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罗宾斯
从年龄上说，莱昂内尔·罗宾斯和哈耶克是同龄人，他能当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也是机缘巧合。他的前任阿林·扬是一位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1929年突然因肺炎去世，罗宾斯被任命接替这一职务。罗宾斯回忆说，1927年坎南退休时，大家一致认为“经济系的整个组织都需要彻底革新”，而这本来应当是扬的职责。于是，年仅30岁的罗宾斯获得了革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的大好时机。他试图创建一个世界领先的经济系，而事实证明，他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这一目标。
从哈耶克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起，罗宾斯就深深地为哈耶克的思想折服，并受到他的深刻影响，尽管随着时间推移，哈耶克逐渐偏离了纯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在《储蓄“悖论”》一文中，究竟是什么东西让罗宾斯如此着迷？最主要的是哈耶克对正在形成的凯恩斯理论（尽管凯恩斯本人在那篇文章中并未提及）的批评。凯恩斯认为，过度储蓄是商业周期的根源，比如，英国的问题就出在储蓄太多，从而导致消费不足。罗宾斯对《储蓄“悖论”》一文的评论是：“这正是我们反击凯恩斯所需要的东西。”
罗宾斯在自传中驳斥了人们关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凯恩斯执教的剑桥大学的关系的说法：“这种误解很普遍。人们常常以为，两校处于尖锐对立、互不信任的状态。这完全没有根据。”不过他也承认，两校间存在“不同的气氛”；“在实际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或许可以证明我们之间存在立场冲突”；“尽管我也许不该说，现在我觉得，我的伦敦同事们的看法也有错误，但我们有充分的依据反对在剑桥获得广泛支持的政策，这也足以证明这两群人之间存在冲突”。1932年10月，凯恩斯等几位剑桥大学经济学家致信伦敦《泰晤士报》并提出，为了阻止衰退，必须增加公共投资。罗宾斯、哈耶克等几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立刻反击，支持政府的平衡预算政策。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第一代学者就对剑桥没什么好感。坎南向来跟马歇尔不和，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另一位经济学家赫伯特·索默斯福克斯韦尔由于未能接替马歇尔的职位，也对剑桥极为不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员大多来自牛津。据经济学史专家杰拉尔德·库特的研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试图“把经济学理论和应用经济学改造成不同于马歇尔体系的经济学，而这套体系当时在剑桥已然根深蒂固”。
罗宾斯出任经济系主任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剑桥之间的竞争达到了白热化。首相麦克唐纳于1930年任命了一个5人组成的“经济学家委员会”，负责评估大萧条时期的经济状况，分析其根源并提出解决方案。罗宾斯和哈耶克都是委员，而凯恩斯则是委员会主席。罗宾斯和凯恩斯在委员会中互相叫劲——当初是凯恩斯提议他出任委员的，但罗宾斯拒绝为最后的报告签字。这件事过后两年，凯恩斯拒绝就失业问题与罗宾斯进行辩论：“他太胡搅蛮缠了！而且，他标新立异的理由太与众不同了。他很难抓住真正的要点，肯定会把公众搞糊涂。”
哈耶克率先批评《货币论》的文章，然后由罗宾斯安排，发表在1931年8月的《经济学》学报上。一个月后，哈耶克就得到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职。这篇评论对于哈耶克确立自己未来若干年在英国学院派经济学中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凯恩斯在接下来的一期中发表的过激回应更加巩固了哈耶克的地位，其作用可能比那篇评论性文章还大。在这篇评论中，哈耶克严厉地批评了凯恩斯。尽管在开篇的评述中他说，凯恩斯“由于其勇气和对现实的洞察力而获得了几乎无人比拟的、也是名至实归的声誉”，随后称赞“作者书中的有些段落显示了他惊人的见识、博学和对现实的了解”，但这些不过是后面严厉而全面的批评的铺垫而已：
事实证明，这本书只不过是知识急速发展过程中一个转瞬即逝的插曲而已，无非是一个试验而已，对其做出过高评估是不公平的……
在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看来，这种研究方法可不像作者自认为的那样新颖……
毫无疑问，可能是因为觉得自己提出的实际建议迫切需要得到理论上的论证，这才促使凯恩斯先生匆匆忙忙地发表了这部尚不能说已经完成的作品……
他的表述是艰涩的，不够系统，也含糊其辞……
不知道是否有人真能正确理解凯恩斯先生的意思……
凯恩斯先生采用的方法确实比较稀奇……
哈耶克在最后一个注释中鼓励凯恩斯做出答复：“面对如此多的问题，明智的做法恐怕是，先停下来做进一步阐述，从而为下一步讨论奠定一个更坚实的基础。”
