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纽约

哈耶克本来打算学完法律之后，能在德国的某所大学，比如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任教的慕尼黑大学待上一年。不过，韦伯于1920年去世了，而且，奥地利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哈耶克的父亲掏不起儿子到德国念一年书的费用。1923年，哈耶克从维也纳获得第二学位——政治科学学士学位，这时离他获得第一学位还不到一年半。随后，从1923年3月到1924年5月，哈耶克一直住在美国。他希望成为一名专业的经济学家，因而觉得很有必要熟悉一下美国，并熟练地掌握英语。

和后来的很多研究生不同，哈耶克去美国，并没有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之类的机构的资助。哈耶克回忆说：“后来游学美国的人都很舒服，可以到处旅行参观，而我当时没有这种条件。我完全是自己想办法，自己冒险。事实上，我根本就没有什么钱。在整整15个月期间，我每周只有60美元。当然，假如我真的陷入困境，我也可以给父母发封电报说，‘请给我汇来返程路费’。不过，除了这种实际上派不上用场的最后保证之外，我的生活是你们所能想象的最贫穷、最悲惨的了。”

哈耶克是在纽约大学教授杰里迈亚·精琦的两次邀请下，获得到美国学习的机会的，这位教授供职于一个国际性经济学家委员会，担任德国政府进行货币改革的顾问，其中还包括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22年，精琦访问维也纳大学，哈耶克拜访了他，并说自己“渴望到美国去一趟，以提高自己的经济学水平。他承诺说，‘我想写一本论述中欧的书，如果你去美国，到时我会让你做我的研究助手’。当时，奥地利的通货膨胀刚刚结束，要筹集到一笔够我支付学费的钱，非常困难。为了省钱，我甚至没有发电报告诉对方我快到了。结果，当我到达纽约时，我发现精琦教授正在休假，而且没有留任何联系方式”。

哈耶克到达纽约时，“兜里只剩下25美元了。当然，25美元在当时也是一大笔钱。于是，我就呈上我的第一封推荐信……但除了换来一顿午餐，什么结果也没有。午餐后，不知是谁把5美元偷偷塞进一个香烟盒然后交给我，用这些钱，我挨过了两周。我的雄心越来越小了，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接受一份在第六大道的一家餐馆刷盘子的工作。当时已谈好第二天早上去上班。就在这个时候，大救星终于出现了——不过，直到今天，我仍对自己没去刷盘子感到遗憾。（大笑）那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精琦教授回来了，并且答应雇我”。

替他写信向美国经济学家推荐他的人，是约瑟夫·熊彼特。“一战”前，熊彼特曾在哈佛大学任教，并且担任维也纳一家银行的行长。熊彼特曾受到哈耶克外祖父冯·尤拉舍克经济学思想的影响。哈耶克回忆说，维塞尔曾请熊彼特“写信向他在美国的朋友们推荐我。于是我去拜访熊彼特，进了他那豪华的办公室——你越往东走，银行行长的办公室越豪华。熊彼特的办公室不像在维也纳，更像在布加勒斯特；他为我写了好几封言辞恳切的推荐信，所用纸张非常大，以至于我不得不专门拿了一个夹子装这些信，免得弄皱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信确实是‘芝麻开门’的魔咒，我处处受到款待，简直让我有点儿受宠若惊的感觉”。

可能正是哈耶克的美国之行加速了他与表妹关系的中断，尽管她后来还是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哈耶克在伦敦和芝加哥教过的一个学生比尔·莱特温回忆说，有一次，哈耶克曾说过这样的话，在维也纳，他和他的表妹海伦妮都年轻的时候，“我太不机灵了，没有说‘咱们结婚吧’”。他在美国待了一年多，等他回到维也纳时发现，她已经跟别人在一起了。据《哈耶克文集》总编辑斯蒂芬·克莱斯吉说，哈耶克的儿子曾说过，由于“误解了哈耶克的想法”，哈耶克的表妹嫁给了别人。

哈耶克开始在美国准备其论述货币稳定的博士论文，但最后并没有完成。克莱斯吉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纽约）与韦斯利·克莱尔·米歇尔的相遇影响了哈耶克后来很多研究的方向。”米歇尔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NBER）局长一职长达25年之久。与哈耶克师从的那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不同，米歇尔强调用经验、统计和计量的方法研究经济学。在米歇尔手下做过研究的经济学家后来成名的很多，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

