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萨尔茨堡

1969~1974年，哈耶克健康状况不佳，曾突发过几次严重的抑郁症。20世纪70年代中有几年的时间，他也一直被间歇性抑郁症所折磨。到了1985年，由于年事已高、健康状况恶化，那年突生的一次严重抑郁症终于击倒了他。而在1960年和1961年，抑郁症并没有妨碍他从事研究工作。

《法律、立法与自由》之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有几个原因。首先，这部著作分为三卷，并分别于1973年、1976年和1979年出版。由于体弱多病和精力不足，哈耶克决定各部分独立发表。而这就破坏了这部著作的整体性，因为读者不可能推测它下面会说什么。其次，《法律、立法与自由》的内容非常艰涩，是作者在很高的知识水平上写出来的。要理解这本书，需要广泛地掌握哈耶克的其他著作，弄清哈耶克的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和历史学思想，而且需要将这部著作阅读好几遍后才能理解。最后，他在书中所提出的实际政策建议看起来并无可行性，比如，根据有限的普选权分别选举产生彼此独立的立法性议会和行政性议会。

哈耶克觉得，选举权不应像当时的民主政体中那样普遍。他尤其反对将选举权赋予那些接受政府资助的人。他也觉得，应该设立两个议会——一个是专门制定法律的立法性议会，一个是专门研究日常公共福利功能的行政性议会。只有年满45岁的人士才能参加立法性议会的选举，且只能任职一届，每届任期15年，也只有刚好年满45岁的人才有投票资格。因此，每个人一生中只有一次竞选和选举立法议会的机会，即在他们45岁那年。每年选举产生立法性议会议员的人数是总人数的1/15。行政性议会的选举和运转则跟当时的议会差不多。

如前文所述，《法律、立法与自由》的写作时间与《自由宪章》的写作时间是相当接近的，尽管两者的出版时间相隔较长，《自由宪章》是1960年出版的，而《法律、立法与自由》则在1973~1979年间才出版。哈耶克曾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前言中说，手稿的大部分“早在1969年底前就快要完成了，但当时我身体状况恶化，迫使我不得不将完稿时间推迟”。当他于1969年离开弗莱堡大学转赴萨尔茨堡时，他还没有写完《法律、立法与自由》的最后一章，而大概就在此时，他的身体状况遇到严重麻烦。

这些麻烦部分归罪于误诊。在1985年的一次访谈中，哈耶克说：“有一段时期，我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有两三年的时间，我都忍受着医生诊断出的抑郁症。我一直觉得这太荒唐了，我是因为没法工作而很沮丧，而不是因为我很沮丧才没法工作。目前已经出现了现代的心电图仪，可以发现我曾经遭遇的那两次心脏病突发，第二次曾使我有三年时间什么也做不了，而且在事后才发现了病因。大约从1969年到1971年，我无法进行研究。我写作《法律、立法与自由》的工作也暂停下来。我当时觉得我已经快到生命的尽头了。但后来我突然又恢复了健康。”在另一个场合他也说道，“由于丧失工作能力，我非常绝望、悲观”。

他第一次患上抑郁症和经历健康恶化是在1960年和1961年，事后才发现自己经历了第一次心脏病发作。他将20世纪70年代的健康问题也归罪于错误的诊断——给他看病的萨尔茨堡的医生在治疗他的糖尿病时处置不当，使他血糖过低。哈耶克甚至说，在70年代这次疾病发作期，他简直成了“智力上的残疾人”。

岁月不饶人，他的听力也逐渐衰退了。早在剑桥时，他就有点儿跟不上别人谈话的节奏了：他的左耳已经丧失了听力，而右耳听力也开始下降。他的听力衰退使他“越来越无法享受社交生活的乐趣，几乎完全与剧院绝缘”，而过去他是要“定期光顾剧院的，这是他的主要消遣”。由于性格原因，他也没有培养出别的业余爱好，到了晚年，他对此后悔不已。在晚年创作的一些著作中，他对自己研究能力的下降深表歉意。他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卷中说：“我会尽最大努力赶在离世之前写完这套书。”在1977年出版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观念史新论》前言中，他又说，曾有好几年的时间他都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写完《法律、立法与自由》。

有好几年的时间，哈耶克都在接受抑制抑郁症的治疗。芝加哥大学政治思想史家约瑟夫·克罗普西回忆说，哈耶克曾在一个场合公开谈论过他的健康状况，当时哈耶克回到芝加哥访问，他提到他接受过抑制抑郁症的治疗。克罗普西还说道，有一次，哈耶克来到社会思想委员会，顺便自我介绍一番，并跟克罗普西讨论起哲学问题。克罗普西参与编辑列奥·斯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史》，他说，哈耶克与斯特劳斯没有过任何交往，尽管两人当时都在芝加哥大学。

