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人
张敬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及中共党委书记，1970年6月7日他们的受难故事，请看他们各自的条目。
文革前实行所谓“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共党委书记是大学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中共党委书记和校长，二者常常由同一個人担任。副校长和中共党委副书记也常常是兼任的。他们中的大多数能得到学校的领导职位，首先是由他们在共产党里的地位决定的。因此，本文把大学校长和中
共党委书记统称为“大学领导人”。
他们的遭遇和死亡模式相当一致：1966年6月间，他们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被他们的上级黨委定为“黑帮份子”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被停职或者撤职，并且遭到大会“揭发”和“批判”。1966年8月“红卫兵”组织普遍建立之后，他们遭到红卫兵學生的暴力攻击，被殴打，被剃头，被游街，被关押，在校园里被“斗争”和“劳改”。这种野蛮残酷的迫害继续了三年。他们就在这过程中，即1966、1967、1968年间，或者被“斗争”死，或者在遭到野蛮“斗争”以后自杀，也可能在关押中被折磨殴打而死却又被宣告是“自杀”。以上19人名单中，只有一人是在遭到长期关押和折磨后在1970年死亡的，其余全部死亡于1966－1968年间。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发生的这种死亡模式的一致性，是因为这是从上而下发动的文革导致的，这是毛泽东和他的文革领导班子领导的结果。笔者个人所作的调查，涉及面有限，然而，仅仅在有限的对全国大学的调查中，就发现了这一長名单。而且，这个名单没有包括被殴打成残废或重病的人。这张死亡名单表明了大学负责人在文革中遭受到了如何残酷的打击与迫害。也可以从中知道，文革中在大学里面发生了多么严重的暴力迫害甚至杀戮。实际上，在文革中，所有的大学领导人都遭到了“斗争”和进过“牛鬼蛇神”队，都曾经被关押禁闭，都遭到肉体的和心理的虐待与折磨。笔者沒有發現有学校例外。
大学本来是一个社会里有文化讲文明的地方，但是，文革却使中国的大学变成大规模暴力迫害的發源地和发生地。从社會變動的角度来看，大学在文革中发生的这种巨大的变化，即校园暴力迫害的大规模发生和发展，是“文革”在剧烈改变社会传统以及行为规范方面的最成功的例子。根据笔者的调查，文革中，暴力性“斗争会”（即用殴打、侮辱、挂黑牌、戴高帽子、遊街、體罰等方式“鬥爭”所謂“階級敵人”）、校园“劳改队”和校園监狱（即后来被俗称为“牛棚”的），都在大学裏最先开始大规模发生并且发展起来的。这些迫害手段流传全国，害死了千千万万的人。大学领导人，则是校园暴力的最严重的受害者群体之一。
在文革中，大学领导人是最早被“揪出来”并且最早遭到“斗争”的一类人。
在1966年6月以前，“海瑞罢官”和“三家村杂文”是当局通过报纸杂志“批判”的，中共高层干部“彭罗陆杨”是在共产党的高层会议上被宣布免职然后被监禁的。文革成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在1966年6月
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七个人写的一张“大字报”之后。北京大学七个人大字报的标题叫做“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宋硕是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陆平是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共党委书记，彭佩云是北京大学校长中共党委副书记。这张大字报指责他们实行“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攻击北京大学的当权者为“黑帮分子”，号召“坚定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面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
这张大字报把文革的主要攻击对象轉到了教育界。在广播大字报的那天晚上，中共中央派“工作组”进入北京大学。陆平、彭佩云被宣布撤职。学校全面停课。广播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并对这张大字报高度赞扬的做法，猛然改变了文革的激烈程度。这是文革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步。
北京大学的陆平和彭佩云是最先被“揪”出来的大学领导人。十天之后，“工作组”在清华大学宣布校长蒋南翔（也是高等教育部部长）“停职”。全国各省的中共省委也各自“揪”出當地的一些大学领导人，各省的共产党党报都报道了有关消息。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被“批判斗争”，还由中央级报纸作了全国性报道。
在广播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后，很多人还是不敢反对本校的领导人。但是“工作组”进校，宣布原学校领导人“靠边站”或者“停职反省”，校园里的情况立即就彻底变了。学校领导人和教师成为文革的主要攻击对象，而不再仅仅是一些知名作家学者和最高权力圈子中的失势者。充当文革的攻击手的，也不再仅仅是少数写“批判文章”的“左派”文人，还加上了千千万万的学生。
在“工作组”的引导下，学生们纷纷起来“揭发”“批判”原来的学校领导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工作组”还召开大会，“批斗”原校领导。大会上有很多人作慷慨激昂的发言。往身上贴大字报，往人脸上涂墨，推人，打人，揪头发，种种暴力现象发生。有相当一些人以这种行为显示自己的“革命性”。
