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淑洪

胡淑洪，1923年生，女，北京航空学院数学教研组讲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1968年4月被“隔离审查”，1968年5月在“隔离”中从该校主楼上跳楼自杀身亡。胡淑洪的丈夫姓李，是北京机械学院的教员，当时也在其校被“隔离审查”。胡淑洪死后，她的丈夫被北航当局用卡车拉到北航，但是没有准许他看到妻子的尸体。胡淑洪的丈夫在第二天也跳楼自杀身亡。

在北京航空学院，和胡淑洪在同一时期遭到“审查”而自杀的人，还有杨文衡、李铿、李国瑞，以及李国瑞的妻子、母亲以及两个孩子。但是，这并不是北京航空学院在文革中的全部受难者，而仅仅是笔者调查中发现的一部分。

这八名受难者，都死亡于1968年春天和夏天，死于当时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北航的人说，北航在“清队运动”有二十多人被整死。而“清队”只是文革中一系列的整人运动之一。

上述受难者中，胡淑洪和杨文衡是北京航空学院数学教研组的教师。这个教研组当时只有三十名教员。

“清队”开始以后，首先被关起来“隔离审查”的，是教研组里面年纪比较大的人，因为年纪大的人被认为有“历史问题”。虽然那个时候共产党已经在全国执政19年。共产党已经在1952年和1955年两次开展大规模的“运动”，强迫每一个人详详细细地“交代”“坦白”他们个人的历史和所谓的“历史问题”，“清队”又一次重复“审查历史”，而且采用的比以前更加严厉和残酷的“审查”方式。

数学教研组全部7名在1949年以前大学毕业的教员都被“隔离审查”。被关在学校里。学校“革命委员会”把他们监禁在校内，不准回家，不准见家人，不准和人谈话。

在7名被关起来的老教师中，最早被关起来的是三人。一个是数学教研组组长，也是这个教研组唯一的教授。他曾经被教会送到美国读书。他当时50岁，他的罪名是“漏划地主”。后来“定案”的时候他没有被定为“地主”。长期挨整和受压抑的结果，在60多岁时就患肝硬化去世了。三人中的另一个是副教授熊震翔。她的经历很简单，大学毕业后就当教师教数学，从来没有做过别的职业。把她关起来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她和刘少奇妻子王光美的有“关系”。熊震翔毕业于辅仁大学，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也毕业于这个大学，和她是上下年级。王光美学物理，熊震翔学数学，数学物理专业同在一个系，称为数理系，但是他们毕业后就没有来

往过

往过，后来王光美成为国家主席夫人，更不可能有什么来往。有一次，熊震翔被逼问了整整一天的功夫，被逼问和王光美的“关系”。二是她“隐瞒家庭出身”。她在表格上填的“家庭出身”是“职员”，“专案组”逼她承认是“地主家庭出身”。她在1968年四月二十几号被“隔离审查”。她是被关押时间最短的一个人。关了多久？8个月。

熊震翔被关在学校不能回家，她的丈夫是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编辑，也被“隔离审查”不能回家。“清队”是毛泽东直接指挥的全国性的同步展开的“运动”，而教育单位又是重点对象，所以他们夫妇同时被关。据说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牛鬼蛇神”们得到的对待比在大学的“好”：他们在出版社的院子里“劳动改造”的时候，只有那里的小孩子去打他们，他们没有被大人毒打。在大学里，大学生打被“审查”的人，下手又狠又重。她家最大的孩子是中学生，最小的9岁。她家被抄家五次。北航的三个“造反派组织”各来抄过一次，中学生来抄过一次，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人也来抄过一次。她被关了八个月。经过了大量审讯和“外调”之后，实在找不出她和王光美有什么关系，也没有找出她父亲有过土地或者房屋，她也算不上“反动学术权威”，北航当局给她做了“结论”和释放了她。给她的“结论”是：不作结论，不入档案。这样的措辞，好像是在说以后还可以为这些事情再次“审查”她。

