既要割稻，也要完成干部规定的额外任务，割稻分配甲等劳力每
天三百七十平方米、乙等三百三十、丙等三百，而且必须完成割
稻、打稻、脱粒、和草并挑谷到晒坪这四道工序；五个犯人一
组，称为一“桶”，分工作业；我是乙等劳力，我们一“桶”五
人，要完成一千七百平方米（约两亩半）的活儿，一般都是每天
十个小时以上汗流浃背地拼命干，才能完成。如果完不成，干部
就勒令这一“桶”犯人“找原因”，挖出所谓“反改造分子”，
否则一“桶”人都不准吃晚饭。被挖出的“反改造分子”，要在
全中队犯人大会上挨批斗，干部还会剥光他的上衣，用竹扫把猛
抽，以“杀鸡儆猴”，这种刑法虽疼痛钻心，却只伤皮肉，不影
响第二天照常出工。
这次秋收，娄瘦平他们老弱病残的九组，都是六七十岁的老
人，也被赶到大田里干活。他们割稻还凑乎，腰疼难忍时可以跪
着、坐着割；但要他们这些老人踏人力打谷机可就“死猴子了”
（湖南方言“无能为力”之意），用脚踩踏板启动那个沉重的旋
转木桶
转木桶，必须加速到一定速度才能脱谷，操作者一旦同踏板配合
不好
不好，人立刻被踏板惯性弹一个跟头，老年犯人操作艰难可想而
知。偏偏秋收第一天，四中队指导员汤登和紧跟着下田来检查，
此人是涔澧农场造反派头头，一度还夺了场部的权，人称“汤司
令”
令”，为人心狠手辣，对犯人骂不离口、打不离手。他到田里一
看娄瘦平一组人割稻跪的跪、坐的坐，立刻大骂：“你们这几个
老家伙
老家伙，过去在社会上好逸恶劳，进了劳改队还不思悔改，偷懒
耍滑
耍滑，你们谁见贫下中农像你们这么舒服，坐在地下割稻？”当
晚点名时，“汤司令”又大骂这个老弱病残的一组，勒令“找原
因”。趁犯人分组讨论的间隙，我劝慰娄瘦平说：“他这是吓唬
我们年轻人的”，要他别在意。他苦笑道：“我知道。”几天
后，“汤司令”看看从这些老人身上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才把
他们调去翻晒稻谷。
第二年冬二月，为积肥抽干一个烂泥塘，农场干部们都携眷
蜂拥而至，大声吆喝犯人给他们捉柴鱼、挖鳝鱼，两天后，鱼已
提尽
提尽，塘泥中还剩一些莲藕，又细又小，犯人也都挖了出来，可
干部们已看不上眼，弃之而去。对饥饿的犯人而言，任何能入口
充饥的东西都非常宝贵，也常为了争吃一口萝卜菜而斗殴，因偷
吃喂猪的生红薯而被毒打。但是，如今面对这些莲藕，我们是又
喜又怕
喜又怕，怕的是按监规，未经干部允许犯人吃任何东西，都叫
“偷吃农副产品”，是可怕的“重新犯罪”，但我们还是分了这
些莲藕
些莲藕，但娄瘦平无论如何不肯领他那一份。第二天，我见来带
队的是一个比较通情达理的管教干部，就找他请示“分藕”一
事，并获得他批准，娄瘦平这才收下他那一份。
一九七三年四月，我们中队的犯人医生因贪污犯人的零花钱
遭撤职
遭撤职，中队干部决定让娄瘦平顶替。犯人医生没有专门的医务
室，所有药品都塞在一只小药箱里，这当中还有一个故事：其实
娄瘦平先前当过中队的犯人医生，就背着这只小药箱，有一次正
值旧草顶监房换新砖拱顶，停电用油灯，有人要止胃疼的颠茄药
水，娄瘦平老眼昏花，监房里光线又极暗，不慎认错药瓶上的标
签，拿了治外伤的红汞药水给病人，出了“事故”被撤职，大队
干部嘲笑他是“红汞药水和颠茄药水都分不清的所谓医学权
威”
威”，还组织犯人多次批判“反动学术权威”。
娄瘦平这次再作犯人医生，非常谨慎，特别在犯人物品保管
室清理出一小块空间，把各种药品分门别类，摆得整整齐齐，不
致拿错。他见我脸色蜡黄，就问缘故，我说我在大学读书时染上
了急性黄疸性肝炎，还没来得及治，就赶上“四清”下放、“文
革”、接受再教育、隔离审查直到被捕入狱、判刑劳改。娄瘦平
记在心上，抽空给我认真检查了一次，说我肝区明显有压痛和肿
大迹象
大迹象，便为我争取去场部医院检查，但未获批准。我将娄的诊
断写信告诉母亲，她一方面给农场写信以此要求改善我的生活和
劳动条件，一方面常年坚持给我寄营养品，救了我的命。
前面提到过，娄瘦平不能一个人闲待着，否则就精神恍惚，
夜里也睡不着觉。从一九七三年夏季起，他每晚“政治学习”
后，一个人在灯下写东西，有几次凌晨两三点我起身去厕所，都
见他还在写，他说他睡不着。他也从来没跟我说过他写的内容，
但后来听中队干部说，娄是基督徒，他写的东西，一部份是宗教
性的认识和人生的困惑，另一部份是“林彪事件”后他对中国前
途的担忧。这些文字也统统不知道遗失到哪里去了。
一九七四年元月初的一天，很冷。涔澹农场四面环水，冬季
多河
多河，犯人们早晚都用草绳将棉衣扎紧御寒。可那天收工后，我
看见娄瘦平正在监房内洗冷水澡，我知道他几十年来坚持洗冷水
澡，隆冬腊月也不间断，可那天低温大风，我上前去对他说：当
心别感冒。他笑笑道：不要紧，我习惯了。
谁知第二天他真的感冒了。我收工回来去看他，他正躺在床
上，说已经服了阿斯匹林，要我不必担心。就在那天晚上，他的
病情突然加重，昏迷不醒，送去场部医院后在也没有回来。据大
队干部医生说，他是因“突发性脑中风”病逝的。
娄瘦平病逝一年后，一大队调来一位新的干部医生，姓聂，
是娄瘦平在湖南省中医学院教过的学生，他说娄教授知识渊博，
讲课生动，为人谦和，是学院里最受学生尊敬和喜爱的教授。
一晃二十五年过去了，我也年逾半百，这期间自然是百般奋
力，居然从湖南省涔澹农场的一个年轻劳改犯，变成美国博士，
每当我在大洋彼岸这里的大学校园里见到一位白发苍苍的华裔教
授，就不由想起苦难中朝夕相处的娄瘦平来，他亲切的皖北口
音，也会在耳边萦绕……。
值此娄瘦平教授逝世二十五周年之际，谨作此文以为对他老
人家的一个小小的奠祭。愿敬爱的娄教授在地下安息！
原载《民主中国》1999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