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参加了清华大学“工作组”到清华大学领导文革运动。这是对“工作组”的权威性的强化。显然，没有她这样的高层权力人物指挥，学校里的学生怎么可能“打倒”校長兼高教部長的蒋南翔呢？要知道，1966年时候的蒋南翔，不但有那么高级的职务，而且，他代表共产党在教育界的权力，这种权力之大，是其他社会制度里的大学校长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权力绝不允许学生和教员挑战和质疑。但是在1966年6月，由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决定，蒋南翔立即成了阶下囚。蒋
南翔的工作班子成员和部下，经过短短时间的对上级意图的观望和揣测，了解到中央意图后，都立刻转向，站到攻击他的这一面来。
“工作组”的做法是，把大学的原有领导当作“反动堡垒”“打
倒”
倒”，不管那些领导人都是共产党的资深干部，也从来不曾反对过上级党委的方针路线。但是，工作组不同意对被“打倒”的文革运动对象施加大规模的暴力虐待，同时，他们强调“斗争”必须在他们的领导之下进行。北京大学“工作组”1966年7月3日上报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一月情况汇报提纲》明显地体现了他们的意图。
《提纲》说：“北京大学是修正主义的前北京市委的一个重要据
点”。陆平和“原北大的反动的社会基础结合起来，依靠、重用大批政治上严重不纯的人，结成反党的宗派集团，控制了校、系两级领导大权，施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北京大学已“成为一个顽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富反坏右麇集的顽固的反动堡垒”。《提纲》说：“618”事件“制造混乱，企图打乱工作组的作战部署”，把“文化革命引到邪路上去”。（《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47页。）所谓“618事件”，是指在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和工人设立“斗鬼台”，把数十名教师和干部拉来“斗争”，包括戴高帽子，下跪，用绳子套在脖子上拖，等等。1966年6月20日，当时在北京领导文革运动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转批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第九号简报，要求制止学校中的这种“乱斗现象”。他不是要制止“斗”，但是要制止“乱斗”。
在“工作组”领导大学文革运动的时候，一批大学领导人自杀了。上述名单中有五人是在那一阶段死亡的。
1966年7月下旬，毛泽东指责刘少奇和邓小平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并且下令从各学校撤出“工作组”。毛的妻子江青等人数次前往北京大学。他们召开全校大会，宣称“618事件”是“革命事件”。7月26日晚，北京大学附中学生彭小蒙，在大会的主席台上，在江青等人面前，也是在北京大学的一万师生员工眼前，用銅頭皮带抽了“工作组”组长張承先。江青熱烈擁抱了彭小蒙。这是最早发生的在大型正式公众场合学生殴打文革运动的对象的事件，同时，这种做法立刻得到了文革高层领导人的鼓励和支持。7月27日，在“工作组”失去权力之后执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宣布建立校园“劳改队”。7月28日，江青在中学生集会上介绍了毛泽东“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是考验，好人打好人，是不打不相识”的说法。8月1日，毛泽东写信对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彭小蒙表示热烈支
持。
工作组的撤离，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以及文革领导人对暴力行动的认可，这三个因素直接导致了1966年8月大规模校园暴力的兴起。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已经被“工作组”“揪出来”的大学负责人们，成为大规模暴力的首批打击对象，遭到了严重的暴力虐待和侮辱。
1966年8月3日，南京师范学院的教务长李敬仪和她的丈夫吴天石被该校学生“斗争”和“游街”三个小时而死亡。从笔者的调查资料来看，他们夫妇是全国最早的在暴力性“斗争会”上被“斗争”死亡的人。20天后，76岁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在号称“长江火炉”的武汉被连续“斗争”而死亡。
1966年夏天，所有的大学领导人都遭到了暴力性的“斗争”。但是，非常富有讽刺意义的是，比起中学领导人来，他们要算“幸运”的，因为一批中学领导人被红卫兵学生或活打死。
这种暴力虐待和侮辱延续数年。1966年夏天是第一次迫害高潮，1968年是第二次高潮。在这两次高潮之间，对大学领导人的暴力迫害也一直没有间断。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在1966年就遭到野蛮“斗争”，在1968年，在连续“游街”和被逼在操场上跑圈而倒下身亡。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是作家，他在1968年11月死于学校外面的水塘之中，他被宣布是自杀，但是却没有自杀遗书。名单中其他人也都在生前遭到种种暴力性攻击并且被长期监禁在“牛棚”中。
那些活过了文革的大学领导人，也遭到了难以想象的拷打折磨。1968年6月，北京大学校长陆平被关押在校中的生物小楼。据说陆平在1930年代时参加共产党的手续不完备。为了逼迫陆平承认他是“假党员”，审讯他的人用绳子捆上他的双手把他吊起来毒打。他们连续审讯陆平，不准他睡觉。另外，还别出心裁，在牢房里安装了强光灯泡，以此照射陆平的眼睛。他们相信陆平在强光刺激和长久不能睡眠的情况下，就会神经脆弱，说出他们要的“真话”来。他们不但使用暴力，还自以为是使用科学知识来进行精神折磨。
