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季谷
李季谷，1895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文革中长期遭到“批判斗争”并被关入“牛棚”。1968年7月25日，红卫兵学生“审讯”他一整天。审讯者命令他跪在地上，并用燃烧的香烟烫他的后背和脖颈。“审讯”在深夜结束后，李季谷投入华东师范大学校园中的丽娃河自杀身死。在他死后还召开了对他的“批斗会”。因为李季谷已经死亡，画了一张他的漫画像，像上打了大红叉子，由历史系另外两名“牛鬼蛇神”举着这张漫画像站在台前接受“批斗”。
李季谷是绍兴人，1917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1918年以官费生赴日本留学。1926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中国国民党。1928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仍任北大教授并兼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校文史系主任。1938年赴西北联合大学任教授兼历史系主任。抗战胜利后，任台湾师范学院第一任院长。1948年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从杭州撤退到宁波后，偷偷留下来到上海。1949年以后，长期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生平著述主要有《西洋近百年史》、《日本通史》、《高中外国史》等。――他在共产党执政以前的这些经历，使他在1955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份子不戴帽子”。他原是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这个职务被撤销。
文革开始，1969年6月15日，华师大历史系教授李平心在被中共上海市委宣布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后自杀。（请看“李平心”。）李季谷本来就是“历史反革命份子”，文革中又加新的罪名“反动学术权威”，也很快就被“揪”了出来。长期遭到暴力性“斗争”，包括被殴打，游街，挂牌子，各种体罚，“监督劳改”等等。
1966年8月4日，在华东师范大学有100多名教师和干部被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游街”。“游街”后又全部跪在该校的“共青操场”被“斗争”。李季谷是被攻击的人之一，那天被戴了高帽子。
8月4日以后，那天被“斗争”的人进了校园“专政队”中“劳动改造”。1966年夏天和李季谷一起在校园里“劳改”的一位历史老师说，给他们划定了任务，轻的是搞卫生、拔草，重的是挑粪、挑水。有的人还必须挂着写有“罪名”的牌子劳动。任何人都可以来打骂侮辱。不但华师大的大学生常来训人骂人，附中和附小的学生，也成群结队地来，往他们身上吐口水，扔石头，有的人还动手打。在“专政队”里的人，有人往你吐口水，只能唾面自干。另外，他们还得“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看到有红卫兵在附近训人或者打人，趁早设法逃开。
华师大的旁边是“南海中学”。那里的红卫兵学生每天早上命令该校
老师爬到楼顶上，一个一个把头伸到烟囱上被烟熏。他们还命令老师一起念《毛主席语录》里的一段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语。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些蠢人。”念完了这段语录，红卫兵命令老师们用石头砸自己的脚，砸得鲜血横流。
戴稼祥先生是古文字专家，1957年就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华师大历史系在1957年有九名教员被划成“右派分子”。这些人长期被所谓“政治运动”迫害，到文革的时候，被戏称为“老运动员”。这是文革时代的黑色幽默之一。）。1966年时，随便怎么被骂被羞辱，他都不反应：目无表情，也不说话。和他一起被“专政”的同事说，他不懂红卫兵的心理。红卫兵期待有反应，要听到被打被骂的人表现恐惧和屈从，要这些人说“我有罪”“我该死”，以显示红卫兵的威风。看到戴家祥没有反应，红卫兵大发火，对他大喊“老混蛋”、“老牛鬼”，威胁说要把他丢到河里去，他才反应，哀告说：“小将，请别。”红卫兵才得到了满足。
