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友道
董友道，男，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师。1968年，他与该系另一教师谢至和的私下谈话被揭发并被指控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董友道和谢至和被关进学院的地下室里“隔离审查”。他们两人被分别关押，两头刑讯逼供。董友道在“隔离室”中吞了大量铁制的图钉等而死亡。谢至和则被“专政机关”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文革时代被做为最严重的“反革命罪”。
据当时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回忆，当时大字报上公布的董友道和谢至和的主要“罪行”，使他们之间的如下两段对话：
对话一：
“你说文革是什么意思？”
“那不就是三点水对王光美戴珍珠项链不高兴嘛。”
三点水指江青，毛泽东的妻子。1966年12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和组长陈伯达召集一些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织开座谈会。从他们的讲话中明显看出，他们正在安排红卫兵组织逐步推进对刘少奇和他的妻子王光美的“斗争”。江青在讲话中说，王光美1963年和刘少奇一起访问印度尼西亚，离开前江青告诉了王光美不要戴项链，但是王光美出访的时候还是戴了项链。
当时江青关于项链的这段话被写在大字报上到处传抄。1967年4月，清华大学“造反派”在清华大学校园开数万人的大会“斗争”王光美的时候，强迫她戴上了用乒乓球穿成的一串“项链”，和江青这段讲话直接有关。刘少奇和王光美1963年访问印度尼西亚的记录电影，在1967年被作为“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面典型放映。
董友道和谢至和的这段对话说的是事实，只是他们的口气对江青不恭敬。那时候江青被称作文革的“旗手”。任何对江青以及文革的批评，也像批评毛泽东一样，属于“反革命罪行”。
江青关于项链的一段谈话，依照当时的记录，照抄如下：
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伯达同志召集部分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座谈
会纪要
1966．12．28
……
有人提到刘少奇的检讨。
江青同志说：“他（刘少奇）的检讨是不成话的，在干部中
没法通过，全国人民有个认识过程。我对小平同志认识了十几
年，对刘少奇是一九六四年认识的。当时，我觉得我们党处在危
险之中
险之中，那时我听了他一个报告，七个小时，完全是赫鲁晓夫式
的报告
的报告，他反对主席的调查方法，主张王光美的蹲点。其实，王
光美蹲点也是假的。”
江青同志又讲到王光美，说王光美不老实。王光美去印尼之
前找过我，当时我在上海生病。她说她要带项链，做带花的衣
服。我说：“你是个大国主席夫人，多做几件衣服倒可以，但你
是共产党员，不能带项链。”因为这件事，她好几夜没睡好，事
后答应了。说：“我接受你的意见，不带项链了。”结果这次一
看电影
看电影，她又带了，她骗我。电影为什么不放到清华去演一下。
刘志坚同志，八一制片厂有片子没有？到清华去放放，那是一株
大毒草。你们要揪王光美回来，我支持。
……
对话二：
“世界上还有哪个领袖最爱拍照片？”
“阿道夫·希特勒。”
文革时代，红卫兵命令到处都必须张贴毛泽东的像和语录。报纸也每天发表大量毛泽东的照片。一份6版的《人民日报》上会有十多张毛的头像和照片。希特勒也是个进行领袖崇拜的人，但是其实并没有达到毛泽东的程度。董友道和谢至和的这段对话说的是事实。
董友道和谢至和以上两段对话作为治罪材料在大字报上被公布以后，文革当局有了“规定”，把这类对最高领导人有所批评的言论，叫做“防扩散材料”。这个特别用语的意思是不许向群众公布，也不许当众重复或者引用这些言论。在上海戏剧学院，公布董友道和谢至和的这两段对话，后来受到运动领导人的批评，因为这“扩散”了他们的言论。
这种“防扩散材料”，既要作为治人重罪的根据，有不准重复以杜绝
“扩散”。在这种情况下，哪怕不管这种言论该不该是“罪”，造成无中生有的冤案假案是非常可能的。
因为这种“防扩散”政策，在文革中，对大量的“现行反革命”们，人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反动言论”。在董友道和谢至和的案子上，人们总算还知道了他们是因为什么被监禁、被刑讯、被迫自杀以及被判处十年的重刑：就是这样两段对话。为这样的对话，那个年代可以理直气壮地逼死一个人，并把另一个人判刑十年关进监狱。至于他们是否真的说了那些话，原话是否确实如此，大可怀疑。因为当时个人没有录音机，不可能提供录音作为证据，定罪全凭某些人的所谓“揭发”，而这种揭发很可能是为了邀功请赏而夸大甚至捏造的。
可以想象什么能使一个人吞下了大量的铁图钉。1968年，上海戏剧学院把地下室设成了监狱。被关在那里“审查”的人，包括女学生，个个都遭到毒打。最常用的方式是用拳头和棍棒打，还用铜头皮带抽。还有一些打手练了“功夫”：他们能一脚把“审查对象”勾倒，令被打者立时扑倒在地，然后把被打者一把拎起来，被打者刚刚站稳，他们又一脚勾去，把被打者又勾倒在地，如此一下又一下，连着几十次，被打者痛苦不堪，他们则乐此不疲。所以，可以肯定，自杀并不是因为脸皮太薄，稍稍被指责就轻生，而是野蛮残酷的殴打折磨和虐待的结果。
1968年，在上海戏剧学院，至少有5个人被“斗争”和关押后自杀。其他大学的死亡人数超过这样的数字，不过，必须知道这样的艺术学校的学生和教员的总人数，也大大低于其他大学。就受难者在总人数中的比例来说，上海戏剧学院不是低的。
戏剧学院的丑陋暴力始于更早的时候。在《文化大革命博物馆》（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第二版，2002，180页）有一张照片，是在戏剧学院里，戏剧学院和美术学校的红卫兵联合“斗争”校长和教员。被“斗争”的人成一排跪在地上，头触地。一个个红卫兵们站在他们身后，右手高举毛泽东语录本，左脚踏在他们的背上。这是毛泽东所写的“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形象而具体的实践。
这样的照片，和董友道以及其他受难者的死亡一样，不是虚构艺术中的剧照，而是文革中的上海戏剧学院的现实。这是怎样的残酷和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