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

费孝通，1910年生，1933年考入清华研究院，1938年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57年时是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他成为“右派份子”后，仍然在中央民族学院。在文革中，费孝通也被“斗争”，进过校园“劳改队”，住过“牛棚”。文革后，“右派份子”被“改正”，他开始担任很高的职务，以至享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专门一节火车车厢的待遇。他也常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各种文章，笔头甚健。但是始终未见他写到他所经历的“反右派运动”，也没有再提到他当年讲话中相当动情地说到的顾文选和周铎。

2002年春天，笔者两次给费孝通先生写信，告诉他笔者正在撰写关于顾文选的文章，向他询问有关顾文选的情况。非常遗憾，至今没有收到费先生的回信。不知道他真的忘却了顾文选，还是不愿意谈起顾文选。

顾文选被判刑

《阳谋》是一本关于“反右派运动”的书（丁抒，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1995）。书中写到顾文选：

“鸣放”时，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讲师黄继忠曾主持召开控

诉大会

诉大会，由该系在肃反中无辜被斗争的学生顾文选等上台控诉。

黄被打成“极右派”，送清河农场劳改。

顾文选成右派後，无处伸冤，天真地跑回杭州家里找妈妈。

结果被抓回北京，判处五年徒刑。刑满释放後，他留在清河劳改

农场“就业”，永不能回到社会。有一天，他去看望也在清河农

场劳改的原来北大的老师黄继忠。对黄说：“我恐怕以後不能常

来看你了。”

此时顾文选已经绝望，决定出逃。他设法逃到苏联。哪知苏联更不把他当人，克格勃将他像畜生似的装进麻袋，弄到莫斯科审问，然後又送回远东，引渡回国。一九七〇年“一打三反”中，顾文选被枪决。（330页）黄继忠在1980年代到了美国，曾在伯宁顿学院任教，后来退休。他在伯宁顿学院的美国同事和前房东知道笔者想与黄继中老师联络后，认真帮助查找他离开该校后的住址。但是其时他已经病重垂危。2001年，黄继忠去世。

“右派分子”学生被逮捕判刑，在北京大学顾文选不是唯一的一个。《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没有记载顾文选被逮捕，但是记载了“1957年7月27日，全校大会揭露和批判钱如平（数学系三年级学生）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行，并当场宣布将其送交公安机关法办。”（521页）显然，钱如平是一名顾文选式的牺牲品。

身居高位的五四时代的诗人郭沫若在《人民日报》（1957年7月7日）上发表诗作：“右派猖狂蠢动时，温情哪许一丝丝”。从文学的角度看，这样的“诗”根本就不像是“诗”。这种“诗”协助迫害，离开五四文学精神不知道远到了哪里。但是这样的“诗”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顾文选曾经置身的时代精神的写照。

周铎的悲惨遭遇

周铎是在1957年5月25日和顾文选一起在“控诉会”上讲话的人。笔者虽然没有能找到认识顾文选的人，但是采访到多位知道周铎的人。周铎的故事也十分悲惨。

周铎出身于南方乡村，194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英语。1951年，周铎还没有毕业，就被调到公安部门当翻译。因为当时公安部门抓了一批外侨，指控他们是“外国特务”，审讯这些人需要英文翻译。从清华大学外文系调去了两个学生，周铎是其中之一。

周铎后来要求离开公安部门回到学校学完课程。但是，清华大学的文理法专业已经在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被取消了。于是他在1954到北京大学西语系继续读书。

周铎告诉他的同学和老师，在公安部门工作的时候，他看到了审讯中打骂和用刑等黑暗现象。上面提到的西语系的黄继忠老师听说了以后，认为国家机关这样无法无天，是严重的问题，请当时的北大西语系主任冯至先生往上反映。冯至先生是著名诗人和翻译家，当时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据说冯至先生让周铎写成书面材料。周铎写了，后来又在会上讲了这些。

5月25日的会是在北京大学办公楼的礼堂开的。听的人很多。顾文选和周铎的讲话内容在听众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因为这个讲话，周铎被划成“右派分子”中的“极右分子”。对他的处罚是“监督劳动”。北京大学物理系的李淑娴老师在1957年也被划成右派，因此被送到北京郊区门头沟区的农村劳动。她说，她在西语系“右派分子”劳动的马兰村看到过周铎。周铎脸虚肿，走路腿瘸，一拐一拐的，头发也快掉完了。那时候正是“大跃进”，农村搞“大深翻”，把土地深翻到有两三铁锨深，不但把生土翻上来盖住了熟土，对庄稼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而且把人累得要死。“右派分子”要想“摘帽”，就要拼命“表现好”。既要劳动表现好，还要政治表现好。因此，甚至在“右派分子”中，也没有人理睬周铎，因为觉得他“问题大”，“控诉”了共产党，对共产党“没有感情”，和自己“不一样”。