教授中国近代史的陈旭麓先生身体不好。有一天下了雨，地上有积水。“劳改”的时候他带了个塑料片子放在地上，跪在塑料片子上面拔草。红卫兵发现后，没收了塑料片子，把他训斥了一顿。
1967年，学校里面建立了巨型毛泽东塑像。因为华师大的红卫兵在1966年9月15日到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他们把这个有毛泽东塑像的地方命名为“915广场”。他们命令“牛鬼蛇神”每天早上必须要到毛泽东塑像前“早请罪”。（当时一般人则要在毛泽东画像或者塑像前每天做“早请示”和“晚汇报”，用词不同。）因为怕见人，“牛鬼蛇神”们越来越去得早。早到天刚刚亮，他们就到“915广场”毛泽东塑像前，低头“认罪”，再念一段毛泽东的语录。那时候，红卫兵还没有起床，不会来骚扰他们。
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设立了“牛棚”三个，按“问题”性质分类。“大牛棚”中有26人，除了三个干部，其他全部是教师，他们是“问题最严重”的。“问题”第二等“严重”的在“中牛棚”，有12人，大多是比较年轻的教员和几个学生。第三个叫“学习班”，有10个人。这个系一共有96名教职员，有40多人入了“牛棚”。
所谓“牛棚”，是原来的教室。称之为“牛棚”，是因为其中关押的人都不再被当人，而被叫做“牛鬼蛇神”。在“牛棚”里，毒打和侮辱时常发生。有一次，该校院原负责人常溪萍被抓到历史系“牛棚”来毒打一顿，说他是历史系“牛鬼蛇神”的“大黑伞”。打完后，常溪萍出了文史楼就倒
在地上
在地上，走不了路。该校另一个负责人被抓来打的时候，紧紧抱着自己的头。第二天，他贴了一张条子在墙上。条子说，被打是应该的，但是要求别打他的头，让他能去农村劳动改造。
该校数学系主任曹锡华的妻子是历史系的中共总支书记即负责人。看到妻子被打时，他说了一句“流氓”，因此曹锡华被抓到历史系来打。红卫兵第一棍上去把他的手表打得飞了起来。他被打得在地上打滚。他被打得如此厉害，以致打他的拖把木柄都被打断了。他的耳膜被打破，脸肿得很高。文革在1966年确定了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同时，当时每天每人都必须多次呼喊“毛主席万岁”，而林彪是开创时时处处呼喊“毛主席万岁”的人物，并也因此高升到最高权力圈子中第二人的位置。历史系的一名教员，私下说了一句：林彪说毛主席万岁，那么他还怎么接班？这句话被告发，他为此被“斗争”。
红卫兵命令每个“牛鬼蛇神”每天必须写一篇“劳改日记”。每人有一个本子，挂在墙上，红卫兵随时来检查。怎么劳动，怎么受“批斗”，都必须写。开始，大家买的练习本都不一样。有一天一个红卫兵下了命令，让他们把本子的封面都用墨涂黑。“牛棚”的墙上挂了一长排黑色封面的“改造日记”本。
在“牛棚”中，“牛鬼蛇神”们排队到大食堂去吃饭，要先在毛泽东像前“请罪”，完毕以后，才能吃饭。普通人不用“请罪”，但当时也要先挥挥《毛主席语录》本“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之后才能吃饭。
1968年6月30日，也就是共产党生日7月1日之前，红卫兵命令“牛棚”里的人每人写一份“认罪书”，回家贴在家门上。那时候，每天从早到晚在“牛棚”，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回家。那天晚上七点多钟时候，有红卫兵踢开门进来。红卫兵团长说：“你们写的什么认罪书？你们一个个都想变天。现在要对你们实行制裁。”有四个学生用棍棒和电线编成的鞭子，轮流殴打“大牛棚”中的26个人。他们打过一个，就命令那人“滚开”，跪到毛泽东画像前面去，再叫下一个过来。他们一个一个地打，打到深夜才结束。
被打的老师，有的脸肿得眼镜都戴不上了，有的衣服都被打成一条一条的，有的被打得走不了路，手扶着墙才走回去。
一位被打的教师说，那一天深夜他回到家中，已经两三点钟了，他的妻子没有睡觉，坐着等他。他进门后，仰天大笑，说，今天是“满堂红”，全部挨打。
