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

李洁，女，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教务员，1966年夏天遭到该校红卫兵毒打，1968年

9月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又遭毒打，脾脏破裂而死亡。

写李洁的故事，就像写所有受难者的故事一样，使人难受和压抑。但是调查和写作的过程中，关秋兰老师让我看到了道德的光彩并从而受到鼓励。她不仅帮助笔者了解了李洁的情况，而且表达了她为李洁的遭遇感到的自责和忏悔。她向我展示了人性中解剖自我追求善良的力量。

从最开始，我就知道，作文革历史的调查和记录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需要付出很大的心力。但是，我却未曾料到，这一研究会给我带来那样的心理上的痛苦。用“痛苦”来形容也许不适当，因为不是那种明显而清晰的“痛”或者“苦”，但是却会使我在我写作的时候和之后感到压抑和忧郁。

我的研究方法是，除了尽可能收集来自那个时期的各种文字和照片资料之外，我还尽可能访问文革的经历者们。因为我坚持认为，文革的很多事实，特别是普通人民的遭遇，缺少被记录和被报告，所以需要调查。感谢许多被访者，花费他们宝贵的时间帮助我回忆和见证文革。他们讲述，然后，我整理访问记录，把一个个人的遭遇和一件件事情写出来。比如，关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这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关秋兰老师曾经任教四十年的学校，我发现了这样一些从未被报告过的故事：

一个故事是：1966年夏天，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被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她被剪光了头发。她被打，手臂粗的棍子都打断了。当时刘美德已经怀孕几个月，有目可睹。有一天，《北京日报》的记者来采访和照相，红卫兵摆好了一张桌子，强迫刘美德跪在桌子上，有一名红卫兵站在她身后，把一只脚踩在刘美德的背上。摆好了这样一个把所谓“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毛泽东语，在文革中常常被引用）的形象，由记者照相。照相完毕之后，站在刘美德身后的那个红卫兵把她从桌子上一脚踢到地上。

还有一个故事是：北大附中是1966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对联的发明地。初中一年级的女学生万红，父亲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于是她就成了“混蛋”。班上的一些男红卫兵要打她的时候，她奔进了女厕所试图躲避。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彭小蒙也在女厕所里。万红求彭小蒙，说“毛主席接见过你。你知道政策。请让他们别打我。”彭小蒙把她从女厕所里拉了出来。万红被命令站在一个凳子上挨斗。有同学用

铜头皮带打她，又有同学把凳子从她脚下抽走，使她重重摔在水泥地上，面青鼻肿。（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时，彭小蒙曾代表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电视和电台向全国实况转播。）还有一个故事是：1966年8月27日，“破四旧”的高潮中，家住北京大学附近的工人陈彦荣和妻子刘万才，被北大附中红卫兵抄家并被绑架到校中毒打。陈彦荣在当天深夜被打死，时年37岁。他的妻子同时被打得遍体鳞伤。他们有6个未成年的孩子。那一天和他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一个老年女人。

1966年，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文革中最早开始校园暴力以及暴力迫害最为严重的学校之一。北大附中红卫兵红极一时。8月1日，毛泽东曾经写信支持他们，还特别提到他们的领导人之一彭小蒙。毛的妻子江青称他们是“小太阳”。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一百万红卫兵的时候，北大附中的彭小蒙曾经在城楼上代表红卫兵讲话，电视和电台向全国实况转播。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不但在自己的学校里肆无忌惮地施行暴力，还到北京各学校去教授打人，到全国各地传播暴力。然而，三十年来，从来没有一个打人者向上述受害者或者他们的家庭表示道歉。

在纸上

在纸上，在电脑键盘上，我记录下来这样的文革故事。对写作历史来说，这些故事绝对真实而有力。但是这些故事让人痛苦，甚至即使只是记录而不是身受。写下这些故事的时候，我的心情有时会变得很低沉。记得当我访问一个万红的同学的时候，她告诉我万红怎么被“斗

争”

争”，怎么被虐待，她的15岁的女儿在旁边听着，难过得哭起来了。我不能哭，但是也会久久不能克服自己因看到人性的黑暗面而感到压抑的心情。我的一个总是支持我作文革研究的朋友，这时候开始为我担心，连连说：哎呀，你怎么可以写这种故事？这会伤你的。

我十分感谢她的关心和好意。但是，已经开始了，我就要作下去，虽然这类故事好像看不见的铁丝刷子一样会时时摩擦着心灵让我难过。幸亏，这种调查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耗时耗力，于是调查就常常占据了我的思绪并转移了注意力。另外，这种时候，我提醒自己，让自己想一些有关的却完全不同的事情，其中之一，是关秋兰老师的忏悔。

1997年夏天在北京，有人告诉我，说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老师关秋兰看了我写的“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想要和我谈谈。我当然很愿意。我早就听说过她的名字，她是著名的模范中学老师，她的学生非常喜爱她尊敬她。我真的见到她时，她已经退休了，但是仍然当着一所民办职业高