周铎被“监督劳动”四年后，在1961年恢复学籍，和1957年入学的学生一起继续学完功课。1962年毕业后没有分配到工作，在北京大学的工厂劳动。

文革开始后，周铎一直在学校的“牛鬼蛇神劳改队”里。他被强迫缝

了一个黑袖套，上面写有白字“右派周铎”，成天戴在衣服袖子上。1968年，周铎被关进了北京大学的“监改大院”，也叫“黑帮大院”。那是北京大学文革当局建立的校园监狱，位于现在的塞克勒考古博物馆的位置上。这个监狱关押过200多人，是一个典型的所谓“牛棚”。曾经被关在那里的一位教授告诉笔者，在“监改大院”里，周铎挨打最多。他的裤子上总是沾满鲜血，非常可怜。看守的红卫兵经常用竹片子打他。竹片子打人是最疼的。看守的红卫兵学生还常常把周铎当作寻开心的对象。空闲的时候，就大叫“周铎，过来。”周铎走过来后，站着。他们用棍子打他的两只脚。他们打一棍，周铎的脚缩一下，他们又打一下，周又缩一下。他们从中取乐。有一次，骡车拉东西。饮骡子的时候，看守的红卫兵叫周铎和一个法律系的教授，像骡子一样套上车拉着车在院子里来回跑，他们则把这当热闹看。

另一位一起被关的教授说，周铎可能装疯卖傻，也可能是真的。那时候通常只给“牛鬼蛇神”吃窝头，不给吃馒头，但是有一次有馒头的时候，周铎也只吃窝头。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有罪，只吃窝头。早上很冷的时候，他起床后拿着一本毛语录，站在门外一个钟头，一页都不翻，发呆。他从地上拣柿子皮吃，拣土块吃。这个人的故事可以写一本叫《狂人》的书。他也可能有一点装。被迫害得没法子了，不能反抗，只好这样。在“监改大院”里有“监规”：不准互相谈话，走路不准抬头。所以这两位教授都不能和周铎谈话。他们不能确定周铎是装傻，还是长期的折磨已经造成了他严重的精神问题。但是周的健康问题是十分明显的，他失去了几乎全部牙齿和头发，瘦弱不堪，面无血色。

在全校性的“监改大院”被关了11个月以后，周铎和西语系的其他“牛鬼蛇神”被转押到西语系的“牛棚”中。当时西语系在41楼关押了一批人，其中大多数是年纪较大的教授，所谓“反动学术权威”，还有两个很年轻就被划成“右派份子”的人。他们睡上下床。周铎睡在进门后右手边的上铺。睡在他下边的，是老教授朱光潜。

当时有一个监管这些“牛鬼蛇神”的西语系学生，非常凶暴。这个人进门，从来不用手推门，而是一脚踢开。他进门后，全部被关的人都要站起来。这个人每次进门以后就转向门的右边，甩开膀子狠打周铎几个耳光。“牛棚”里的人看到周铎天天被打，毫无办法，只是后来按照这个打人者的姓名的谐音，起了个外号叫“暴徒”。很多年后说起这件事情，北大西语系的两位老师气愤难平，说，周铎被折磨死了，“暴徒”现在却活得很好，他半夜的时候不觉得有愧吗？

文革中给被“斗争”的人“定性处理”的时候，周铎从关押中被释放，居然还被称为“宽大处理”的对象。掌管北京大学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召开全校的“宽严大会”，以体现他们执行“党的给出路的政策”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没有被戴上手铐抓走的人，定上不同的罪名，允许回家，就算是“从宽处理”的。周铎也列在其中。自从被划成“右派分子”，他受尽了各种各样的迫害，他的生活都被“革命”所榨取了，最后还不得不扮演一个甘心认罪、感谢被“宽大处理”的可怜角色。这不是黑色幽默，而是彻底的残忍。