“仰天大笑”，听起来好像很奇怪。但是，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不这样，又能怎么样呢？那一群体那时候承受的文革苦难，这里了解到的实际上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真是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忍受过来的。
在“牛棚”里，李季谷曾和一位比他年轻30岁的教员坐一张桌子。那位教员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红卫兵要他们每天背诵毛泽东语录，而且规定同桌的两个人互相检查。你背我检查，我背你检查。在李季谷死前的几天中，“专案组”天天来“提审”他。（“提审”就是当时用的词。“提审”他的人是学生红卫兵，当时很为这样的词感到骄傲与满足，因为这意味着权力和他们从来未曾有过的使用权力甚至暴力的机会。）有一天李季谷问他的“同桌”：“我今天思想混乱，头昏，能不能不背？”又说：“我73岁了，眼睛有白内障，医生说两三年就失明了。”他的“牛棚同桌”想不出帮助的办法，只好说，不容易背下来，就尽量多念几遍吧。1968年7月25日那天，“专案组”又一次“提审”李季谷。他从早到晚，跪了一天。一个二年级的学生，用燃烧的香烟头，烫他的头颈和后背。到了夜里十一二点钟，才准许李季谷回家。李季谷没有回家，在华师大校园里的丽娃河投河自杀。
先前
先前，因为要到早早到毛泽东塑像前“请罪”，李季谷每天都很早就到“牛棚”里来。他死后，他的一把伞和一个水杯还放在“牛棚”桌子上，但是不见人。如此三四天，“牛棚”中人知道他一定出事了。华师大校园里的河里面捞出一具尸体，大家都听到了，但是“牛棚”中没有人谈，大家都不作声。
后来
后来，红卫兵来了。红卫兵进“牛棚”，总是用脚把门踢开，发出很大的声音。红卫兵一进门，25个“牛鬼蛇神”（本来连李季谷是26个）都站起来。红卫兵开始训话：“你们都是顽固不化的死硬分子。”“李季谷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就是死硬分子的下场。”然后他们宣布要开“批斗会”，“批斗”李季谷。
李季谷已经死了，还怎么“批斗”呢？红卫兵画了一张李季谷的漫画像，上面还打上红色的大叉子。“批斗会”上，命令历史系的两名前负责人那时的“牛鬼蛇神”手拿着张纸头，站在会场前面。历史系其他所有的“牛鬼蛇神”都站在李季谷的漫画像旁边，给死去的李季谷“陪斗”。这种“批斗”已经死去了的人的场景，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和别的地方，也都发生过。
为李季谷的死，“牛棚”中的一位教授说了一声“惨”。被别人听见报告了上去。因此“斗争”他。他不承认。被斥骂和体罚之后，他承认了。
但是继续被折磨。因为他们强迫他承认他说的是“惨惨惨”，一连说了三声“惨”，而不只是一声。他在文革后说到这件事情，他说他确实仅仅说了一声。当人像李季谷这样被整死的时候，说一声“惨”都要受到这样大的折磨。多少个“惨”字才能描述这种血腥的文革历史呢？
历史系教员谢天佑，当时还很年轻，被指控为“漏网右派分子”。他投河自杀。幸好未死。好几名历史系的教师都在文革时期患癌症死亡，长期生活在恐怖和压抑中，显然是他们患癌症的重要原因。
历史系的一位老师说，华师大在1957年把400多人划成了“右派分子”。但是文革后“改正”的时候，院方说只有100多个。实际上，历史系的教师就有9个，中文系也是9个，这还不包括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在内。南林越原来是光华大学总务长，随光华大学并入华师大。他成了“右派分子”以后，被送到青海酒泉劳改。他平反回来后，他的华师大同事去看他。他们看了电影《天云山传奇》，他说，哪里有电影上那样的好事啊。他去的地方，上海去了176人，回来的只剩3个。“右派分子”们在那里，在铁道兵的监督下修铁路。那里一片沙漠，每隔十里八里就是一个劳改营。他运气好，没有叫他修铁路，叫他放羊。他总算活了下来。
这位老师还说，华师大在文革中被害死了70多人。可是文革后学校的一个报告中说30多人。不知他们是怎么统计的。他说，坏人可以做坏事，但是只能一时一事一地一人地做。如此长久地大规模地进行迫害和虐杀，只有掌握大权的文革领导人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