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瑞芬

喻瑞芬，女，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生物教员，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份子”，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红卫兵学生毒打并遭到沸水浇烫，死后还被鞭尸。时年50来岁。

师范学院附中的学生和老师已经不记得喻瑞芬是哪一天被打死的，但是记得她死在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打人最凶的时候。喻瑞芬是生物教员，毕业于北京的“中国大学”生物系。师院附中的三个生物教员在1957年都被划成“右派份子”。喻瑞芬因此被“下放劳动”，回到学校后也没有再让她上课，只让她管理学校的生物园地和生物标本等等。

喻瑞芬被打死的那天早上，红卫兵把她从家里抓到学校，把她剃了光头。师范学院附中的老教师比较多。当时，已经有50多名老师和职员被列入学校的“专政队”，又名“劳改队”，先后遭到殴打和侮辱。

一群红卫兵涌到生物教研组的办公室里，喻瑞芬缩到墙角。红卫兵过去拉她打她。她摔倒在地上。有红卫兵就提起她的两条腿，把她从办公室里拖出来，拖过楼道，拖到楼门口。

生物教研组办公室在一楼。楼门口有一个水泥台阶。目击者说，红卫兵学生倒提着喻瑞芬的两条腿下台阶的时候，她的头就在一层层水泥台阶上咯噔咯噔地碰撞。

喻瑞芬被拖到楼外后不久，就昏迷了。有一个红卫兵到学校开水房提来一桶开水，浇在她的头上，脸上和身上。经过大约两个小时的折磨，她死了。

教务处的一位老师，当时也在“专政队”里。学校的人事干部叫她查出喻瑞芬的家庭地址，说喻瑞芬已经被打死了，要打电话通知她的家人。喻瑞芬的丈夫来了学校。但是没有让他领走她的尸体。

红卫兵学生把喻瑞芬的尸体放在学校的后操场上。天气很热。苍蝇很快就飞来尸体上面。有人拿来一个草席，把尸体盖上。

有红卫兵学生把“专政队”的人召集来，指着喻瑞芬的尸体说：“这就是你们的下场。”然后，红卫兵拿着皮鞭命令“专政队”里的老师围绕喻瑞芬的尸体站成一圈，打喻瑞芬的尸体。喻瑞芬的身体已经被沸水浇烫过，一打就皮肉破碎了。

那位查找她家地址通知她家人的老师，曾经在喻瑞芬死后到她家门外看过。她的家被抄了，门敞开着，没有人管。这位老师始终不知道喻瑞芬的丈夫和女儿去了哪里。

在师院附中被打的，并不只是喻瑞芬一个人。校长艾友兰，被打得都认不出来了，头肿得像大猪头，头上脸上被打出来的伤口都裂开着。他被关在学校里面。有一天晚上，红卫兵召集“专政队”的人到艾校长被关的地方去看他，那他拿惨不忍睹的模样威吓其他人。

师院附中的教导主任，被剃了“阴阳头”。她住在师范学院里面，和附中对门。红卫兵命令她天天爬着过来进校门。后来她有了精神病，到那个地方就开始爬。

师院附中的校医，是一个50多岁的独身女士。有一天，红卫兵把她和教导主任两个人捆在一起，在宿舍里，把他们打得死去活来。宿舍里盘旋着他们的惨叫声，悲惨恐怖。

这个学校的红卫兵也到学校周围的农村打人。高三的一个班的红卫兵，在一天夜里就打死了好几个“地主”“富农”，打人过后，还回到学校炫耀他们的残酷。

这个学校的红卫兵也到老师的家里抄家，任意拿走他们的东西。教员的家属也被迫害。教务员李庚寅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打。她的爷爷留下的一箱字画被没收，她的母亲被当作“地主”驱逐到河南农村，不久死在农村。她的父亲70多岁，被红卫兵绑在床上殴打。她父亲服毒自杀，未死，变成了聋哑人。1974年，李庚寅在美国的弟弟从美国打电话问候父母。虽然得到公安局准许通话，但是父亲既不能听也不能说。她也不敢告诉弟弟母亲是被驱逐到河南农村而死在那里的，谎说母亲去了农村是因为在城里只能火葬，在乡下可以土葬。

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红卫兵还打死了该校数学老师田钦的弟弟田悦。他不是“红五类”家庭出身，不能当红卫兵，红卫兵说他“冒充”该校红卫兵领导人，把他抓到学校里打死了。

师范学院的红卫兵在1966年在校园里打死了两个人。当时校中有两派红卫兵。两派都各自在校园里打死了一个人。他们分成两派，但是在施加暴力杀害无辜方面，他们显然并无分歧。

据一位当时该校的非红卫兵学生说，文革后，他碰到中学的红卫兵同学，听到一个人笑着说：“那时打地主婆，打打打，哟哟叫唤，打半天，也不死。”他听了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