1966年8月24日晚，清华大学校一级领导人被关在科技馆里，一个一个被叫进一个小房间，在那里逐个被毒打。他们被打得血肉模糊。第二天，他们仍被监禁在那里。到中午才给每个人一个窝窝头。而且，每个人在领到窝窝头的时候，必须先说“王八吃窝窝头”。
高教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被剃光了头发，在高教部院子里“劳动改造”。他晚上睡在办公大楼的走廊里，随时可能遭到羞辱折磨，连小孩
子都去起哄，要他跪搓板。蒋南翔也曾经被清华大学附中和其他单位拉去“斗争”。
文革后
文革后，在解释文革发生的原因时，常常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人的教育水平低，愚昧。笼统而言，这个解释有一定道理，因为教育水准的提高，会增加人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理性思维的能力。但是这个解释在说明事实方面有很大缺陷。因为在文革中，最残忍的暴力和最荒唐的思想，不是在教育水准低的地方发生的，而且恰恰相反，是在高等学校和一些“重点中学”里首先发生的。这种说法不能解释大学里发生的种种暴行。
实际上
实际上，这些大学领导人遭到残酷的“斗争”，是由于他们是毛泽东制定的文革打击目标。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后来被称为“516通知“的一个“通知”。在这个通知里，毛泽东亲自写的部分说：“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
的大旗
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
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
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
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
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
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教育界”成为文革重点攻击的五个“界”之一。学校领导
人成为要攻击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与“516通知”同时发出的文件中，还有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信，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五七指示”。毛泽东在这封信里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当时统治学校的是谁呢？就是当时在中国大学里身兼校长和中共党委书记的人。他们统治学校，虽然他们其实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其中很多人也不是“知识分子”，他们却因毛的这一指示而被设定为文革的打击目标。
中国现代大学，是在清朝闭关锁国的状况被打破后，模仿西方大学建立起来的。学校的课程和管理，都是按照西方大学的模式设立的。追求知识、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是西方大学的基本原则。在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
候，这一套原则在大学里已经几乎被清除殆尽了。
实际上
实际上，在文革中被残酷“斗争”的这些大学负责人，在1949年以后一直紧跟毛泽东的路线，在“知识份子思想改造”、“忠诚老实运动”、“院系调整”、“肃清反革命”、“反右派”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按照毛的政策大大改造了中国原来的大学系统。
中国现代大学，是在清朝闭关锁国的状况被打破后，模仿西方大学建立起来的。学校的课程和管理，都是按照西方大学的模式设立的。追求知识、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是西方大学的基本原则。在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这一套原则在大学里已经几乎被清除殆尽了。
实际上
实际上，在文革中被残酷“斗争”的这些大学负责人，在1949年以后一直紧跟毛泽东的路线，在“知识份子思想改造”、“忠诚老实运动”、“院系调整”、“肃清反革命”、“反右派”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按照毛的政策大大改造了中国原来的大学系统。
1966年前的大学领导人，建立了大学的共产党党委领导，还建立了政治辅导员制度。他们统管学生的吃、住、行、思想，还包括毕业后的去向和职业。大学最大的变化是学校具有前所未有的权力——可以把学生教师大批定罪为“敌我矛盾”并施加惩罚。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大学领导人把大批学生和教授划成“右派份子”，送去“劳教”“劳改”。这是以前的学校从来没有过的权力。
但是
但是，虽然中国大学1949年以后已经起了很大的改变，毛泽东认为这种改变不够。文革是他的“继续革命”。他下令攻击学校的领导人和教员，而且采用前所未有的残酷手段，即通过学生的手来施用暴力。
在社会中找出一类人来，对其实行攻击折磨甚至杀戮，然后就在这一过程中灌输他的意识并且强制实行他的意图，是毛泽东多年来一贯的做法。从“延安整风”，到“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可能和平进行的事情，都用了暴力以及杀戮。文革则把这一套大规模地用到了学校里，不但用于教员身上，而且用到了的大学的共产党领导人身上。在1966年，大学领导人的社会地位，就和“地主”“富农”“资本家”“右派份子”一样，成为“阶级斗争”的打击对象。
