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糖

清晨五点不到屋里就有人叫道：“起床！起床！”可是没有一个人有动静。四周还是静悄悄的。几分钟以后，同样的声音又回响在屋子里。“起床！起床！”——仍然没有动静。不过我猜大伙都已经全给吵醒了。渐渐地，我听到有人掀起被子和在地板上爬动的声音。有人把蜡烛点亮，接着，又有人打开收录音机——那是时下最流行的“国语”歌《我的爱从哪里来》。这一天开始了。

漱洗完后，每个人都去用自己的早餐。我们的早餐其实只是白米饭。巴阳叫我和他们夫妇一块儿吃。饭后，巴阳的太太还说要帮我盛便当。她在我的饭盒里装满白饭，然后再帮我把便当盒用毛巾扎好系在腰上。这的确是很聪明的方法，便当盒挂在屁股上面完全不会妨碍工作。我们穿上雨鞋，戴上手套和斗笠就出发了。我们新来的一批负责种树的工作，其他人则分成若干区域进行砍草与整地。

我们把一捆捆的树苗用布袋扎好吊在锄头上，然后再扛起锄头，顶着微明的天色踏上通往工作地点的小径。

懒惰的太阳过了好半天才钻出远处的山头。晨间的雾气在我们一行人的脚尖盘踞着，金色的阳光穿过叶缝照进阴暗的树林间。走了一段路后，我们七个人被带往种树的工作地。工头是一位年轻的台湾人，他穿着黄夹克，满脸严肃的表情。我们的工作地分布在一面陡坡上。工头把山坡分成若干“行”，然后再划分每个人的工作区域。我们得检查在自己的树苗行里有没有死去的树苗或该种而没有种的空位置。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得把新的树苗填进去。大致说来，树苗的间隔是三至四呎一株。

这听起来倒容易，可是我感到最困难的是我根本弄不清什么叫做一行。因为这些树苗原先种得并不直，行列间又长了很多野树，所以我只得爬上爬下地先弄清我的工作范围。

种了几株树苗后，工头走过来查看我工作的情形。我把树根塞进挖好的洞里，再把泥土填下去。他弯下腰，一把就把树苗拔了出来。“这样种不对。”他说完，还示范给我看。我想他才是真正的行家。我又试了一次，可是这回又轻而易举地被拔了出来。“还是不对，”他说，“慢慢来，把树苗插深一点，种好以后要拔不动才算及格。”

我的进度总是落人一截，自然，我背后的树苗也比别人多而重。我工作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勇敢地看了手表一眼。我估计差不多该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可是手表上才指着八点。我继续低头苦干。每当工头向我这儿走过来的时候，我就挖得深一点埋得结实一点并抬头向他冷静地笑笑。

可爱的十一点终于来临了，我松了一口气与其他的工人并次席地而坐，然后打开便当。洁白的饭粒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我扒了一大口饭，希望能顺利地吞下去。可是大团的饭粒哽在喉底——我多么需要一点点的素菜，或其他任何可以吃的东西来佐饭。这时候，哪怕是一碗清汤也好。亚宁看我无法下咽，掰了一小块黑糖给我。我感激地把糖压碎和着白饭一块吃了下去。对我来说，能有黑糖拌饭已是人间珍品了。不过当我便当盒里的白饭还剩三分之一的时候，黑糖已经吃光了。

“如果实在吃不下去，干脆倒了吧！”亚宁对我说，“可是别乱倒，最好是埋起来，因为工头看到了会骂人的。”我又扒了几口饭并喝了一大口水把饭团从喉咙送进胃里。

“对，这样吃才对，”亚宁笑着说，“你得适应这种伙食。别忘了这才是头一天呢。”

饭后再工作的时候，大家聊天的频率比早上要多得多了。他们谈到在屏东打工的经历。那儿不但气候温暖，老板们还给他们配菜吃，甚至于还有吃肉的例子。屏东在他们的谈话中成了“快乐之土”，可是没有人提到那儿的工头时常扣工资或白榨他们的劳力。

我猜想他们不断地述说屏东的好处只是想暂时逃避眼前的不满，而我所能做的却是集中心思肯定我自己工作的意义。它是尊严而神圣的。种树是生产的头一步，十年、百年后，人们会有更多的木材可使用。这些都是清高的想法。可是不一会儿，我那崇高的思绪竟跳到橘子汁、巧克力圣代和火鸡大餐上面。我开始回想过去经历过的安逸片段：静坐在咖啡馆里听音乐；在家里的炉火旁边轻弹吉他，要不就是在客厅的地毯上与朋友聊天……我发现我的意志成功地逃离了眼前枯燥、单调的工作。

三点半的时候，我们准时收工走回营地。我们先在营地附近的小溪里洗净雨鞋才进到屋里，而其他的工人已经洗过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在那儿吃晚饭了。发现自己忘了多带一条换洗的长裤，当我提到这件事时，两条长裤立刻朝我的床位飞过来。这是个充满温情的小世界。我把夹克脱下来挂在火炉旁边。