周铎当时身体已经非常坏，他在被“从宽处理”后离开了北大，不久后就死去了。他没有结婚，没有家庭。现在无人能提供他死在何时何地。如果顾文选不逃离劳改农场，不偷越国境，也许不至于被枪毙，但是毫无疑问，他一定会继续被“斗争”，被折磨，殴打，关押和侮辱。他的命运不会比周铎好。

三，在“肃反”中被关押的顾文选

顾文选自述《我的遭遇》

笔者开始设法了解顾文选在“控诉会”上究竟说了什么。

陈奉孝1957年时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学生，被划为“右派份子”后，被判刑15年。他说，顾文选的发言写成文章印在“百花学社”办的杂志《广场》上。这个杂志仅仅出过一期。当年他参与编辑，但是早已没有这份杂志。

笔者开始寻找这一本载有顾文选文章的《广场》杂志。

寻找过程的难度超出了笔者的预想。笔者曾经和其他像顾文选、陈奉孝一样被划成“右派分子”的北大学生联络，又向北京的两所大学图书馆求助，曾经写信给北京大学历史系和中文系的教授，都没有结果。

这一本《广场》杂志，曾经是北京大学一批学生被划成“右派份子”遭到严重惩罚的“罪证”。在当时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被判刑15年的判决书上，支持《广场》被列为她的罪行之一。然而，这份杂志本身却再也找不到了。我们无从知道这本杂志在哪儿，里面有什么，尽管很多人因这本杂志受苦甚至死亡。这简直带给人一种荒诞感，象卡夫卡的小说。

最后

最后，终于从住在巴黎的林希翎女士那里得到了顾文选的这篇文章。林希翎生于1935年，1957时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即将毕业的学生。上文已经引用过她成为“右派分子”后又被判处15年徒刑的判决书。1957年5

月23日，林希翎到北京大学发表演说，批评“肃反运动”对人的迫害。两天以后，顾文选在会上讲了他在“肃反运动”受迫害的亲身经历。但是，实际上林希翎并不认识顾文选，甚至也一直不知道顾文选的名字。

林希翎在1958年7月21日被公安人员抓走，“理由”是她“殴打”了监督她的一名学生，宣布对她拘留5天。5天以后，以她“态度不好”改为15天。15天以后以“反革命罪”正式宣布逮捕，随后判了15年徒刑。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到人民大学布置对她的处置。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的这些大学生，其实是一些散在的个人，他们之间并无联络。甚至直到21年后他们得到机会恢复名誉之后，“右派分子”们也没有为他们的共同命运和历史作过多少书写和记载。但是另一方面，掌握无比权力的强有力的政权，把他们作为一个敌人群体而加以无情打击。

《广场》上的顾文选的文章有14页，标题是“我的遭遇”。杂志是近50年以前用手刻写在蜡纸上以后油印的，现在已经字迹模糊，但是勉强可读。

顾文选的讲话以一首诗开始，说明他的心迹，不是反对共产党，而只是反对共产党里的错误。

本来我不计较我的不幸，

我以为时间，

这浩荡长流会把它冲洗干净，

那时我将和过去没有创伤时一样，

在生活中享受着愉快和平静，

可是我没有力量摆脱那惨痛的记忆，

时常在寂静的黑夜中被噩梦惊醒，

受了创伤的自尊心得不到片刻的安宁，

脑海里不时缠着镣铐的声音。

我们的时代是个明朗的春天，

但也停留着片片黑云，

就是这些黑暗的东西，

毁掉了多少人宝贵的青春，

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我要呼出这人间的不平。

请人们看清“三害”的面貌，

共同燃起真理的火炬把它烧个干净。

顾文选自述，1949年时他15岁，在杭州“参加了革命”：他参加了共青团，以后一直在杭州公安局工作。1955年6月中旬开始“肃反”，“当时我对肃反并不在意，因为我没有问题，在国外也没有什么亲友，我的亲友中也没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肃反无论如何也肃不到我头上来，顶多我和大家一起学习。可是想不到当天下午我们机关里的领导人就布置人斗争我了。他们掌握的材料主要是：诬蔑打击领导，拉拢小集团，文艺思想反动。”

顾文选认为他的悲剧在于“过分心直口快”，“太单纯，太忠厚”，所以被领导和品德不好的同事忌恨。至于他的“反动文艺思想”，只是他练习写作，写了两篇小说，其中一篇写了农村出身的共产党干部进城后遗弃原妻。仅仅为他的“反动文艺思想”，就斗争了他一整天。

