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南翔
蒋南翔，（1913－1988），江苏宜兴人。早年入清华大学学习。1933年秋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北平市委学委书记。……。（《中国共产党人名大辞典》，1921－1991，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
复旦大学副校长陈传纲是三十年代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毕业
生。他的妻子王汝琪是复旦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他们夫妇在
1938年参加中共，1940年一起去延安。王汝琪1966年时是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
湖南大学文革前的领导人魏东明，是1936年前后的清华大学学生。上文写到的唐麟，虽然没有进过大学，但是当过编辑，发
表过翻译作作品。
在这里详细引用这些1966年文革开始前的大学领导人的生平资料，是为了显示这些人大致都属于同一个类型。从上述大学领导人的简历看，除了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以外，这些人都不是教授，既不教课也没有从事过学术研究。但是从他们的简历可以看出，文革前主要大学的领导人中，多数本人都上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虽然不一定从大学毕了业。他们是共产党内资历较深的干部，而且，相对来说，他们是共产党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批干部。
1949年以前，大学校长一直由学者教授出身的人担任，不但取得过高等学位，而且在学术上著书立说、有所建树。这也是西方大学的传统。1949年后，共产党人控制大学。大批原来的大学校长被撤职并且加上罪名。在一开始，共产党还任命早先的“左派”学者担任校长。比如，在1950年的北京大学，江隆基是中共党委书记和副校长（从上面的资料中可以看到，江在1927年就加入了共产党），正校长则是经济学家马寅初（马寅初曾经留学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在1940年代曾激烈反对蒋介石政府）。但是1959年马寅初由于提倡节制生育被撤职之后，陆平就成为北京大学校长及中共党委书
记。江隆基从北京大学被调到兰州大学之后，也是既当大学的中共党委书记也当校长。在1966年文革开始以前，大学领导人已经经历了非常彻底的清晰。领导大学的不是学者，而是共产党的所谓“政治干部”，但是是一批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干部。
文革开始后，大学领导人换成了迟群、谢静宜这样的人。在他们的领导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总结了一套所谓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由中共中央发送全国，指导各地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行动，导致大批知识分子被迫害致死。仅仅一个“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都有24个人被整死。
在罗马尼亚，前共产党领导人齐奥塞司库下台之后，人们揭露了关于他的种种丑闻。其中之一是，他当了共产党总书记以后，用不正当的办法使其本来只是实验员的妻子得到一个化学博士学位，而实际上他的妻子甚至缺乏基本的化学知识。随后，他的妻子当上了化学研究所所长，后来又当了国家科技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等等，成为罗马尼亚全国权力仅仅次于齐奥塞司库的人。（见程映虹的文章《罗马尼亚的学术女皇》，材料来源是一本英文书KISSTHEHANDYOUCANNOTBITE:THERISEANDFALLOFTHECEAUSESCUS,BYEDWARDBEHR,NEWYORK,VILLARDBOOKS,1991）齐奥塞司库家族的故事当然很丑陋。但是，齐奥塞司库妻子的所为，和谢静宜的事情相比，还有相当的差别。虽然弄虚作假，齐奥塞司库妻子至少还需要费心去制造一个化学博士学位，还需要假装具有化学知识。在中国的文革中，毛泽东把他的“小谢”送去掌管大学，去取代那些已经在“社会主义大学”领导了17年的大学领导人的时候，连给她装假掩饰都不必作。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在接受媒体采访中曾经指谢静宜是毛泽东的特种“女朋友”之一。把有这样关系的女人派去大学身任高职，当然更是严重的腐败。但是仅仅就她的教育程度和专业经验而论，已经远远不只是关于“小谢”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文化和价值、社会的理性组织和运作等等重大问题。假如我们完全离开道德标准而仅仅以对传统和常规的背离程度来衡量“革命”，可以看出，毛泽东的“革命”，比起齐奥塞司库的做法，前进了不止一档。毛泽东要建立的理想社会以及所运用的手段，在邪恶程度上都超过齐奥塞司库。
在大学负责人大换代，学校教职员工遭到残酷的“审查”之后，1969年10月，以“备战”为名，全国的高等学校，大多数被命令搬出大城市。这一名目本身就是无理而可笑的。但是没有人能反抗。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高等学校下放的通知”，明令“为了认真搞好斗
批改”
批改”，把大学下放。大学在城市里的校舍，很多被军队及其家属占用。一批大学被撤销解散。搬迁在一二周内就必须完成。搬运中，学校实验室的仪器大多被损坏。教员们则失去了他们的全部藏书。北京在文革前有55所大学，文革中剩下18所。
1970年代初，停课5年之后，大学逐渐开始招生。在北京大学校园里的大标语是：“上大学，改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内容，有最重要也最明显的一条，就是全国所有的大学都由“军代表”领导和指挥。“军代表”领导大学10年多，直到毛泽东死后。1978年，在邓小平的指示之下，才又任命了北京大学等学校的校长，也就是说，恢复了“校长”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