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瑞五
黄瑞五，男，三十岁左右，北京玻璃陶瓷水泥设计院技术员，住北京西城区大红罗厂南巷20号自家拥有的房产中。1966年8月28日，其家被北京第38中学红卫兵查抄。他和外婆李秀蓉、母亲陈玉润、姐姐黄炜班，老佣人（姓名不详），一共五人，被红卫兵打死。
1966年8月末，一个可怕的消息在北京东郊管庄的玻璃陶瓷水泥设计院传开：技术员黄瑞五，8月28日在城内西城区家中被红卫兵打死了；红卫兵三个小时打死了他家的五口人；其中黄瑞五的姐姐是一个医院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只有黄瑞五一岁半的孩子由其保姆抱出得以活命；被打死的“原因”是因为红卫兵在黄家抄家时发现了在“劳卫制”体育训练中打枪留下的一个空子弹壳。
在当时
在当时，没有人敢站出来为黄瑞五一家的惨剧提出抗议，没有人敢批评红卫兵正在大规模进行的抄家打人活动。这个恐怖的消息中包含的一个信息是：人们不但必须注意家中是否还有红卫兵抄家索取之物，即武器，黄金，白银，外币，字画，旧书等等，还要注意一切可能引起联想之物，如空子弹壳。另一个信息是，连黄瑞五这样的有共产党支部书记的家庭都会遭如此大祸，普通的人家还不知道要怎么样呢。从市中心传来的消息在偏远的管庄造成了巨大的恐怖。
黄瑞五家五口人被杀害之日，1966年8月28日，正是北京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走向最高潮的时候。破除“四旧”是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的关于开展文革的一系列文件中就指明的。所谓“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两天以后，1966年8月20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关于“破四旧”一份倡议书。这封倡议书的发表，使“破四旧”成为一个内容非常具体的“运动”。在“破四旧”中红卫兵的一系列行动包括：改变街道和商店的名字，焚烧书籍，禁止他们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服装式样和头发式样，破坏寺庙和教堂，砸毁艺术雕塑和壁画等等。这些行动并且立即发展为大量侵入普通人家，除了搜查文化物品之外，还搜查私人拥有的黄金白银和外币。
大规模的抄家行动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北京城里有自己的房产的人们。实际上，在抄家行动一开始，在红卫兵的命令和棍棒皮鞭的威胁下，拥有自己的房子的人们，已经到政府的房管部门，把房产证书上缴了，以致当时上缴房产证书的政府办公室需要排长队等候。但是，上缴房产证书，放弃对私有房产的所有权，不能使房产所有者免除被抄家、殴打甚至被打死的噩
运，就像黄瑞五一家所遭受的。在这场空前的红卫兵的集体暴力行动中，北京有数千和平居民被活活打死，还有大量的人在遭受殴打、侮辱和折磨后自杀。
由于物资匮乏，当时买食品和日常用品常常需要在商店排长队。排长队购物是匮乏经济的常见景观之一。在1966年的所谓“红八月”里，排长队增加了新的恐怖内容：和排长队上缴房产证书同时发生的，是火葬场也发生了焚烧尸体要排长队的现象。因为大量居民被红卫兵打死，北京的焚尸炉供不应求。
黄瑞五家在北京西城区“西四”附近的大红罗厂南巷20号。那座院子里有十多间房，是他家的私有房产。实际上，在1949年以前，北京的房产都是属于私人所有的。黄瑞五的父亲1949年以前当过教授和翻译，1966年文革开始时，已经去世。住在20号院子里的有黄瑞五的外婆、母亲，一个单身老佣人，再加黄瑞五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1岁多的孩子。外婆已经80多岁。黄瑞五的母亲陈玉润，是退休小学教员。黄瑞五196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后被分配在东郊管庄建材部玻陶水泥设计院工作。这个单位现在的名称是“中国建筑材料研究院”。
8月28日，北京第38中学的红卫兵到大红罗厂南巷20号抄家。他们在黄瑞五的房间里搜出一个空子弹壳。黄瑞五解释说空子弹壳是体育训练中作射击练习时留下来的。但是红卫兵咬定他私藏有枪支。黄瑞五当然交不出枪来。红卫兵就把黄家的人捆绑起来，命令他们跪在院子里，开始用木棍和铜头皮带毒打他们。
黄瑞五的大姐黄炜班，是北京平安医院妇产科大夫，她结婚后另住在外，这一天也被红卫兵叫到其母亲家中。看到红卫兵毒打她的外婆、母亲和弟弟，以及家中的老佣人，她试图婉言劝阻，不但没有效果，而且被红卫兵一起毒打。
红卫兵三个小时的毒打，打死了黄瑞五家中的五口人。他们是：外婆李秀蓉，母亲陈玉润，大姐黄炜班，家中的老佣人（姓名不详），以及黄瑞五。其中黄瑞五、黄瑞班、老佣人三人当场死亡，外婆李秀蓉、母亲陈玉润并未当场断气，但是稍后很快身亡。
黄瑞五的妻子汪克宽，当时在工作单位东方歌舞团，因而侥幸免难。黄瑞五的孩子还只有一岁半，由一个保姆带领。保姆告诉红卫兵她是贫农出身，不是黄家人后，立即抱着孩子离开了黄家，这样保全了她自己和孩子的生命。
黄家五口人被打死后，红卫兵从火葬场叫来车子拉走了尸体。尸体烧
后，骨灰被丢弃。黄瑞五的妻子被命令迁出户口。黄家的院子被没收另用了。