顾文选被连续斗争几天以后，因为他不认罪，一天晚上遭到一群斗争他的同事的殴打。打得非常厉害。他回手保护自己。结果，他的同事指控他“打人”，用手铐把他反铐，又用麻绳把他捆绑起来。这些人打电话报告了“五人小组”之一的一个副局长后，就把顾文选送到杭州市监狱。在那里把他上了脚镣手铐关起来。他被关在监狱里四个月。

顾文选说，逮捕他是违法的。没有逮捕证，以后也未补发，逮捕后36小时内一直没有提审，完全破坏了逮捕条约。

他给出了种种细节，包括打他的人的名字，时间，地点，还一一告诉了监狱里吃的东西。他说他说的都是实情，不会有一分造假，可以调查。从法律的角度看，即使顾文选的描述有不合乎事实的地方，也不是犯罪。另外，这些描述看起来是相当真实的。这也是当时连费孝通也受了感动的原因。

恐怖的“肃反”

“肃反”的指导性文件之一，题为“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份子和其他坏份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这个“规定”上署明的发出日期是一九五六年三月十日。在这个“规定”中，在分条列出了所有的可以定为“反革命份子”的类别以外，有一条说：

“品质极端恶劣的蜕化变质的份子。这种人可以不计算在5％左右的坏人以内，列入审干范围去处理。”

这条规定，很清楚了从侧面证实了每个单位是有5％的打击对象的定额的。

一些参加了“肃反”的人们向笔者描述说，当时各单位都成立了“五人小组”领导“肃反”，都是要凑够5％的比例，拚命威逼恐吓，要抓出足够的“反革命”数字来。这里有来自上面的领导机构的压力，也因为本单位里有的人要趁机卖积极立功。

要注意到，在1955年进行的这一场“肃反”运动之前，已经有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官方公布的资料：在1950年12月到1952年中，“关押各种反革命份子27万，管制23万，处以极刑（杀）71万。”（《中国昨天与今天，1840－1987国情手册》，马宇平，黄裕冲编写，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37页）。毛泽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说的则是杀了100万。

“镇反”杀人，也是定了比例做的。《当代中国重大事件实录》（北京，华龄出版社，1993，277页）中有这样一段话：

1951年5月10日至16日，“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根据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报告及毛主席的指示，于15日通过《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发至中央局及省市、区党委。

这个《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说：

各地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在农村中，一般应不超过人口的1％；在城市中以0.5％为宜；对党政军及文教、工商、宗教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内部清理出来的应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处决十分之一二为原则。（上引书同页）

这段话后来印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页，只是少了“在农村中，一般应不超过人口的1‰；在城市中以0.5‰为宜”这一句。这显然是在26年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因其杀气太凶、邪气太外露而删掉了这些杀人的百分比。

人口的1‰和0.5‰是巨大的数字。在杀了这么多“反革命”和关了大量的“反革命”以后，还要进行一次全民性的“肃清反革命”，除了扩大“反革命”的定义之外，自然还需要加大审查对象的人数和对他们施加各种压力。为此，全国竟然有75万专职肃反干部，作了328万人次的外出调查（同上书，740页）。

作者朱正分析道：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在“肃反”中被整肃；当时全国的各种机关团体学校企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共计约670万人，在这些人员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肃反对象。（在《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256－261页。）在上面引用的顾文选的《我的遭遇》一文中，他自己以为他没有“问

题”

题”，不会成为“肃反”的对象，但是他却在“肃反”一开始就遭到“斗争”，显然是因为要凑够5％的比例，必须找出新的“斗争”对象。“肃反”打击了太多的像顾文选那样的人，因此，在1957年，批评“肃反”成为所谓“右派言论”中比较多见的内容之一，后来也成为划定“右派分子”的罪证之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划分右派份子的标准》中专门规定了一项：“攻击肃清反革命份子的斗争”的，应划为“右派份子”。就这样，顾文选被牢牢框住了。

应当指出的一点是，控诉自己遭受的冤屈，其实和从根本上怀疑否定这个“肃反运动”，是有所不同的。顾文选并没有从整体上否定“肃反运动”，而仅仅是揭露了“肃反”中他被“错斗”。但是，当时这就成了严重的“罪行”。这当然是因为最高当局不允许对“肃反”提出批评。同时，我们也可以由此知道，当时没有人从整体上反对“肃反”，没有人作深层的否定，于是大学生顾文选就成了站在最前排的先锋人物，也就最先被击倒。把社会中的一个很大的人群，划出来进行“审查”，隔离审讯，再从中又划出一部分作为受到永久性处罚的“敌人”，这样的做法，几十年来不断实行，以致有的中国人已经把这样的做法视为像刮风下雨一样的常态，不从根本上去质疑和反对。