凯恩斯确实进行了阐释，并且予以还击。在这篇11页的回应文章中，凯恩斯先用2/3的篇幅为自己的立场做了一番辩护，并对哈耶克提出了批评，然后评论说：“读者会以为我偏离了主题，已经在对哈耶克博士的《价格与生产》进行评论……在我看来，这本书是我读过的最混乱不堪的东西，从第45页往后，几乎没有一句健全的命题。这个再恰当不过的例子证明了，无情的逻辑学家如果从一个错误的命题出发，最后必然以进疯人院而终结。哈耶克博士看到了一个梦境，醒来时，他给梦境中的东西取了错误的名字，让他的故事变得杂乱不堪。他的“《忽必烈汗》[5]版本”没有任何启示效果，一定不能使读者思考他头脑中那点儿还在萌芽状态的想法。”
尽管不时地抱怨凯恩斯在回应他关于《通论》的书评中是如何不公，哈耶克也是不遑多让，不管是在最初的书评中，还是在对凯恩斯的回应进行反驳时：“不幸的是，在我看来，凯恩斯先生的答复并没有澄清我提出的很多难点。他并没有努力澄清我仔细而详尽地指出的他在论述中的含混不清之处，他的答复是去挑……另一本书的刺。我无法相信，凯恩斯先生希望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似乎他想通过辱骂论敌的办法阻止读者关注跟他的论点不同的看法。”
在剑桥，人们觉得，哈耶克是在与剑桥的思想战斗中替罗宾斯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打头阵的人。理查德·卡恩回忆说：“在剑桥，我们都有一种印象，当然这可能不对，但我们确实觉得，罗宾斯等人的意图是把哈耶克树立为一个偶像，用来与凯恩斯相抗衡。”卡恩接着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剑桥的关系最后之所以决裂，“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从维也纳来到伦敦导致的”。
在划时代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1936年）中，凯恩斯对罗宾斯冷嘲热讽了一番。凯恩斯首先说，“一战”后的经济学家，在其提出的比较现实的政策建议中，一般都不再自始至终地固守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凯恩斯看来，这是有益的。然后凯恩斯挖苦说，只有“罗宾斯教授与众不同，几乎就是他一个人继续坚持着保持思想的前后一致，他提出的实际政策建议跟他的理论属于同一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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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斯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家中的思想领袖，而由于哈耶克后来出了名，这一点时常被人忘记。亚瑟·罗森菲尔德曾就职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创办的伦敦与剑桥经济服务所，他回忆说，整个30年代，他“都注意到哈耶克在放射光芒。但他尽管在放射光芒，我当时却觉得，他不过是那时经济学家中最耀眼的星星——罗宾斯旁边一颗做陪衬的星星。第一次读到罗宾斯的《经济学的性质与意义》时，我的感受就仿佛‘观测天象的人看到一颗新行星进入自己的视野’。我当时觉得，哈耶克不是一颗能跟罗宾斯一样明亮的行星”。希克斯在1939年为其《价值与资本》一书所写的前言中评论说，这些思想“绝不仅仅属于我自己：这些思想是在罗宾斯教授的领导下，这里的人们一直努力推动的那种社会过程的产物”。几十年后，希克斯为其文集中所收的早期经济学文章撰写导论，标题就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罗宾斯的圈子”。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纳德·科斯当时也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生和年轻教员，他回忆说，罗宾斯是那个时期经济系“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后来长期担任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负责编辑业务的所长一职的阿瑟·塞尔登，当时也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生，他说，罗宾斯是“30年代中期的知识领袖，当时，哈耶克正忙于研究货币和工业结构问题”；“在我上本科那些年，罗宾斯是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人物。他的讲座和著述奏响了古典自由主义反击社会主义的号角”；罗宾斯是“经济系教员们的指路明灯”。1951年，哈耶克曾说：罗宾斯成为“30年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崛起的一批年轻经济学家的核心人物”。
在30年代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后来纷纷成名的经济学家中，除罗宾斯和哈耶克之外，还有约翰·希克斯、罗纳德·科斯、阿瑟·刘易斯、尼古拉斯·卡尔多、阿诺德·普朗特以及阿瑟·塞尔登。希克斯于1972年与人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跻身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学院经济学家之列。1926~1935年，希克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他的名声源于他的理论著作，包括《工资理论》（The Theory of Wages，1932年），尤其是《价值与资本》（1939年）。尽管他不是凯恩斯的追随者，却在凯恩斯主义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
