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引发“一战”的因素有敌对的同盟关系、帝国的野心、国家间的不信任及日耳曼民族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日耳曼的历史发展过程不同于英美，弄清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哈耶克成长的文化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罗马征服了将德国和法国隔开的莱茵河西岸地区，但它一直未能征服居住在今天德国境内的各个部落。查理曼大帝最初是法兰克王国的国王，后于公元800年创建神圣罗马帝国，成为开国皇帝。当年为他加冕的是教皇利奥三世，这位教皇是天主教领袖，他统治的区域包括原古罗马帝国西部和日耳曼地区。在其鼎盛的10世纪和11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疆域包括今天的德国、奥地利、瑞士、比利时、荷兰、法国东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捷克共和国、波兰西部的全部或大部分。

几个世纪之后，皇帝的统治更多地流于形式，而不再有实际统治权，日耳曼民族各个小国的公侯才是其疆域内真正的掌权者。惨烈的30年战争结束后，位于今奥地利境内的天主教皇于1648年丧失了对位于今德国境内信奉新教的国王们的统治权。此后，神圣罗马帝国已经徒有虚名，但它一直苟延残喘至拿破仑时代，奥地利的弗朗西斯二世终于在1806年逊位。后来，希特勒将神圣罗马帝国统治的1 000年称为第一帝国，俾斯麦统治时代为第二帝国（持续了不到50年），希特勒自己的统治是第三帝国，他本来也想统治1 000年。

在17世纪90年代到1815年的法国入侵与拿破仑战争期间，在法国人的统治下，众多日耳曼小国反倒统一起来。在此期间，法国革命的理念——自由、平等、民主——也传播至德语民族。德国在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竟然与外国人的专制统治联系在一起，因此西方及其观念在日耳曼民族中声名狼藉。

在法国入侵与拿破仑战争期间，奥地利的统治家族哈布斯堡王朝一直最坚定地反对法国。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达成的协议，在俄罗斯与英国之间，建立了普鲁士和奥地利帝国，作为“防波堤”以制衡法国。此后，普鲁士和奥地利为争夺日耳曼民族的控制权展开内部斗争，最后只能用一场短暂的战争来决定胜负，结果普鲁士获胜。在奥托·冯·俾斯麦首相的领导下，通过1866年的奥普战争、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通过恫吓、吞并和强迫日耳曼地区的小国等方式，普鲁士主导的德意志帝国终于正式建立，时为1871年。

奥地利不同于德国的地方在于，它冒称自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衣钵传人。哈布斯堡家族以此号令整个帝国，以欧洲最重要的皇室自居，与大多数皇室通婚。他们信仰罗马天主教，也以基督教信仰的捍卫者自诩。

它后来发展成为奥匈帝国，是一个跨越多个民族、拼凑而成的帝国。其疆域包括原神圣罗马帝国的南部和东部，并且一直深入到巴尔干地区。到其统治的最后几十年，人们一直用局势“令人绝望而不仅仅是严重”来形容其政治状况。

“一战”的直接导火索是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假定继承人[2]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弗朗茨·约瑟夫决心一劳永逸地镇压斯拉夫民族主义，在德国的怂恿下，奥匈帝国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俄罗斯为了保卫其盟国塞尔维亚而参战，德国为了支持奥匈帝国而向俄罗斯宣战，法国则是俄罗斯的盟友。德国当时的计划是在攻占俄罗斯之前，先依靠比利时打败其宿敌法国，然后在欧洲大陆建立霸权。然而，德国入侵中立的比利时却促使英国也卷入这场混战。

法国入侵和拿破仑战争之后、维也纳会议以来一直基本维持的权力结构，已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尽管发动战争的是奥匈帝国，但战争真的打起来时它却只不过是个二流角色。德国企图在整个世界确立它认为跟本民族之伟大相称的政治地位——用当时的话说，就是获得“优势地位”。

“一战”爆发初期，奥地利满怀希望。后来成为哈耶克朋友的卡尔·波普尔当时还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一战”期间他在维也纳的经历无疑有助于他了解哈耶克的境遇。波普尔说：“不管从哪一方面看，战时及战后岁月都对我的思想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当然，当时很少有人知道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整个国家都充斥着震耳欲聋的爱国主义喧嚣，甚至连那些以前跟战争贩子保持距离的人士，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有几周，在学校里战争宣传的影响下，我也受到了那些无所不在的情绪的感染。1914年秋天，我写了一首愚蠢的诗歌《庆祝和平》。在那首诗里，我设想，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已成功打退敌人的进攻（我当时还相信是我们遭到了攻击）……当时，我的所有堂兄、表兄都加入奥地利军队赶往前线去了，我的很多朋友也上了战场。”

哈耶克的家人确实都支持这场战争，哈耶克和父亲都参战了。战争爆发时，哈耶克还是个刚满15岁的孩子。由于不到服役年龄，他有时甚至觉得没穿上军服是件难堪的事。后来他观察到，维也纳的局势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好转，到“一战”的最后一年甚至更糟糕了。