胡淑洪是头一批被“隔离审查”的三个数学老师之一。胡淑洪生于1923年，那时45岁，是讲师。她被关在北航主楼的数学教研组里面。主楼呈“U”字形。她被关的地方是在侧面。胡淑洪在北航主楼跳楼死亡。胡淑洪的丈夫在北京机械学院工作，姓李，那时候也被“隔离审

查”。他的罪名是曾经给国民党的报纸当过编辑。胡淑洪死后，北航当局派了一辆卡车，到北京机械学院把胡淑洪的丈夫拉到北航。到了北航，胡淑洪的丈夫被告知他妻子“畏罪自杀”了，但是他未被准许看到妻子的尸体。北航当局把胡淑洪送回北京机械学院的“隔离审查室”的第二天，胡淑洪的丈夫就在北京机械学院跳楼自杀。这一对夫妻就这样被毁灭了。

数学教研组死于“清队”的另一个教员是杨文衡。他只有30多岁，被指控犯有私下议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的“现行反革命罪”。他曾被连续“斗争”30多个小时。之后，他撞在疾驶的军用大卡车上自杀。

数学教研室有十来个老师被“审查”。“批斗”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把别的人押去“陪斗”：弯腰90度，所谓“低头认罪”。

外文女教师师李铿也在同一时期自杀身亡。外文教研组和数学教研组同属“基础教学部”。李铿被“隔离审查”。她从北航主楼的四层楼上跳了

下来。

李国瑞一家的死，更是惊心动魄。李国瑞全家五口人一起自杀，两个孩子只有10岁和8岁。他们死于1968年夏天最热的时候，是7月间。那时胡淑洪和杨文衡已经死亡。

当生命变成无休止的侮辱虐待和折磨，他们选择了死亡。

北京航空学院在文革中赫赫有名，不但在北京，而且在全国，因为在那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所谓“革命造反派组织”名叫“北航红旗”，全称是“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红卫兵”。“北航红旗”的头头韩爱晶在1967和1968年被称为“五大领袖”之一。“五大领袖”中的其他四个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地质学院。作为一个学校，北京航空学院的规模远没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北京师范大学那么大，北航“革命造反派组织”“北航红旗”能够跻身于“五大”之中，显然是因为它在当时异常积极和活跃，不但在北航学校里成为新的统治者，而且在全国各地积极推进文革发展。1967年，文革建立了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在北京航空学院，“北航红旗”的头头韩爱晶成为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的主任，该校第一号权力人物。韩爱晶也是北京“大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北航红旗”呼风唤雨了一段时间以后，在1968年7月底失去了毛泽东的宠爱。以后这个组织的人包括已经得到了一些官职的人在内，渐渐被抛弃。1980年“四人帮”被审判以后，北航红旗的领导人韩爱晶被判刑15年。但是，他被判刑的原因，就公布的材料来说，是和“四人帮”的关系以及迫害“革命老干部”，却并没有提到上述北航受难者受到的迫害以及他们的姓名。

上述八人以及更多的被害者在北航被害死，其中的罪责首先应该归结于毛泽东和他的文革领导班子。毛泽东批发了指导“清队”的文件，制定了“清队”的打击目标和手段。同时，这罪责也应该部分归结于北京航空学院的“革命委员会”和“专案组”的成员们。他们主持和进行了大量的残酷的“隔离审查”和“批斗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1990年代，有人写了关于文革中的“红人”的报道，其中有韩爱晶。他对当年的作为有所认识，他说他参与“斗争”前国防部长彭德怀是错的。但是，却没有对这些被迫害以及被迫害死的普通教员道歉。

不是只有韩爱晶是这样做的。当年的“革命造反派”们，其中大量是当年的大学生们，对他们参与和进行的校园迫害，几乎无人作出忏悔，也几乎无人向受害者道歉。在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关于他们的青年时代也即文革时