黄家五口人在三小时内被打死。然而更悲惨的是，在1966年8月的北京不是个别偶发案件。这不是个别犯罪分子所做，而是红卫兵组织的全面行动的一部分，更重要的事，这是最高权力当局支持指使而作。不但在杀戮过程中全程得到各位“首长”的热烈支持，而且，当红卫兵差不多把北京的自有房屋者都抄家、毒打、打死或者驱逐出北京之后，1966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发66－507号文件》，这个文件和下一年发出的《国房字67－33号文件》，把红卫兵已经达成的后果肯定下来。
一位住在西城区西单附近灵境胡同的居民告诉笔者，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一辆三轮平板三轮车从灵境胡同里拉出来十来具人的尸体，都是红卫兵抄家打死的胡同里的居民。“那么多尸体在车上，白花花的，象是一扇一扇的生猪片摞在一起，。”这位被访者说。那时北京的商店常用平板三轮车运生猪片到各零售商店出售。8月正值高温季节，人们本来只穿单衣，被打死的过程中，衣服被打烂了，所以尸体几乎形如裸体。尽管已经经过了三十年，这位被访者仍然怀有极深的恐惧，为那一亲眼目睹的恐怖场景，也为不知道说出事实是否会带来麻烦。
在“纪念园”中，还有孔牧民，李丛贞，齐清华，孙启坤，左奶奶和马大娘等人，他们中有的并不是房产持有人，都由房产起因而被红卫兵打死。
1966年8月28日到黄瑞五家抄家和打死五口人的，是北京第38中学的红卫兵。8月24日“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成立时，第38中的红卫兵是发起单位之一。“西纠”得到文革最高领导人们的大力支持。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时候，林彪和周恩来都戴上了“西纠”的袖章。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新闻照片上，林彪和周恩来佩戴的红卫兵袖章上印的“纠察队”字样都清晰明显而突出。照片上的他们笑容满面，兴致勃勃。
在1966年8月，在北京市的各个区中，西城区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最多。西城区是北京的中心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物的住地中南海就位于这一区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也都在这一区里。西城区不但被打死的人数最多，而且死亡数字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区。西城区的被打死的人数，几乎相当于死亡数字居第二、第三、第四位的另外三个区的总和。西城区的高被害人数，无疑和“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所做的这种三小时内打死黄家五口人的高强度杀戮有直接关系。
196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放了一份关于红卫兵“破四旧”的文件，题为“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文件中说，北京红卫兵在1966年8月底到9月20日，打死了1，772人，没收了50万间房屋，以及黄金白银等等。这些被当作红卫兵的“功绩”。文革领导者当然不屑于列出被打死的人的名字，因而无从知道黄瑞五家中五口人之死，是否被计算在此数字内。亲眼见到1966年夏天的杀戮的北京市民说，北京那一阶段被打死的人的数字应该大于此数。然而，仅仅1，772也已经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数字。
这一文件从未允许普通老百姓或者学者阅读。甚至在文革后，中共中央发过一份1980年70号文件，在其“附件”中，有关于1966年夏天红卫兵杀戮的人数等内容。但是“附件”只被允许发到“省军级”，也就是说，依然不准老百姓和学者了解有关事实。文件说，附件只发到“省军级”，是因为“附件”的内容涉及“党和国家机密”。1966年夏天红卫兵杀害的人数要被算成“机密”，显然是因为这些数字暴露文革以及毛泽东的残忍实质。
在1966年夏天的“破四旧”中，当局实行的搜查没收私人拥有的房产以及黄金白银和外币，可以看作是文革实行的一项新经济政策，也是文革的社会改造计划的一项内容。先不论这一社会改造计划的对错，需要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共产党已经掌权17年，权力极大，这样的目标是完全可以用和平的方式来做到的。为什么要同时杀害如此巨大数字的和平居民呢？为什么要用如此残暴的手段－－发动组织红卫兵来殴打折磨甚至杀害大批普通人呢？社会改造计划的需要不足以说明1966年8月杀戮的成因。1966年夏天的事实，证明这场杀戮不但是手段，而且是目的。以革命的名义杀害黄瑞五及其一大批与他情况相似的人，不可能只用为了没收私人房产来解释。这样的残酷的杀害只能说明文革的最高领导者们想要建立的，就是一个由他们直接控制人民生死的暴力迫害型社会。与民主社会由人民来投票决定谁可以成为他们的领袖完全相反，在文革建立的新“革命秩序”中，领袖可以任意杀害黄瑞五那样的普通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