至于这种大规模的迫害会造成受害者的苦难，显然不是当政者要关心的。李达是毛泽东相识40多年的故人，他被“斗争”死，毛泽东没有怜悯之心。在文革时代留下的照片和记录电影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等文革领导人具有一种独特的在他们的年龄一般没有的得意表情，甚至显得青春焕发。这可能是修补底片的结果，但是更可能他们自己确实因拥有权力施行迫
害而神采飞扬。
实际上
实际上，这种“横扫”性质的残酷迫害，在文革中屡试不爽，纵横自如，行之有效。上述大学校长们本来不是什么忍气吞声的人物，性格都强硬张扬，才可能到了那样的高位置上。但是文革中，他们被侮辱，被殴打，被糟蹋得不像人样，可是没有任何反抗发生。甚至在文革后，他们也没有抱怨什么。这是文革提供的教训之一：一个政权，越是残忍，越是能所向无敌，能消灭一切反抗，平安无恙。
这种大规模大面积的暴力和杀害，在文革后被邓小平解释为毛泽东对国内情况估计错误。也就是说，好像文革只是一种自我防卫过了头，是一种心理或者认识的偏差。这是一种旨在消解罪恶的说法。仅仅这里的大学领导人的这种疯狂残酷的迫害，就无法以此来解释。
这些残酷的事情在大学校园里普遍发生，至少是几个重要因素的结合产生的。第一是毛泽东的社会改造计划。这个计划是非常疯狂的。他要取消货币和商品经济，他也要取消传统的学校制度。第二是他的文革中的一个“创举”，即命令学生长期停课，并且鼓励他们对师长施行暴力虐待。一方面，毛泽东制造了一个个被迫害甚至可以说要被灭绝的群体，大学领导人是这些群体中的一个。另一方面，他制造了充当迫害人的工具的群体，学生红卫兵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脚色。
这种角色给学生红卫兵带来了巨大的欢愉和受宠感，直至三十年后，还有人对当年可以“斗争”老师和校长感到自豪。而没有参加过这些的人会对他们的自豪惊讶，惊讶于这些人对于做过的丑恶的事情竟然不觉得丑恶。有人发问，为什么毛泽东要“斗争”这些大学领导人呢？事实上，如果毛泽东让当时的大学领导人改动大学结构和功能，这些人是会做的。他们确实像他们在文革后仍然表达的那样，他们是忠于毛泽东的。从他们在1957年的表现也可以知道这一点。既然他们可以冷酷无情地在一所学校中把几百名年轻学生划成“右派分子”把他们送去“劳改”，那么要让他们缩短学智、废除考试，改变教学内容之类，他们不会不服从的。把忠心耿耿的这批人“打倒”，还施加各种野蛮的暴力殴打和侮辱，似乎毛泽东的这种做法是很奇怪的。
但是
但是，通过对文革后的新的大学领导人的类型的观察，可以看到毛泽东抛弃上述这样一种类型的干部的另一个原因。
毛泽东在1968年7月底派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然后进驻全国所有的大学中学小学，实行所谓“工人阶级领导上层建筑”。其实，真正的领导是军人。军人中，8341部队，也就是“中央警
卫团”起了重要作用。其中迟群、谢静宜二人是重要的人物。迟群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任，谢静宜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和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们二人还兼任北京大学党委委员。
后来
后来，迟群、谢静宜和清华的领导干部刘冰等人在工作中发生了冲突。刘冰是文革前的清华大学领导班子中的人之一，文革中遭到批判后又被“结合”进新的领导班子。1975年8月13日，刘冰等人给毛泽东写信，批评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的工作。
在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里面有毛泽东的话：“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这段话印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86页，1998。）
毛泽东所称的“小谢”，就是谢静宜。仅仅从毛泽东的行文中，就可以看出他对这两个人的袒护有加。
迟群、谢静宜是什么样的人呢？《清华大学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说：迟群生于1934年，1951年参军，1968年时是8341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409页）。谢静宜生于1936年，1952年参军（497页）。这样的经历说明，他们都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也从来没有教育方面的专业经验。
另外
另外，这本很厚的校志没有说的是，谢静宜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毛泽东的关系密切，因此毛泽东称她为“小谢”。
由于毛泽东上述这段话，迟群、谢静宜有恃无恐。迟群进而担任国务院教育部负责人。谢静宜则还当上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迟群、谢静宜继续执掌清华大学和教育部门大权，直到1976年毛泽东死去。也由于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刘冰等人遭到“批判”，这也成为邓小平在文革中第二次被剥夺权力的“理由”之一。
和迟群和谢静宜这样的文革中被毛泽东任用的大学负责人对比，可以发现在文革中被迫害死亡的大学负责人，是相当不同的一类人。以下是部分上文写到的大学领导人的简历：
山西太原工学院院长赵宗复，（1915－1966）山西五台人。又名近之。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共产国际远东红军情报系统工作。……（《中国共产党人名大辞
典》
典》，1921－1991，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