罗瑞卿的结局

主持“肃反”的罗瑞卿，1906年生，四川南充人，在中学时代参加共产党，“镇反”“肃反”“反右”运动时期任公安部长，并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中央军委秘书长，成为军队的最高权力圈中仅次于林彪的人物。后来被毛泽东确定为文革的头一批打击对象，所谓“彭罗陆杨”中的一名。1966年3月在高层被清洗后，立即被关押。他在1966年3月18日跳楼自杀，没有死，但是摔断了腿，后来截肢。大规模的学生群众运动兴起以后，罗瑞卿从秘密关押变成了由群众“斗争”。1966年12月，罗瑞卿脖子上挂着大牌子，被装在一只箩筐里，拖到北京的体育场里，和其他“反党份子”一起遭到红卫兵的“斗争”。他被装在筐子里，是因为他的腿在自杀时摔断，不能走路。

这种所谓“大会斗争”，除了咒骂以外，还包括体罚和殴打。在十万观众挥舞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高喊“打倒”之声中，拖出一个装在箩筐里的断腿人来作“斗争”，实在是文革最无人道最为野蛮的场景之一。而且，文革时代的摄影作品还将此作为正面的画面来记录，这是在丑恶

之上又加了一层丑恶。

也使人吃惊的是，被装在箩筐里遭到“斗争”的人，对于他自己被安的罪名不承认，但是对他自己曾经发动的对几百万人进行过的与此类似的“斗争”，至死也并未觉得不安。在1990年代出版的他的女儿写的关于他的书里（《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回忆》，罗点点，南海出版公司，海口，1999年），细腻深情地写到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多么不公平，却一字没有提到他曾多么残酷地对待千千万万别的人。这本书并且热情赞美罗瑞卿在“镇反”“肃反”中的作用。

对罗瑞卿的个人历史的这种描述，显然表明这本书的作者只认为她的父亲不该受到那种野蛮的“斗争”，但是他对别人所作的类似事情，则是完全不必质疑的。这是从个人利害关系为中心对文革做出的描述和判断，没有道德和逻辑的基础。这样的描述中隐含的原则是非常有害的。

四“群众讨论”枪毙人

在“公检法军管会”的“通知”里说：“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

仅仅从这份材料本身，也可以看出这种“群众讨论“的功能是什么。顾文选的主要罪状是”反动言论”，但是材料中没有介绍他到底说了什么“反动言论”。如果真的是要“群众”来“讨论”对顾文选的处理，那就应该告诉大家他到底说了什么“反动言论”。不告诉“革命群众”顾文选到底说了什么，却要群众“讨论”对他的处理，这根本不是真要群众来参与定罪过程，而是恐吓群众，逼迫他们再也不敢讲任何可能当局不准讲的话，不敢说任何可能会被指控成“反动”的言论。

在历史上，也还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和一个政权，可以把普通人民控制到这样严密的程度。他们不告诉人民这些人的“反革命”活动到底是些什么，却要求每一个人都“表态”来支持杀死这些人。他们不但杀人，还要造成一个“众口一词”的形势。他们用恐怖来塑造舆论，这舆论又反过来支持恐怖。

被访者中曾经有人参加过“公检法军管会”要求“革命群众”对这55人的“处理”作的“讨论”。据他们说，“讨论”的时候，一片声音，都是“枪毙枪毙”。

一位被访者说：你能想象那时候北京人有多坏吗？他们根本不把别人的命当回事儿。他们喊过“枪毙枪毙”，就赶快回家吃饭去了。

鲁迅写的阿Q，在他自己被杀之前，曾经很兴奋地去看杀别人的头。文革年代，普通人也活得像鲁迅笔下的阿Q，会兴高采烈地参加“公判大会”，把别人被枪毙当作好戏看。

和顾文选同列于一份“反革命”名单上的五十五人中有张郎郎，他当时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他最初也是“内定”要判死刑的。他告诉笔者，他曾经被戴上脚镣手铐押到他的学校去，让学校的人一一对他的“处理”表态；他的父亲和16岁的弟弟也被揪来，站在台下，听着会场上一片“要求”枪毙他的声音。