阿瑟·塞尔登曾在1972年到萨尔茨堡看望过哈耶克，发现哈耶克病得很厉害，一直卧病在床。塞尔登回忆说，哈耶克精神萎靡，觉得他毕生的研究都是白费了，他说过或创作出的东西根本无人感兴趣。大概正是在这一次，他向塞尔登透露说，他年轻时之所以没有娶他的表妹，部分原因也是由于担心遗传问题，不过后来，她还是成为他第二任妻子。

拉利·哈耶克回忆起这个时期父亲的情况时说：“我们一般是在电话中交谈，我可以肯定地说，他很绝望。他没法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哈耶克谈到病情稍有缓和的1960~1961年时说，他遭受了一次“严重抑郁症”的打击。晚年，他的体重从约200磅减轻到约160磅。

※ ※ ※

1969年，哈耶克调到萨尔茨堡就职，这一次照例是出于财政原因，跟他早年去芝加哥大学、后来到弗莱堡大学的原因一样。萨尔茨堡也离维也纳更近一些，而海伦妮的儿子一家就住在维也纳。萨尔茨堡大学想购买哈耶克的藏书，而调到那里，他就可以继续利用这些藏书。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哈耶克一直捉襟见肘。在《自由宪章》中有一节的标题就是“独立的谋生手段对于人的重要性”，在那里哈耶克说：“我希望，我能具有像凯恩斯勋爵晚年论述的那样，独立的谋生手段对于人生活在任何良好社会中都不可或缺的作用时，表现出的那种辨识。”在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中，哈耶克本人无疑应有更广泛的经济来源，不过，据他最后一任秘书夏洛特·丘比特回忆说，哈耶克不是个善于理财的人。

萨尔茨堡可能比弗莱堡还要优美，它的历史也更悠久。萨尔察赫河从城中穿过，自罗马时代以来，该城就有人居住，因为附近有盐矿（萨尔茨在德文中的意思就是“盐”）。莫扎特就是萨尔茨堡人，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曾在这里修建过打猎时节居住的别墅。跟弗莱堡一样，萨尔茨堡在“二战”中也遭到严重破坏，但后来又修复了。

萨尔茨堡大学没有弗莱堡大学有名。它的校园分散在好几个地方，在册学生不到6 000人。哈耶克的研究助手库尔特·洛伊贝说，哈耶克于1969年到1977年间在萨尔茨堡生活的“多少有点儿不如意”。这部分是由于健康原因，也因为当时的时代风气，同时也是因为：萨尔茨堡大学的经济系规模很小——只有十几位教授，四位高级讲师。洛伊贝这样写道：“教员和学生的素质都不能达到他期望的水平。”1974年夏天，就在他被提名角逐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他接受过一次采访，有人问他，学生们是否知道他的著作，是否理解他的理论，哈耶克回答说：“我刚到的时候，学生们并不了解我的思想。即使到了现在，除了少数几个上过我的课的学生外，也没有多少人对我的思想感兴趣。”

在萨尔茨堡，哈耶克也没有几个朋友，他有点儿孤独。在1976年为《法律、立法与自由》撰写的前言时，他说，在萨尔茨堡修改本书的过程中，他没法再“方便地从图书馆查到”他在写作初稿时参考过的那些书。1977年2月，他在写给出版社编辑的一封信中解释了他想离开萨尔茨堡的原因，他说：“人们老爱问我为什么要离开奥地利，我必须承认，在来到这儿的仅仅几个月后，我就开始犹豫了。而联想到一份过去颁布的部长令中的规定时，我更为不安，这个规定是，‘大学教授在到外国旅行前必须向联邦部长报告’。不过，除此之外，我也必须提一句，萨尔茨堡大学没有授予博士学位（社会科学领域）的资格。因此在这里，没有哪个学生认真研究经济学。我调到萨尔茨堡大学实在是犯了一个错误。”

伦敦一位记者曾记述过哈耶克在萨尔茨堡期间的一件事。他生动地描写到，哈耶克住在一个“有点儿年久失修的近郊住宅区，一边住着一位退休的消防队员，另一边住着一位退休的铁匠，从家里到市中心和大学都很不方便。哈耶克之所以选择住在这里，部分是由于他妻子的偏好，部分是由于卖给萨尔茨堡大学藏书的那笔钱只够买下这幢房子”。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后，离开了萨尔茨堡大学，重返弗莱堡大学，但萨尔茨堡大学并没有把他的藏书再卖给他。

