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泉
郑文泉，是福建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皮肤科主任。1940年代从福建医学院毕业。他和上述三位医生一起被牵进同一案件中，1969年春天被宣布为“自杀”。
同一案件中被害死的还有医院的一名工友，和上述四名医生一起被牵进同一案件中，在同一时期被斗死了。非常遗憾，笔者没有能发现这位工友的名字。实际上，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的，并不只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虽然知识分子受到教育总是被当作攻击他们的借口，工友也一样遭到迫害。
上述四位医生中，刘俊翰医生情况的调查过程中，有些细节也是值得
一想的。2002年，一位帮助笔者的人找到了他的妻子王希娟医生的电话号码，给她打电话询问刘俊翰医生的死亡日期和年龄等等。他的妻子也是医生，已经退休多年，由于缺乏医生，现在被返聘，上半天班。她在电话上说，她不能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先向领导报告。在第二次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说，她向福建医学院中共党委报告了，有人要问文革资料，是否可以回答。上面说，只要是事实，可以告诉。于是她告诉了刘俊翰医生的出生年代，从医学院毕业的时间，以及他的死亡日期，没有别的。
文革后长大的年轻一代可能活得比较轻松，不会认为需要为回答笔者的问题而如此紧张，定要先行请示医学院的中共党委。那已经是34年以前的死亡。而且，她也并没有提供任何可能存有争议的事情。但是从这样的反应来看，我们只能体会到文革造成的恐怖有多么深重。在1968年，这一个无中生有的“里通外国”医生案件，不但死了五个人，他们的亲人心中留下的伤痕，深得34年都不能痊愈。
在福建医学院，单单这一个案件，就造成了四名医生的死亡。笔者还无从得知总共有多少人在这个学校被害死。这四名医生分属内科、皮肤科和脑神经科。这些医生选择救死扶伤为职业，经过长期的学习和训练，才成为合格的医生。在缺乏训练良好的医生的中国，他们更显得宝贵。但是他们就被“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残酷地整死了。这是为了什么？
王中方的弟弟名叫王岳，是中国科学院福建微生物研究所所长。他没有像哥哥那样在文革中死去，但是在文革中也被关押了好几年，1974年才被“解放”。应该注意到，“解放”是文革时代当局在放人的时候正式使用的说法。这个说法表明他们认为他们有权力先压迫人，然后恩赐一个“解放”。但是当时没有人敢质疑这种说法。文革后也没有人提起这一点。相反，文革后的官方报纸继续宣传要“感谢”“平反”，却不问最早是谁造成了灾难。
王岳也不是被关在正式监狱中，是被关在单位的“牛棚”里。他的罪名之一也是“里通外国”。他的“里通外国”也一样荒唐可笑，但是当时无人能质疑，现在也没有对为什么要有这样的“里通外国”案件作出解释和分析。
王岳在1941年到美国留学。他的导师SELMANABRAHAMWAKSMAN是链霉素的发明者，在制造抗菌素方面有重大成就。王岳是他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的第十九人。他取得博士学位以后回中国服务。
SELMANABRAHAMWAKSMAN生于乌克兰，后移民到美国，在1916年成为美国公民。他长期担任新泽西州的RUTGERS大学教授，经过十年的努力，发
明了链霉素。这是在抗菌素青霉素发明之后发展出来的第一个抗菌素。链霉素对于治疗肺结核等疾病有特效。在链霉素之后，WAKSMAN教授还发明了别的抗菌素，对治疗人类疾病有伟大贡献。由于WAKSMAN教授在抗菌素研制方面的成就，他在1952年获得了诺贝尔奖。
王岳在美国学习的时候，也是WAKSMAN教授正在链霉素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王岳回国后也从事抗菌素的研制。在1960年代初，在中国国内研制“庆大霉素”的时候，王岳曾经写信给他的导师求教。据说他写信还预先得到了中共福建省委的批准。早在文革前，与美国人通信就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写有人民享有通信自由，可是人民实际并不享受这样的自由。WOKSMAN教授给往日的学生回信，和他讨论抗菌素的研制，并且提供了资料。文革中，王岳遭到“斗争”。王岳和WAKSMAN教授的通信，成为他“里通外国”的罪证。
王岳的罪证是由他的“专案组”罗织的。但是“里通外国”成为文革的重要打击目标，是由文革领导人制定的。1967年1月1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也就是文革中常常被叫做“公安六条”的，第一条就与此有关。这个文件编码是“中发[67]19号”。文革时代，这类文件指导文革运动，具有高于法律的效用。王中方和王岳被作为犯有“里通外国罪”受到迫害，显然首先是由于这个“公安六条”第一条的作用。