中的校长。她当然已经不年轻，但是显得很精神，行动也很敏捷，谈吐爽朗，思路明快。

我们见面的那天天气又热又闷。在这样的大热天一位老人不辞辛苦来赴约，我很感动。关老师从小在印度尼西亚长大，1949年来到北京上中学，后来进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她的父亲侨居印度尼西亚当老师。她毕业后也愿意献身于她想是“阳光下最神圣的教育事业”。因为她是从海外来的，文革前她就被被划入“控制使用”类别，她自己还不知道。文革开始后，她进了北大附中的“劳改队”，又称“牛鬼蛇神队”。

1966年8月，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有三个“劳改队”。这三个“劳改队”是按照所谓“罪行”的严重程度来划分的。在“劳改二队”中有12名教职员。李洁和她，都在那个“劳改二队”中。

建立三个劳改队，对于孤立劳改一队的人和压制劳改二队三队中的人非常有效。当时，其他学校也这样做。分成三个队，显示了这种“校园劳改”的方式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与完备。上面写到的刘美德老师，就被编在“劳改一队”中，受苦最多。但是“劳改二队”中的人，也遭到红卫兵很严重的折磨。

有一天

有一天，红卫兵把关秋兰和“劳改队”里的一些老师被关进楼梯下面的小间里。有一个红卫兵拿了一把刀，擦过关老师的脸，戳到刘美德的脸上，说：“刘美德，我恨不得杀了你。”然后，他们把门紧紧关上。天晚了，关秋兰敲门，告诉红卫兵说她的孩子才三岁，她要回家去看孩子。红卫兵不准她回家，但是把小间的门打开了几分钟，又关上了。过了一阵，关秋兰又去敲门说：“放我回家吧，我的孩子小。”还是不获准。她没有想到通风的问题，只想孩子的问题，但是她几次交涉，每次开了几分钟的门，他们几个被关在那里的人得到了一点新鲜空气。快天亮的时候，可能是红卫兵换了岗了，关秋兰再去敲门的时候，红卫兵说：“滚滚滚。”她赶快回家了。后来才想到，那个楼梯间非常小，没有窗户，里面还有化学品，天气炎热，一群“牛鬼蛇神”在那里可能会被闷死。

在“劳改二队”的还有北大附中的体育老师张敏。有一天她和关老师一起抬沙子。两个红卫兵走过来说：“站住。张敏，你一个月挣126块钱？”他们什么理由都没有说，解下腰上的皮带就开始抽她。他们一边抽，一边数，说要抽126下。实际上，抽了200多下才住手。打过后，张敏和关老师一起进了厕所，她是体育老师，很健壮，她双手扶在墙上，关老师掀开她背上的衣服，看到血肉模糊，她一下子就哭了。

“劳改二队”里还有楚再生老师，他的头发被剃秃了。在菜窖里劳动

的时候

的时候，有个红卫兵来了，举起皮带一下子打在楚老师的光头上，听见一声响，他的头上立即起了一个大包。

红卫兵还命令劳改队里面的老师互相殴打。在“劳改二队”，大多数老师拒绝了，但是有一个人就打了别人。

关老师说：那时候，人的尊严丧失已尽。

关老师说，李洁在年轻时为逃避包办婚姻，逃离了自己的家来到北京。那是日本军队占领统治北京的时候。李洁和一个日本商人结婚。后来那个男人离开了，有过的一个孩子也死了。李洁在1950年代的“肃清反革命运动”中已经“交代”了这段历史，当局也给她作了“结论”。以后她就在北大附中管理图书资料和作一般的职员工作。李洁做事很认真，也是个很整洁的人。

文革开始。李洁历史上的事情被公布出来。有人贴出一份大字报，题为《刘美德在北大附中的滔天罪行》，不但攻击刘美德，而且揭发了在她领导下的一批教员和职员，其中有关老师，也有李洁。

红卫兵运动开始后，李洁被毒打。红卫兵学生命令她跪进一只抽屉里，这样她动弹不得，他们用通炉子的铁条打她。查抄李洁的东西的时候，发现她保存有一份关于她家人的坟地的文书，可是打她的人硬说是农地的“地契”，是她的“变天账”－－保存下来等待“变天”的。他们几乎把她打死。

到了1966年11月，文革发生了一点小的转折。当文革的打击目标进一步扩大的时候，最早的一批中学生红卫兵失宠了。文革领导人号召要把“斗争矛头”对准地位很高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当时在“劳改队”里级别和身份不够高的普通人，如果“问题不大”，准予离开。在这种情况下，关秋兰悄悄到城里的“国务院接待站”去提交了一份书面材料。她提出自己是归国华侨，没有“问题”。她也同时“反映”(这是那一时代对上级权力机关说什么用的动词)了他们劳改二队的别人的事情，她说他们都不是“当权派”或者“反动学术权威”，也没有“大问题”。但是，她独独没有提李洁的事情。她没有为李洁说一句话。