对哈耶克来说，20世纪70年代初期是最糟糕的一段时期，这不仅是由于他的身体状况出了问题。当时，通货膨胀肆虐了整个西方世界。美国实行了对工资和价格的控制。包括哈耶克在内的一些人觉得，英国社会已经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反正统文化的运动正甚嚣尘上。苏联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似乎在无可阻挡地上升。发展中国家奋起反抗前殖民地霸主的风尚和制度。

在生命的最后1/3的时间，他重返德语世界，由于天天说德语，他的英文写作风格也受到了影响。在1978年接受采访时，他开玩笑说，回到德语国家后，他已经有所收获了——他的句子“太长了”。这一点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他离开英语国家后，也就无法再跟以前的同道们保持密切联系了，以前他经常用英语与他们探讨他的想法（尽管所有德国学者实际上都懂英语），现在则更多地用德文写作。1969年，他用德文出版了一本文集《弗莱堡研究》，其中的文章大部分都用英文发表过。他跟妻子在家里交流时说德语。阿瑟·塞尔登的妻子回忆说，塞尔登夫妇1972年到萨尔茨堡看望哈耶克时，海伦妮曾说，她的英语说得不够好，所以没跟他们交谈，尽管事实上她英语说得很好。

哈耶克年轻时开玩笑说，他希望有一天能成为奥地利国家银行行长，60年代在弗莱堡大学时，他显然有实现这一愿望的一次机会。“当时执政的奥地利右翼总理曾问过马克卢普，是否愿意出任国家银行行长。遭到婉拒后，他又来找我。对此，我提出了一个条件，让我请一家国际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查核国有企业的账目，结果，谈话就此结束！”后来，他回到奥地利生活后，奥地利左翼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曾公开批评过他。

1971年，哈耶克参加了维也纳大学举行的庆祝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出版100周年研讨会。他在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中宣称，“尽管已经不再存在一个自成门派的奥地利学派，但我相信，仍然存在一种独具特色的奥地利学派传统”。后来在回忆往事时，哈耶克谈到1974年前自己做的其他研究，他说：“几乎有5年时间，我都无法思考任何问题，或者说，不进行任何原创性的研究。于是，我就做一些别的事情，比如，为意大利一本百科全书撰写有关自由主义历史的条目。这些工作不过是在重复我以前的研究，而由于记忆衰退，竟犯了很多非常严重的错误。如果你了解我以前的著述，那当你看到我所写的自由主义思想史时竟漏掉阿克顿勋爵，一定会觉得太荒唐了，因为阿克顿勋爵一直是我最敬佩的人物之一。但当时我竟然就犯了那样的错误。”

詹姆斯·布坎南曾谈到过在瑞士蒙特勒召开的1972年度朝圣山学社会议，这个地方距离朝圣山非常近，开会的场地也比较宽敞，能够容纳得下已经大大增加的成员人数。会议期间，大家走访了一趟朝圣山，在那里，哈耶克“在下午炎热的阳光下，站在朝圣山学社成立大会召开地点，那家旅馆的门廊前，向与会者致辞。对于学社成立25周年，他既兴奋，又怀旧，他似乎忘记了时间限制，而我们大家可都站在烈日下”。

60年代，哈耶克跟妻子住在弗莱堡时，他们环境惬意的公寓距离市中心不远，就在城区近郊。他们“特别喜欢”德国黑森林“优美的环境”。到了夏季，他们会到位于蒂罗尔、坐落在阿卑斯山区的一个奥地利小村庄奥贝尔古格尔去度假，哈耶克从小到大经常去那个地方。

※ ※ ※

1972年，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出版由苏达·谢诺伊编辑的《处境比预料的艰难：凯恩斯的通货膨胀遗产》平装本时，哈耶克又现身在大众思想舞台上了。1969年，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召开的朝圣山学社会议上，哈耶克曾说，20年前，他“对货币问题失去了研究兴趣，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让我彻底失望。我曾预言，这一安排会很快失败，但我错了。它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把恢复国际支付平衡的责任强加于债权国。这在通货紧缩的20世纪30年代是合情合理的，但在通货膨胀时期就不合理了。现在，我们享受着通货膨胀所催生的繁荣，这种繁荣要想持续下去，就得制造更多的通货膨胀。如果价格的上涨赶不上人们的预期，就会对经济产生抑制效应。我曾预期，只需要10年时间，我们就会陷入无法克服的困境。不过事实是，我们花了25年的时间才达到这一阶段。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导致了经济衰退。现在我们的处境要比预料的更艰难：这次的通货膨胀能维持多长时间？如果（通货膨胀）这只‘老虎’被放出来，就会一口吃掉我们；如果在我们抓住它的时候，它跑得越来越快，我们也仍然会被拖死！我很高兴，我不会在现场看到这种结局”。