为科斯赢得盛名的是“科斯定理”。科斯断言，只要交易成本为零，法律资格或产权的最初配置并不会影响其最后的效用。也就是说，通过完全竞争性市场来配置资源，最终总会实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资源总会流向更好的用途。在科斯的思想中，具有同样重要地位的是，确定产权及其形态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它们决定着市场交易的内容。与哈耶克一样，科斯的学术生涯先后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度过，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直待到1951年，此后则一直在芝加哥大学。
阿瑟·刘易斯于197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获得此奖的第一位黑人。他于1933年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一直待到1948年，当时已成为讲师。他这样描述自己进入经济学领域的过程：“命运注定了我要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成为哪一类经济学家也早就铁定了，即应用经济学家。这当然不是说我要把经济学应用到产业或其他结构性问题上，而是说，我要从制度背景着手研究问题……阿诺德·普朗特爵士教授是我的导师，如果没有他在关键时候的教诲，我恐怕既无法获得学识，也不会得到助教职位。（这是该校第一次聘任一位黑人，却几乎没有遇到阻力）。我和他在思想上有些分歧，因为他是个信奉自由放任原则的经济学家，而我却不是，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的友谊。”
尼古拉斯·卡尔多是20世纪另一位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在英国，他是很有影响力的凯恩斯主义者，尽管他最初深受罗宾斯和哈耶克的影响。他与哈耶克的关系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他曾将哈耶克早年的著作翻译成英文，但后来，他们的私人和学术关系却恶化了。卡尔多曾这样描述他们剧烈变化的关系，哈耶克逐渐地“极端讨厌我。最开始，他对我很严厉，但后来，我发现他缺乏理智，我就开始戏弄他，让他出洋相，在讨论课上跟他唱对台戏。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哈耶克争论，我说，‘哈耶克教授，这只是中学水平的经济学’。哈耶克的脸越来越红，下课后，我在休息室，哈耶克走进来（说），‘你们知道卡尔多说什么，尼基说什么？他竟然说‘哈耶克教授，这只是中学水平的经济学，你应该了解它’，我说，‘我抗议，我从来没有说过你应该了解它’。大家都大笑起来”。1927年，卡尔多进校学习，后来又任教直至1947年。这一年他到剑桥大学任教，并在那里成为皇家学会成员。剑桥是凯恩斯的老地盘，对他来说，这里的环境更合适。
阿巴·勒纳跟卡尔多一样，最初也是哈耶克的学生，但在30年代逐渐转向社会主义。但跟卡尔多不同，他一直怀有对哈耶克的感情和尊重——两人相互尊重。大萧条爆发时，勒纳成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夜校学生。还在读本科时，他就希望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剑桥之间加强学术交流。据30年代后期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研究生的泰伯·西托夫斯基说，勒纳是个“社会主义者，却鼓吹由市场确定价格以实现配置效率。他相信私人企业，他认为，这些私人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是个人自由的根本保障”。勒纳与奥斯卡·兰格一道创建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阿瑟·塞尔登的影响力并不是来自其原创性研究成果，而更多地来自作为一位编辑的工作。经他之手，数以百计才华出众且具远大抱负的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著作得以出版并广为传播。1957~1988年，他一直担任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负责编辑业务的所长。在他的努力下，英国逐渐形成了一种政治气氛，正是在这种气氛中，撒切尔夫人得以在80年代进行其市场导向的改革。塞尔登在纪念哈耶克的文章中写到，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及其后）是我的老师，作为一位一丝不苟的奥地利人，他相当引人注目，是罗宾斯请他来讲课的”。