尽管跟大多数孩子不同，哈耶克对生物学感兴趣，但他也跟大多数孩子一样，对历史和政治事务不感兴趣。由于战争的影响，他的学术兴趣才转向社会科学，有一段时间还突然迷上了心理学。战争激发出来的政治激情及后来奥匈帝国的解体，使他的兴趣最终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

他进入人文学科领域的引路标是一门哲学原理课。授课老师谈到了亚里士多德，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学包括三部分：道德科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听到这番话，哈耶克的反应是，“‘这些正是我想研究的。’后来的事很好笑，我回家后就对父亲说：‘我知道我以后要研究什么了。我要研究伦理学。’他非常吃惊。（大笑）当然，我所说的伦理学根本不是我告诉父亲时他所理解的那个意思。”

1917年3月，在距离18岁生日还有两个月时，哈耶克参军了。受训7个月后，他成为一名军官，被派往意大利前线。他当时对自己充满信心：“我第一次可以真正向自己证明（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才能），只要我愿意，那么，不用费什么劲，我就能像军官学校里跟我一同受训的人一样出色。尽管我缺乏天资，甚至有点儿笨手笨脚，但在一群十七八岁的军校学员中，我总能跻身前五六名。”比起他的同学来说，他热衷于学术，也没有一点儿性经验。

他在意大利驻扎了一年多，直到1918年11月战事结束。20世纪60年代跟哈耶克共过事的埃利希·斯特雷斯雷尔回忆说，哈耶克会讲一些跟战争有关的“令人伤心或滑稽的故事”，比如，“有一个人负责运输活鳗鱼，不知怎么搞的，鳗鱼跑了出来，他在湿草地中到处抓鱼”。令人伤心的事是他儿时的好友瓦尔特·马格也参军后，他们刚在军中见过面，马格就战死了。几十年后，哈耶克看到马格的照片仍会哭出来。

哈耶克告诉他最后一任、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秘书夏洛特·丘比特，“一战”期间，有一些炮弹碎片弹起来，从他的头上削掉一块皮，当时他竟然不知道，“弹片撕开了他紧身军服和衬衫的缝口，灼伤了他的皮肤。官兵们一直拿这件事说笑，说他竟然没有注意到自己受伤了”。几周后，他父亲仔细地检查他的头部，发现他头上还被削掉了一点点骨头。

哈耶克记得他所经历的最激烈的战斗是1918年6月的无功而返的那次反攻，到了10月，奥匈帝国就崩溃了，随后有两波大撤退。从皮亚韦河撤退时，“我们先是受到意大利军队追击。我是我们团的通信官（这也就意味着我认识每一位说德语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唯一靠得住的人），团长命令我带一支小分队去炮兵团：开始是抵抗意大利军队的后卫部队，后来，当我们通过南斯拉夫地区时又成了先锋部队。这里活动着一些非正规的南斯拉夫军队，他们想阻止我们，夺取我们的武器。在战场上待了一年都没有打过像样的仗，而这一次，我们不得不顶着敌人的机枪扫射发动进攻。当天晚上，轮到我去面对机枪的时候，南斯拉夫军队却撤离了。不过，这实在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

还有一次，他差点送了命。当时，他从一只侦察气球上跳伞，却忘了摘掉头上的耳机。炮弹爆炸的声音非常大，后来他的听力不好，很有可能与此有关（也许也没关）。在谈及战争经历时他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无所畏惧的，当然，我是指肉体上。这不是指勇气，我只是说，我从来没有真正恐惧过。”“一战”期间，在一次飞机近距离混战中，他差点被打死。一架意大利飞机从正前向他的飞机开火，“打穿螺旋桨，他们开火的时候，我的驾驶员，一位捷克人，努力控制飞机使其盘旋下降。我解开安全带，爬到机舱横栏上。就在飞机快要坠到地面时，驾驶员成功地控制住了飞机。这可真是惊险的一幕”。

正是在意大利打仗期间，他基本上确定了研究经济学的方向。他在未出版的自传草稿中回忆说，在前线，大部分时间处于无所事事状态。先是闲极无聊，然后突然是一段紧张的时刻，感到既危险又刺激。在这里，他平生第一次系统阅读了一位战友送给他的经济学书籍。他后来说，那些书的水平实在不高，“但奇怪的是，这些书竟然没有让我对经济学失去兴致”，相反，这些书将他领进了这一学科的大门。

他仔细地阅读了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或不入流的社会主义者写的小册子，从这些作品中，他形成了自己最早的经济学思想。对他产生较大影响的是瓦尔特·拉特瑙的著作，在战时的德国，这位学者是“Rohstoffdiktator”（“原材料”—素材—导演），他当时是“迷恋计划的人士。我觉得，他关于如何组织经济体的设想可能是我对经济学产生兴趣的开端。那些观念明显属于温和的社会主义性质”。

在前线服役期间，他也曾休过假。有一次，他又回到原来就读的高中，花了几天时间，拿到了战后上大学的资格证书。由于他一向对学习不怎么感兴趣，所以人们曾怀疑他能否轻松拿到这个资格证书。而在这几天里，他又因为在神学课上阅读社会主义的小册子而惹出不少麻烦。

[2]　假定继承人，指其继承权可因血统更接近被继承人之子嗣的诞生而失效。——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