现在的人会无论如何想不通文革的逻辑：王岳和他的美国导师通信讨论制造抗菌素，怎么会成为“里通外国罪”。难道他们把“里通外国罪”定义为“和外国人通信”？在王岳和他的导师通信这件事情上，第一，这是一些关于科学技术的讨论，和政治与国家安全无关。第二，这绝对不可能和“出卖情报”“盗窃国家机密”有关，因为通信的双方，王岳和他的教授WAKSMAN，后者比他对抗菌素懂得多，美国的医药业也远比中国发达，在这种关系中，只有王岳可能从WAKSMAN教授得到资料，而不是相反。第三，作为结果，王岳领导制造了新的抗菌素，对千千万万中国孩子和成人的健康有巨大帮助。对这样有益于人类的贡献，应该大力奖励赞美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王岳的导师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原因。但是在文革中，王岳成为残酷打击的对象。
这是残酷而且疯狂的举动，然而，不能仅仅归因于福建某些人的愚昧和虐待狂。因为这是文革的大方向决定的。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说，知识分子虽然不拥有生产资料，因为有“资产阶级世界观”，所以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打击对
象。文革中，学校的重点打击对象是教员，医院的重点打击对象是医生。在把一大批人设定为文革对象之后，又发明了种种罪名，然后，用这些罪名来“斗争”文革对象。实际上，在文革中，在医院里，1949年以前就开始行医的医生，级别较高的医生，几乎都被“立案审查”。“里通外国”是常用的最严重的罪名之一。
这不仅是发生在王中方和王岳身上的故事。实际上，从文革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对所谓“里通外国”的疯狂侦探和处罚，不但是为了迫害人，也是为了把中国人和世界绝对隔绝开来，不准人民和外部世界通讯来往，这是在愚化人民，不让人民知道世界上有别的社会制度和别的生活方式，不让人民知道在别处有比较好的生活比较好的社会制度。
对于外国当时已经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对人民的生活有很大好处的东西比如电视冰箱等家用电器和先进的医疗方法，文革当局拒绝学习引进。他们打击现代医学，“斗争”医生，把医院从城市赶走，用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毫不相干的名义。在他们设计的新社会里，普通的人民，只配享有一些仅仅受过非常少的医学训练的“赤脚医生”，却和世界的先进医疗技术无关。回到前科学时代的医学，就是他们没有说出来却清楚作出来的主张。
迫害医生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在这个网站上，关于医生，已经有了上海同济大学王祖德医生一家受到的可怕迫害；有上海中医学院教授陆瘦燕医生的故事；有河北省黄骅县歧口卫生院的王炳尧医生的故事；有北京陆军医院的刘浩医生的故事；有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高景星的故事，有北京协和医院胡正祥教授的故事；还有上海第一医学院和第二医学院被迫害死的教授的名单。
王中方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同学章安郎，在厦门当医生，也在文革中被害，详细情况还没有了解到。据笔者的调查，在每一个医院，都有医生被“斗争”和“隔离审查”。文革中，有一大批医生被害死。但是，文革在这方面的罪恶，却还没有得到清楚的描写和记述。
在中国古代小说《三国演义》里，描写了医生华陀，他在民间行医，受到尊敬。当关云长中了毒箭，他给关云长刮骨疗创，治愈了关云长的手臂。这一小说里的著名片断塑造了能忍耐疼痛的将军关云长和医术高明的医生华陀两个英雄。后来，华陀被残酷多疑的曹操请去治疗头痛病。曹操疑心华陀的治疗方法是要谋害他，下令杀死了华陀。华佗在被处死前把他写的医疗笔记留给狱卒，希望可以传之后人。但是，狱卒的妻子烧掉华佗的医疗笔记。她说，华佗的高明医术给他带来了杀头之灾，她不愿意自己的丈夫学习
怎么治病。
曹操的残酷在于，如果他怀疑华陀的医疗方法，他可以不接受华陀的治疗方法，完全没有必要把给千万人治病的受人尊敬的医生杀死。杀死华陀是一种罪恶。在《三国演义》里曹操被写作一个多疑和残忍的反面典型，杀死华佗是他被认为是坏人的原因之一。《三国演义》里描写的医生的故事是否确有其事也许已经无可考证，但是，从这个故事中传达的道德判断是非常清楚的。
曹操害死了一个医生，遗臭千年。文革领导人杀害了难以计数的医生，该当何罪？
王中方死了，他的弟弟王岳活了下来。1985年，王岳访问了美国。他见到了导师的儿子，却没有能再见到他的导师。WAKSMAN教授已经在1968年去世，享年80岁。他去世的时候，王岳正被关在“牛棚”里，不但不能为导师之死哀悼，反而正在为他们的通信而惨遭虐待。
如今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人，在一生中，可能都曾经使用过抗菌素治疗疾病。在抗菌素后面发生过的这些悲惨的故事，跟健康虽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值得被知道。这些悲惨的故事，不是抗菌素所能治疗的，需要别的有效的疗救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