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屋

早晨醒来时，外面下着雨，可是我们还是照样出工。工作场地一片泥泞，冰凉的雨水顺着衣领口流进背脊，看来这将是真正漫长难熬的一天。可是吃过午饭后，工头下令收工回营。在半小时的回家路程上，大伙儿不时地跌跌撞撞，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轻松的笑声——那无拘无束的笑声征服了敌视我们的大自然。

下午太阳稍许露了些脸，我借着这段空闲拍了几张照片。当伙伴们知道我要为他们照相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像要觐见总统似的，赶紧冲回屋里换上最干净的衣服。他们有些还挤在镜子前面摸摸头又练习摆摆姿势，脸上露出害羞而又兴奋的笑容。队伍在空地上集结好的时候我有点失望，因为他们的模样呆板而不自在。不过想想这些照片是为他们拍的，我只好摒弃要捕捉瞬间自然镜头的原则。那天一整个下午我都在忙着写下他们的地址，因为将来我得把照片一一寄给他们。

我发现工人们比一般人更讲究穿着。我想那是因为他们更重视自尊，他们不愿在非工作时间还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尽管营地隔日才供应热水，可是他们每天都要洗澡。单调、辛劳的工作并没有使他们剩余的光阴流于虚白。枯燥的生活方式也并没有迟缓他们对机会的反应。于是，我也试着隔日刮脸和每日梳头以保整洁——虽然，这些习性是违背我本性的。

后面的几天里，生活完全是一致的步调：漫长的上午，期待的下午，然后回到营区度过轻松愉快的晚上。我们的营地是个孤独的小世界，一旦进了木屋里以后，除了洗澡之外，很少有人再走出去。有人整个晚上都在听收录音机；有人静静地弹着吉他；有人唱歌；有人聊天或听别人聊天；有人聚在一起打牌；有人看书；也有人和女孩子谈情说爱。

有天下午，总监工林先生到工作场视察我们工作的情况。他要我多休息，少工作，然后还接过我手中的锄头帮我种了几棵。我顺口问了他这些都是什么树。

“有两种，”他回答，“一种是木材质地较差的柏树，可以用来做电线杆。另一种是很贵重的树。在台湾较少有人用这么好的木头做家具。事实上，这些木材都外销……”

那晚回到木屋里的时候，气氛非常不对。收录音机不再播唱了，每个人交谈的时候也都是用气音。亚宁盖着被子静静地躺在地板上。他和几位伙伴伐木的时候，给一根尖韧的树枝绊倒，结果小腿裂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现在他的村民已经给他上了纱布，可是鲜血还是汩汩渗出。

“真糟！”林监工说，“这种事真是最糟糕的了。明天我们要把他送下山，老板答应要付医药费。你要陪他一块下山吗？”

我点点头。为了明早好动身，我赶紧在睡前先收拾自己的行李。我和林监工交换了地址，然后一一和其他工人道别。其中一位台湾工人送我一个木制纪念品，其他人也一致邀请我将来再回来看他们。接着，我又和巴阳夫妇及雅美族人聚谈了片刻。我发现我开始对这间木屋感到依依不舍。那些工人们看着我的时候眼光又是我前所未见的。那是兄弟般的眼神。

那晚我一直睡不着。屋外下着大雨，我知道下山将是一段艰辛的旅程。山径窄得只能容得下一人通过，所以我们一定得背着亚宁下山，而他在所有工人中体重又是相当惊人的。我想到未来那一程滑溜溜的山路；想到工人们那一张张面孔；也想到这将令人难以忘怀的木屋……

早晨要下山的时候，巴阳走过来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要我千万小心。他的太太塞了一小包黑糖给我，然后很快地跑回木屋里。

与亚宁同行的还有三位他的亲戚。他们轮流背他下山，每隔十来分钟就换一次班。亚宁的小腿不断滴出鲜血，我们所经之处的水洼和稀泥里也掺着冲淡的血水。

下山的路段似乎是没有止境的。亚宁的堂哥脱掉沾满泥巴的球鞋，打着赤脚领在前面赶路。这一路上他们都是连溜带滑地往下冲，中途，我们只停下来休息一次，不过那次也是为了看一群可爱的小猴子。

我们在中午前后才赶到有车可乘的地方。那儿有一间木板搭的工寮，里面住了三个老头。我们把亚宁搁在床板上的时候，他的脸色苍白得像张纸。我为他盖上厚棉被，然后握住他的手。我问三位老先生什么时候会有卡车来，可是他们却向我抱怨山里的气候，最后，他们才附带地说工头已经打电话叫过车了，但谁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来。我们只好等。

有一位面色比亚宁更苍白的老人倒了一杯冷茶，那只杯子油腻得像沾了一层雾气，杯口上还有一只死蚊子。他捧着茶杯走过来说：“来，喝杯茶！”我们都很渴，也很感激他，可是没人碰那个杯子。

我走到屋外的小溪旁，用巴阳太太给我的黑糖调了一碗黑糖汤。我把汤端到亚宁的面前，他柔弱地笑笑，慢慢把汤喝下去。

下午二点多，卡车终于来了。路过检查哨的时候，那位警官问我：“这几天你在上面都干些什么？”

“做工。”

“下回有空再来度假。”看来，他还是不相信我。

我们先把亚宁送到老板家再转送到医院。一个礼拜后，亚宁出院时，老板共付了四千五百块。康复后的亚宁又跟从前一样无忧无虑而自信，没两天，他又开始计划到屏东去打工了。

我很想留下那件前胸有窟窿的夹克做纪念，但是最后还是忍痛把它扔了。领了工资以后，我和亚宁一块儿去看电影。那是一部中国功夫片，我两眼虽盯着银幕，心里却想到那些还留在山上的朋友：巴阳和他的太太；仁慈而寂寞的林监工；还有其他热情可爱的工人们……他们的脸孔像晨雾般地隐隐浮在我记忆中的某处，却永远永远不会被抹去。

几天以后我和一位神父坐车路过知本。我顺便向他提及曾经到远处的某一座深山里做过工。

“传福音？”神父问我。

“不，是去种树。”

“到教堂的人应该很多吧？”我猜他压根儿就没听到我说的。

“我说我是去种树，”我重复了一遍，“工资是八十块一天。”

那位神父没有吭声，过了一会儿，他向我介绍下一个乡镇的名字。

我耸耸肩靠回椅背上看着远处的山峰。我不应该寄望他会了解我的话——就连我自己都很难肯定这次上山的意义。不过我相信雅美人已经接受了我，这一点已经足够了。虽然我永远也不可能像他们一样，可是他们知道我曾尽力试着去分享他们的生活方式。那扰人清梦的声音：“起床！起床！”……想到这里，我禁不住笑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