在30年代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在希克斯于1935年去剑桥大学之后，阿诺德·普朗特成为系里的第三号重要人物。普朗特是罗宾斯和哈耶克的好友。科斯在谈到他的老师时说：“普朗特是坎南的学生，跟罗宾斯是同一代人，但他不像罗宾斯那样对高深理论感兴趣。普朗特是位应用经济学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产业组织。”科斯又回忆说，1931年，他参加了普朗特的讨论课，对我来说，这“开启了一个新天地。他让我理解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塞尔登回忆说，普朗特是他的商业学位导师，“他教给我古典经济学的真理，更教给我市场在贸易和工业中的力量，教我明白洛克和休谟洞察到的私有产权的作用”。从很多方面看，普朗特在教学上都比罗宾斯和哈耶克更成功，他的影响力更多来自言传而不是著述。
罗宾斯在自传中说过，普朗特“深刻地影响了两个系（经济系和商业系）的全面发展”，他的“课讲得非常出色，他是一位伟大的老师”。普朗特在谈到自己与哈耶克的交往时说，他“对于财产和所有权（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有的）的范围和作用具有特殊兴趣。我惊喜地发现，哈耶克对财产法的衍生影响的经济意义的估计，跟我的看法完全相同。我还记得，当我让他关注休谟在《道德原理探究》第三部分《论正义》中对这些问题进行的深入探讨时，他是多么兴奋”。在《自由宪章》中，哈耶克提到，“很多年前”，普朗特第一个提醒他注意休谟已意识到确定的、不变的规则，尤其是有关财产的规则的重要性。
除了本校这些才俊之外，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还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诸多访问学者。罗宾斯回忆说，这些访问学者包括来自维也纳的戈特弗里德·哈伯勒和弗里茨·马克卢普，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贝蒂尔·奥林和朗纳·弗里施（两人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奖），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和雅各布·维纳。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成为新兴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圣城”。哈耶克曾认为，它“可能是新兴的自由主义最重要的活动中心”，20世纪30年代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维也纳和芝加哥大学一起，“已为古典自由主义的新发展打下了基础”。
1931年哈耶克到任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大约有3 000名学生，其中1 250名是全日制学生，其中包括200名研究生；1 250名非全日制学生，另有500名跨校学生（在几个学校同时注册）。大约有一半的研究生、200名本科生来自海外。学校的专业涵盖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一度还有社会生物学，以及更多实用专业及其他学科领域。
罗宾斯和哈耶克主持的讨论课是这一时期学院最吸引人的学术活动。罗宾斯说，讨论课是“我们思想学术活动的中心内容”。教员和高年级学生每周搞一次，探究、讨论、交流各种观点。罗宾斯接着说：“至于形式，可以这么说吧，一般都是由我或哈耶克主持，通常是我来主持，但大家一聚到一起，就没有什么等级之分了。教员和学生都成了一帮热情追寻真理的家伙，声望高低全看你表现得是否出色。有时会事先确定研讨内容，更多则是有大量话题，有个大致的次序，然后我们就随着观念的展开而逐个讨论。如果突然有了新想法，就会完全改变话题。”
哈耶克则是这样描述讨论课的：“每一年都有一个主题。我想，我这么说没有不公允之处：罗宾斯做了所有的组织工作，包括选择主题。不过一旦展开讨论，我往往会主宰整个讨论。（大笑）这是规模较大的研讨，我想大概有四五十个人参加。不过，坐在前排的人都是些已参加了两三年的成员，他们主宰着整个讨论。这里不仅有学生……（还有）助教和初级讲师。”
普朗特也回忆说：“罗宾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持的经济学讨论课，成了无穷无尽地讨论哈耶克关于货币对生产结构和产业波动及其在经济、社会、政治政策等方方面面发挥影响之看法的论坛。哈耶克的出现为罗宾斯的讨论课所具有的磁铁般的吸引力又增加了一股力量。”在这里，大家也会讨论参加讨论课的其他成员的著作。
罗宾斯深情地回忆说，讨论课总是非常激动人心。我们普遍感到，在经过一段相对停滞的时期后，经济学又开始发展了，而我们正积投极入这一活动中。
或者这本身就令人欢喜，而年轻就是天堂！
哈耶克在谈到这些讨论课时说，他“当然永远都不可能再次激发出对理论经济学的技术性细节的狂热兴趣，也不可能再找到那样一群具有一流才智而又志趣相投的人士，并从与他们的讨论中受益了”。20世纪30年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那些岁月，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愉悦和收益。
[5] 《忽必烈汗》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缪尔·柯勒律治于1797年创作的梦幻诗。——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