虽然大伙儿是共处在一间大屋子里，可是相邻的两三个人总喜欢聚在他们的床位那儿。我想他们的心中都有一道无形的墙，因此每当我离开自己的床位进入他人的领域时，我几乎觉得该先敲一下门或什么的。

我听到有人叫道：“糟糕！那是谁的夹克？”我猛然回过头，发现我的夹克正在冒烟。我忘了那是尼龙做的，很容易就着火。结果尔后的一个礼拜里，我只得穿着一件胸前有两个大窟窿的夹克工作。不过这也倒好，这种装扮非常适合户外工作——不冷不热，通风良好。

那天晚饭后（白饭和淡如清水的汤），我回到自己的床位上弹吉他。巴阳的太太端了一碗热腾腾的黑糖水给我。“我听说你很喜欢黑糖。”她笑说。此刻一碗黑糖汤不啻是最上品的法国葡萄酒。我慷慨地把糖水传给大家喝，然后与身旁的几位孩子唱将起来。黑糖水具有恢复体力的奇效，我们三四人的歌声也因此而淹没了收录音机里的音乐。

稍后，总监工到我的“地盘”来递给我一包黑糖（消息传得真快）和一本无聊时可以消遣的中国小说。他是位表情略带忧郁的台湾人。说话的当儿，他总喜欢用手捂着嘴，以免满口的米酒味外泄。他姓林，今年三十七岁，但还没有结婚，理由是山上才是他的一切。我问他：“是不是常有外国人来这儿打工？”

“不，很少，即使来的话也是爬山，几乎没有外国人来这儿做工。”他迟疑了一会。

“事实上……你是头一个。”他告诉我他有多喜欢雅美族青年和他如何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他还补充说明他以认识这么一位肯吃苦的美国人为荣。

“他是想跟你交个朋友。”亚宁在总监工离去以后对我说，“中国人交朋友就是这样。分手的时候别忘了跟他要地址，将来你们可以继续通信。”亚宁似乎以这件事为荣，我仿佛意识到和总监工交上朋友对我的雅美朋友来说是极“有面子”的事。因为我在某些方面代表着他们。

“下回你再来的时候，他可能要你当工头呢。”巴阳打趣说。

“不，不，我不是这块料，”我说，“我连自己的‘行’都认不出来呢。”

八点前后，音乐声和交谈声又随着蜡烛熄灭而消逝。我闭上眼，觉得疲倦万分，可是黑暗中不时传来嘀嘀咕咕的交谈声使我无法入眠。一位年轻的台湾工人悄悄爬到亚宁身边和他聊天。他们说的是“国语”，所以我每一个字都听得懂。以后的每天晚上，他都爬过来和亚宁大谈从前的冒险事迹。一个礼拜之后，我也知道了他们对某一货车司机的印象如何或某一家木材工厂老板的为人如何，以及东部旅馆里的服务小姐长相如何了。

第二天所有的工人都一起种树，而其刺激与混乱自然是可以想见的。我们种的是类似耶诞树的小柏树。这天雾很重，视界非常有限，所以工作时的心理压力很大，因为一不小心滚落坡底的话很难再找到上去的路径。磨练了一整天，我已经能够适应这种工作了。这一上午大伙都像前一天一样默默地工作，可是过了午后，说话声、歌声都冒出来了。到了三点半歌声已经上扬到了最高潮，我知道那是疲惫的工人们等待解脱的诚挚呼唤。

收工的时候，亚宁问我：“你打算做神父吗？”我点点头。他又接着说：“那真好。传教能赚很多钱，我也想当神父。”我正在想该怎么回答，他却又开腔了：“神父可以结婚吗？”

这一点我很肯定。“不能。”我回答说。

“那……他们能有女朋友吗？”

“不，不能有女人。”

“那……现在你还不是神父，你能打炮吗？”

“不，我也不能打炮。”

“难道你不会想吗？我是说……你身体难道不想女人？”

“唉！天主帮助我吧！”

亚宁并没有再开口，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对另一位工人悄悄地说：“他一定吃了药。”

那晚，总监工又来找我。这回，他送给我一锅蒸猪脚和两罐鲑鱼罐头。临去的时候，他还强调光让我吃白米饭实在太委屈了我。

“下次千万记得问他地址。”亚宁提醒我。他低头盼望地看看猪脚——我想这也许就是他乐于看到我交朋友的原因。当然，我立刻把猪脚捐出来给大伙享用。稍后，我把剩下的猪脚和鱼罐头拿给巴阳。他的太太惊恐地捧着那口锅，好像担心别人会在瞬间将它抢去似的。巴阳的太太在我眼里一向是个温文有礼的女人，可是我躺回床位的时候瞥见她捧着那口锅，贪婪地吸着里面仅存的一点肉汁。我很高兴我们还有两个罐头，我猜想明天中午打开饭盒的时候，里面除了黑糖之外还会多了一块鲑鱼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