让张郎郎永远不忘的是，黄永玉和刘迅两位画家老师，听说是要“讨论”关于他的“处理”时，没有出席这样的会。据说他们两人装病，以此为由没有来学校。

顾文选在名单上名列第一，张郎郎和他的“同案犯”周七月（北京外国语学校高三学生）则被列为第二十九。他们的“罪名”如下：

张、周二犯思想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为仇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张、周二犯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并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一九六六年二月，张、周二犯与外国驻华使馆人员取得了联系，出卖了我国大量重要军事、政治、经济情报。

张郎郎和周七月后来被判刑十年。据张郎郎说，他们两个没有如预期的那样被判死刑，是因为他们二人的父母，都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级别很高，所以对他们比较“宽大”。

那个年代如此残酷，以致不枪毙就可以被当作“宽大”。张郎郎和周七月被判十年，只是因为他们曾经结交过几个法国来的学生，而且是法国的“左派”学生，因为向往“革命”而来中国留学。法国学生回法国去了，和他们来往过的中国学生却成为“特务”“反革命”被捉了起来并且判以重刑。

在“革命群众”被命令讨论他们是否该枪毙的时候，最有同情心的人如黄永玉和刘迅，也只能是找借口回避。这是当时最勇敢的行为了，在当时罕见得如凤毛麟角。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恐怖的环境啊。能暗暗保持沉默，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了。“仗义直言”“挺身而出”这样的汉语成语在当时是无处可用的。

结语

透过以上描述，对顾文选的一生作一个顺时间的跟踪，我们可以看

到：

他在1955年被粗暴地整肃了一次。他在1957年说出了他的不满，因此他遭到更大的惩罚。他在1966年不能忍受而决定逃走。结果在1970年他遭到第三次惩罚，这次惩罚使得他再也不可能有任何不满与违抗，因为这是死刑。

1949年，顾文选是个仅仅15岁的少年，以后，他逢上了从“肃反”到“反右”到文革的“一打三反”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他受到一次比一次严厉的迫害，最后被枪杀。他开始受迫害于“肃反”，他被划成“右派份子”并被关进监狱于“反右派运动”，他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枪杀于文革。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遭遇？明明是一个毁灭人的过程。

而且

而且，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孤立的命运。在1955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中，有一百多万人被整肃。其中有一大批人被关押判刑。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有50万到100万人被划成了“右派份子”。在文革的各个“运动”中，每次通过“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打击那百分之五的“一小撮”，累计起来的数字，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文革使迫害的规模和程度达到了最高潮。象顾文选一样被划成“右派分子”又入了监狱继而被判处死刑枪杀的，仅仅在北京大学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的589个学生中，还有中文系的林昭，化学系的张锡琨，哲学系的黄中奇，历史系的沈元。

在文革中，连1957年迫害过“右派分子”的北京大学中共党委书记江隆基，连领导了全国“肃反运动”的罗瑞卿，也都遭到残酷迫害。前者在被残酷“斗争”后自杀身亡，后者在跳楼断了腿后又遭到残酷的“斗争”。以意识形态的名义和革命的名义，把人类的一部分宣布为必须消灭的“敌人”，通过一系列预先设计的所谓“政治运动”，一个政权把社会中的一个群体，不是一个两个人，也不是几十个或几百个人，而是一个极其巨大的人数――人口中的一个百分比，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地予以打击和消灭，这就是毛泽东对顾文选和亿万中国人所作的。

这一系列的大规模的迫害与屠杀，是毛泽东的“革命”实体的最主要的一部分。同时，这些严厉残酷的行为也保证了无人能够反抗他的革命。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非常遗憾，关于顾文选，笔者能够收集到的只是一些这样的片断记录。因此，对他个人了解极少，不知道他的高矮胖瘦，也不知道他的性情脾气。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方面资料不够充分的情况对本文来说有可以原谅的一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个人的体质或者性格

方面的特色其实没有对他的命运起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命运是和一连三个所谓“政治运动”缠卷在一起的。是这三个“运动”，即“肃反”“反右”和“文革”，把他，还有千千万万的普通的中国人，推向苦难和死亡。这里考察的是顾文选一个人的遭遇。他作为一个人被无情地迫害死了。我们从他的故事感到震撼，因为我们也是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