哈耶克在1926年曾写信给米歇尔说：“只是到了现在，我才真正领悟到，我（在美国的）那年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尽管我的理论偏好并未改变，但我现在认识到，抽象的理论是弱不禁风的，得益于您的指导，我终于认识到，纯理论其实是没有用的……我希望以后能找到在正统的经济学理论与可用来解释现代经济生活过程的理论之间缺少的那一环。”哈耶克的思想体系共有两个组成部分——理论部分和经验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经验研究方向受到米歇尔和他在美国生活的那段时间的影响，他在纽约的那段时间对他确实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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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纽约大学最初准备研究的课题是“货币的运行与人为稳定其购买力之间能否相容？”——20世纪30年代，他在技术经济学领域关注的一直是这个问题。按照当时的说法，哈耶克从来就不是“稳定论者”（而凯恩斯则属于这类人）。稳定论者试图通过内部的、国内的货币政策来稳定国内物价。哈耶克早年青睐的则是通过某种国际金本位制实现固定的国际汇率制度。他在纽约大学准备撰写的论文则更进了一步，他相信，稳定物价会导致经济活动中的生产紊乱。

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经济学理论中，商业周期问题要比后来更受关注。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和20世纪前10年，经济活动的波动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的。从米塞斯的理论出发，哈耶克提出了自己对商业周期的解释。他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商业周期，是因为利率没有反映经济中的真实储蓄，从而导致生产结构失调。

哈耶克发现，在美国，最有趣的研究是哈佛经济中心对货币政策及控制工业波动的效果的研究，以及新成立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试验。他发现，在美国，纯经济学理论的讨论根本无人关注。这次留学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将他的兴趣“从纯粹的价值和价格理论转向了市场经济中的操纵过程”。他说：“从那时起，我日益明确地认识到，要想使市场的引导功能发挥其重要作用，从而使我们的辛勤劳动得到成效，就必须要求货币需求与真实需求吻合。市场所需求和供应的，与其说是总量，不如说是不同商品的相对比例。”他所形成的经济活动概念，其基础是门格尔提出的商品分级思想和庞巴维克提出的生产迂回性或周期性观念。

在美国期间，哈耶克设想的第一项重要研究计划是撰写一本论述美联储演变过程的书。这本书最后并没有完成，但相关研究却为他最初发表的两篇学术论文提供了素材，即以德文发表的《1920年危机复苏以来的美国货币政策》、《1914年改革以来的美国货币发行体系》。早年的美国之行给他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他能熟练地使用英语了，而这一点对他于1931年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职大有帮助。此行也使他熟悉了刚刚发展起来的美国统计方法，正是这一点，使他后来被任命为1927年成立于维也纳的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的所长。

除了纽约大学的研究之外，他还在没有办理任何正式手续的情况下，偷偷跑到哥伦比亚大学听课。他听了米歇尔的经济史课程，参加了另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主持的讨论课。

哈耶克还写过一封题为“德国的金融”的读者来信，发表在1923年8月19日的《纽约时报》上。显然，这封信是他发表的第一篇英文文章，论述了德国的“贫困化现象”。日耳曼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哈耶克青壮年时期一直在思考的中心经济问题。他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所能遭受的最不幸的事情。他一直认为，某种金本位制是维持一种健全而平稳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最好办法。

哈耶克本来希望申请到一笔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这样就可以在美国再待上一年。维塞尔写信向基金会推荐他，从而使他成为第一位奥地利申请者。然而遗憾的是，在获得奖学金的通知书送到他手上之前，他就已经踏上了返回维也纳的旅程。他本来还曾打算再返回美国，用这笔奖学金再留几年学，但这个计划显然不可能实现了，因为他结婚了，并担任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所长，这些都使他根本无法长时间离开奥地利。在美国期间，他留起了胡子，几十年后，他开玩笑说：“我现在跟美国学生讲话时，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开场白，我总是说，‘50年前，我为了抗议美国式文明，平生第一次留胡子……’”（大笑）

哈耶克的首次美国之行并不都是那么开心。他曾对比过自己在维也纳和纽约的生活：在维也纳，他可以享受丰富多彩的学术和社交活动，而在纽约，“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活动。当然，在美国，我也非常贫穷，所以什么也干不了。我根本不能去参加纽约的文化生活，因为我根本没有闲钱到处乱跑”。在纽约，他也没有知心朋友。“和普通学生不一样，我常常去纽约公共图书馆，有四五个人跟我同坐一张大桌子，于是就相识了，而这就是我对美国人的全部了解了。”他遇到过几个奥地利裔家庭，但“在那一年，我跟美国人的交往实在非常贫乏。我太穷了，我亲爱的妈妈晚年常对我讲，我从美国回来时，穿了两双袜子，两双套着穿的，因为两双都破了很多洞，只能套着遮掩一下”。1924年5月，在25岁生日到来之前，哈耶克终于高高兴兴地回到了维也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