在《处境比预料的艰难》一书中，谢诺伊引述凯恩斯对哈耶克1943年发表在《经济学学报》上的一篇文章的答复。在这篇题为“一种商品准备货币”的文章中，哈耶克提出，应当用一篮子商品、而不单纯是黄金，确立某种国际商品本位制，它能具备理想的金本位制所发挥的作用。凯恩斯则对哈耶克这种想法提出反驳，他说，他之所以反对实行金本位制政策，主要的理由并不是其不可行（有人曾说，金本位制可能面临黄金总量增长赶不上货币需求的情况），而是出于政策方面的考虑。凯恩斯认为，“将国际货币方案要实现的目标予以限定的根本理由是，从外部强制保持稳定的价格水平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不可取的。金本位制的错误在于，本国工资政策将受制于外部力量。更明智的做法是，国内价格的稳定（或不稳定）应被视为本国自行决定的政策问题。试图从外部强加这种限制的商品本位制跟严厉的金本位制一样会垮掉”。

这一答复是凯恩斯对哈耶克经济政策建议的最后一次公开回应，也是凯恩斯自1931年对哈耶克批评其“货币通论”书评做出回应以来，对哈耶克做出的少有的回应，因而，凯恩斯的上述回应值得讨论。凯恩斯反对哈耶克于1943年提出的旨在保持价格稳定的商品准备本位制。他说，为了避免出现通货紧缩，重要的一点是国家能够控制其国内的货币供应，因为在当时的状况下，如果没有经济活动的收缩，就不可能发生通货紧缩。哈耶克则争辩说，国际间只有实行某种商品本位制，才能强加一种维持价格稳定的约束机制。哈耶克的这种看法从经验上看似乎是错误的。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也实现了稳定的价格，或大致稳定的价格。而且，国际贸易也在急剧增加，与他所预测的浮动的国际汇率制度下可能出现的情形正好相反。

在1978年出版的《处境比预料的艰难》第二版中，谢诺伊在书中收录了哈耶克于1945年为威廉·贝弗里奇的《自由社会中的充分就业》一书所写的书评。哈耶克在这里说：“凯恩斯勋爵曾肯定地对我们说，我们都错了，说治病的过程不会有任何痛苦，甚至是愉快的：为将就业永远保持在最高水平所要做的一切，也能把开支总量维持在一个恰当的水平。”哈耶克在这里提到的是凯恩斯所提出的观点，同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宽松的财政政策。对于实行这些政策的效果的预期，哈耶克的判断更为准确。尽管如此，重要的是要注意凯恩斯提出这些政策时所处的环境，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经历了经济萧条。在当时，这些政策是最优的政策，而哈耶克提出的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肯定会产生与预期相反的后果。

《处境比预料的艰难》一书对于将哈耶克的思想重新推向英国和欧洲公众眼前，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大众媒体和学术刊物都对这本书发表了书评。这本书产生的广泛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哈耶克获得了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弗里茨·马克卢普在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那年，他曾提名哈耶克。

1972年，哈耶克在自传性笔记中写到，他“过着那种介乎于纯粹学术研究与公共活动之间的生活。到我生命的后半段，我觉得，这或许是最令我满意的生活方式”。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成为古典自由主义的重量级人物。他的晚年生活极为活跃也很高产，而随着他提出的“有限政府”的观点及更强调竞争性市场的观点成为时尚，出乎他的意料，他终于得以同时活跃在学术和政策领域。

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一切还没有发生。1974年，在他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之前，有人问哈耶克，“我好奇的是，你是怎么看到自由在我们这个时代或在未来的前景的”？哈耶克回答说：“我曾经预言，通货膨胀将会导致所有西方国家实行对价格的控制、从而演变为计划经济。没有人胆敢中止通货膨胀政策，因为不搞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失业。因此，我们以为通货膨胀停止了，可它很快又回来了。人们将发现，价格老是上涨，无法维持生活，于是，他们会试图通过控制价格来控制通货膨胀，当然，这就意味着市场体系的终结，意味着自由的政治秩序的终结。因此我觉得，只要我们企图抑制持续的通货膨胀，自由市场和自由制度就会消亡。这可能会花上10年时间，但这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我希望在这10年中，我会死去。”10年后，在回首1969~1974年这一段沉寂、无趣的岁月时，哈耶克感慨地说：“我有时觉得，这5年是冬眠期。”

FRIEDRIC

HAYEK

A Biogra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