代的公开发表物里，有两种态度是最常见的。一种是他们对他们自己所造成的迫害与死亡闭口不提，一味沉溺于他们对当年的得意事情的记忆之中，像如何受到毛泽东的关注，如何受到各方面的瞩目，如何出风头，等等，甚至不惜夸大和改编事实。另一种相当普遍的态度，是一味抱怨他们在文革以后受到的指责，他们觉得他们是满怀“理想”来革命的，责备他们是不公平的，却完全忘记了那些被他们殴打折磨和“斗争”的人受到了怎样的痛苦。确实，领导大学生迫害他人的文革最高领导人的罪恶还需要清算，但是，高层领导人的未被清算的罪恶，不能成为他们不为他们自己的罪恶负责任的理由。透过北航的案例，可以请清楚地看到“红卫兵”和所谓“造反派”在迫害教职员工方面的责任。

“北航红旗”掌权的1968年上半年，北航被迫害死亡的人数比清华大学多，虽然北航在总人数上远不及清华大学。其中有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在北航，韩爱晶从1967年1月开始在北航掌握权力，而且一直控制了局面，没有让那里的“造反派组织”“北航红旗”分裂，而且并吞了其他组织。所以，他们能用更多力量搞“阶级斗争”和“深挖阶级敌人”，在“清队”期间，就能加大迫害的力度，折磨和摧残该校的教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在这种“造反派组织”稳定掌权的情况下，北航产生了高人数的死亡，高比例的死亡密度。

作为对比，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在分裂以后，长期打派仗。像韩爱晶一样同为“五大领袖”之一的蒯大富没有能力全面控制清华校园。1968年上述8人在北航被害死的时候，清华大学里蒯大富主要在与另一派组织争夺势力，甚至发生了被称为“清华百日武斗”的长期的大规模的校园内战。“百日武斗”中共有12人死亡。“百日武斗”以“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7月28日进驻学校而结束。接着，所谓“革命造反派”失去权力，“工宣队”完全控制学校，并领导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华大学的“清队”中“审查”了一千多人，整死了24人。本网站收集到其中10个人的名字。这10人都死于1968年7月底“工宣队”进校以后。现在笔者还没有能找到北航在“清队”中死亡的二十多人的全部名字和死亡日期，但是，非常明显，上述八名北航的受难者，全部都死于“工宣队”进校以前，也就是所谓的“造反派组织”“北航红旗”掌权的时期。在“北航红旗”兴起的时候，一件被他们一直引以为功劳和自豪的事情是，1966年10月底，他们到国防工委“造反”，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获得了胜利。那时候，他们也和“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发生了冲突。“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是在1966年8月兴起的。在所谓

“红八月”里，这些由共产党高级干部子弟为领导的红卫兵在北京打死了数千人，驱逐了十万人，在这座古城制造了前所未有的野蛮残忍的一段历史。当“北航红旗”这一类新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兴起的时候，他们和这些“老红卫兵”发生了冲突。但是，显然，这种冲突的内容是要不要把革命对象扩大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身上去，而不是他们反对“老红卫兵”的非人道的残酷的迫害。当他们得到权力和毛泽东的“清队”指令的时候，他们和他们反对过的“老红卫兵”一样残酷无情，在校园里施行了迫害教育工作者的第二次恶浪。

文革后进入北京航空学院读书的一位被访者说，那时候学校里依然流传着文革时代留下的一句话：该校主楼的每一扇窗户，差不多都曾经有人跳下来自杀。他当时听了背脊发凉，但是却不知道在那里跳楼的是谁，为了什么。

这里记载的八名受难者中，就有胡淑洪和李铿二人，是在被关押中从北航主楼上跳楼身亡的。希望读者中有人能帮助找出北京航空学院其他的文革受难者的名字。

笔者在文革调查中，多次听到被访者告知在某座楼上曾经有过多少人跳楼自杀。在这些楼墙上，应该镶一块牌子，把受难者的名字铭刻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