后来

后来，“劳改二队”的人先后被释放了一些。但是，李洁却升级进了“劳改一队”，长期遭到“劳改”和折磨。

两年以后，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因为“历史问题”，李洁再次成为“运动”的“重点对象”。她遭到学生红卫兵的殴打。打她的不是最早的那一批红卫兵了，而是1966年时还在小学而后升入中学的学生，他们继承了早期红卫兵的暴力和残酷。李洁在教室被毒打后，已经不能走路，是

爬回她被关押的房间的。学校当局看到她不行了，把她送去海淀医院，她死在那里。医院的诊断书说是死于“脾脏破裂”。

为李洁

为李洁，关老师说，她感到内疚。

我告诉关老师，就是向“国务院接待站”“反映”了李洁的事情，也不会起什么作用，甚至还可能起相反的作用。我调查到的受难者中，有一位老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胡秀正老师，在1966年夏天受到迫害，她认为那迫害是不合当时的政策的，就去“接待站”“反映”并交了写的材料。结果这反而成了新的罪行，叫做“翻文化革命的案”。“翻文化革命的案”在当时被当作一种“现行反革命罪”。这位老师在1968年因此被“隔离审查”，她在被关押中坠楼死亡。（请看“胡秀正”。）我说的是真的故事，并不是我编出来安慰关老师的。

关老师并没有顺着我的思路来想这件事。（我仅仅是从现实可能的角度在讨论这件事情。）她说，文革结束后她去找过李洁的妹妹，她想要为她作些什么。但是在1966年，她没有替李洁说话。从表面上看，是因为觉得自己和其他在“劳改二队”里的人，都是“没有问题”的人，而李洁在日本占领时期跟日本人结过婚，是个“有问题”的人。

关老师说，她其实了解李洁的“问题”是什么。那是一个错误，对她个人生活来说也是一个不幸。在事情过去二十年后，怎么可以再为此把她打入“劳改队”中，怎么可以那样野蛮地拷打她呢？

关老师说，知道不应该打李洁，可是却不说，让她被打死了。

“我觉得对不起她。”关老师对我说。

我想跟她肯定，这主要是制度的错，不是个人的错。不过我没有说出来。我想她了解这一点。她在说的是另一层面的东西。

猛然间我想起了圣经中的一段故事。当人们要用石头砸死一个妓女时，耶稣说，你们中谁是无罪的，就砸吧。结果，所有的人都放下石头离开了。这个故事有很深的意思，我并不是在这里简单地以此比附李洁的事。文革中很多事情是那样发生的，先设定了“有问题”的人，然后，大家来“揭发”和“斗争”，向她扔石头，或者，旁观别人砸死她，还心安理得。文革之后，不少人坚持说他们之所以参与了迫害别人，是因为怀有“革命理想”，他们以此为理由，不道歉，不反省，不忏悔。他们不感觉内心的紧张和良心的责备。关老师却没有这样想。

在文革后，彭小蒙曾经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她受了迫害，但是一句没提他们怎么残害过别人--他们的老师和同学，以及他们学校一带的和平居民。在一部纪录片《革命现场：1966》里，另一名红卫兵负责人也否认他们

学校里发生的血腥暴力。这是非常令人气愤也令人厌恶的现象。

和李洁在同一时期被害死的，在北大附中还有炊事员王厚。

关老师说，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她每天早晨会突然惊醒，惊问“现在怎么样了？”走过学校的草地，她也会身体突然颤抖一下，因为那里以前是红卫兵打人的地方。到1990年代才好了。

分别之前关老师还谈到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和道德观念。我很快意识到，这位看起来心宽体胖的前辈老师，内心有很热烈很敏锐的道德追求。她对文革往事的深刻记忆，她对他人痛苦的同情，她对自我的清晰分析，她对她所作的事情的忏悔之情，都和这种道德追求有关系。

我也曾经曾在其他人身上也发现过这四者之间的一定关联。这样的人之一是已故作家王小波。我第一次和他谈话，一提起我在作文革历史研究和寻找文革死难者，他立即说出在他的学校，北京二龙路中学，有一位女老师张放，她在1966年被红卫兵毒打，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又被“审查”而自杀。他的记忆十分明晰，他的口气充满同情，他也认为他有责任帮助我弄清这些事实。显然并不是和他同龄的作家们都是这样的。对文革，说出事实，承认错误，向受害者道歉，以及为自己所作忏悔，这些都是重要的。这些方面互相关联，然而，也在道德的阶梯上有所区别。忏悔是一种道德的境界。不在那种境界中的人，很难体会那是什么。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可能是象“内存”太低的电脑，就不能运作比较高级的软件。

可惜我没有机会就此与关老师多谈。但是，在后来的日子里，当我一字一句在电脑上和稿纸上写下文革故事的时候，尽管还是会感到压抑和忧郁，我会常常想到那个炎热的下午关秋兰老师的那番谈话。她向我展现了人性中挣扎奋斗而趋向善意的力量。她的忏悔提升了我的勇气和信心。谢谢您，关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