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20世纪全世界最优秀的社会科学教学、科研机构之一。《凯恩斯传》的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在复兴于20世纪30年代的“反集体主义”思想运动中，涌现了5位杰出的思想家：凯恩斯、哈耶克、卡尔·波普尔、约瑟夫·熊彼特、威廉·贝弗里奇。其中，哈耶克、波普尔、贝弗里奇都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有关联。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对20世纪的民主社会主义同样具有深刻的影响。哈罗德·拉斯基、理查德·托尼、格雷厄姆·沃拉斯、克莱门特·艾德礼、休·多尔顿、悉尼·韦布等人都曾在此工作或执教。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既是古典自由主义复兴的根据地，也是“二战”后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理念在英国等国兴起的大本营。
20世纪20年代后期，哈耶克撰写了大量论文阐述其商业周期理论，其中，《储蓄“悖论”》引起了莱昂内尔·罗宾斯的关注。此时，罗宾斯刚被任命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简单地说，哈耶克并不相信存在什么储蓄“悖论”。在这篇文章中，哈耶克提到威廉·特鲁芬特·福斯特和瓦蒂尔·卡钦斯的《节俭的两难困境》一文，该文提出了消费不足的商业波动理论——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减少，经济活动就会减速。
在一年前发表的《利润》一文中，福斯特和卡钦斯悬赏让大家批评他们的理论，最出色的批评将获得5 000美元的奖金。1925年的这场竞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至少有来自25个国家的50多所大学的竞赛者提交了435篇论文。这些作者中有40位出版过经济学专著，55位政治经济学教授，还有一些金融专家，以及“大英帝国最负盛名的若干经济学家”。
哈耶克虽未参加这场竞赛，但消费不足的商业波动理论却促使他明确阐述了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其基础是米塞斯的思想。米塞斯的分析是，中央银行进行干预，人为压低利率，会释放出更多购买力，进而加快经济活动、尤其是资本品的生产速度。但到一定时间，这些额外增加的消费将难以为继，因为经济体中并不存在足以支撑它的真实储蓄。于是，中央银行就面临一个抉择：要么允许市场通过提高利率重新实现均衡，而这将导致经济收缩；要么继续通过压低利率、向经济注入更多资金以维持经济扩张。后一种办法的后果就是通货膨胀，到一定时期，通货膨胀将摧毁经济交易赖以进行的基础，进而摧毁整个经济。
在米塞斯这一分析的基础上，哈耶克又强调了庞巴维克的“生产周期”概念。在哈耶克看来，商业周期的根源在于资本的过度投资拉长了生产周期。而此时，该经济是不可能走完这一拉长的生产过程的，因为不存在足以完成这一过程的真实储蓄。当中央银行将利率压到比经济中的真实储蓄与资本需求的比率还低的水平时，时间上靠前的资本会出现过量现象，经济结构会因此扭曲。这种时间上靠前的资本必须在周期的后半段被清除。
20世纪20年代后期，哈耶克还在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时，第一次访问了英国。他回忆说，米塞斯在20年代早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埃德温·坎南身上发现了某种“很亲近的精神”，正是从这一时期起，“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自由主义群体之间开始往来”。1929年，哈耶克开始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T·E·格雷戈里通信。
也许是因为拉斯基后来太出名了，而他又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有关，所以坎南的地位就被人忽视了。然而，在奠定该校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过程中，坎南发挥了无人可及的作用，而就像该校的社会主义势力一样，这个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也产生了全球性影响。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创办于1895年，是根据英国社会主义者、费边社领导人悉尼·韦布的设想创建的。在半个多世纪中，它对英国政治和社会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对刚刚成立的学院影响最深远的最早一批教师包括坎南和格雷厄姆·沃拉斯，他们两位都是从学院创办起就开始执教：坎南在经济学系，沃拉斯在政治学系。
坎南深得自由主义的精髓——在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功利主义道德框架内，无私而热情地探求知识和真理。1951年，哈耶克曾撰文高度赞扬坎南：在“‘一战’之后一二十年自由主义思想衰微的那段时期”，坎南与维也纳的米塞斯、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不约而同地“捍卫了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
在坎南于1935年去世时，他的朋友兼同事A·L·鲍利撰文指出，“在战（‘一战’）前那段时间”，坎南“就等于经济学院，他好像一直就待在师生公共休息室和委员会，仿佛这就是他的生命所系。他是学院的灵魂”。哈耶克也说，坎南“缔造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比任何东西都更深刻地塑造了学院中最重要的系[4]的思想环境”。在当时的经济学界，正统的剑桥–马歇尔学派正在崛起，该学派强调数学的作用。坎南却更愿意做一个“异端分子”，他强调常识，强调用日常语言而不是方程进行交流。
坎南思想中与哈耶克思想一致的地方在于，他强调社会是渐进变迁的。这一点在坎南的著述中是显而易见的，他说：“政治经济学不会预先告诉我们社会将沿着哪条路线前进……所有重要的变革都是渐进的，而社会制度不是由某个受神灵启示的天才人物一时心血来潮创造出来的，而是‘自己’成长变化的，其速度常常比橡树长得还慢。”在英国学术界，他坚定地主张金本位制，他也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史学家。
坎南对政府正当职能的看法也与哈耶克相同，他说：“任何类型的文明而稳固的社会欲维持下去，都绝对需要一个政府对某一特定地域内的所有的人和事行使司法权力。如果没有这样的权威，个人就不可能有所作为。如果没有一个组织来防范作恶者，没有明确界定何为恶行的规则，个人就不可能和平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私有产权也不可能得到有效保障。”因此，规则造就了社会，规则对于社会的正常运转是必不可少的。
跟哈耶克在学术生涯中所坚持的一样，坎南也认为，国家的正当职能包括“切实保护人们免遭攻击、抢劫、欺诈，通过维护街道、水上运输线路等向民众提供旅行和交通的自由，提供排水系统等各种公共卫生设施、公园、基础教育，养活那些不能或不愿养活自己而又没有朋友或慈善机构接济的人”。他属于亚当·斯密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希望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不过，坎南并不是教条主义者。他曾经自豪地说，大战期间，他曾将卡尔·门格尔的画像挂在自己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办公室的墙上。
在谈到自己是如何进入英语经济学界时，哈耶克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得以与坎南传统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我非常喜欢他的著作。也为其写过书评，而罗宾斯又是坎南的弟子。于是，我觉得自己置身于坚持坎南传统的学术圈中比置身于马歇尔的追随者中更自在。”艾尔弗雷德·马歇尔曾执教于剑桥大学，是凯恩斯的精神依托。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哈耶克曾评论说：“坎南传统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我们目前所能意识到的。”
坎南认为，自己的世界观中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即罗宾斯所说的“国际主义”，这也是古典自由主义和如今的自由至上主义者的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罗宾斯在谈到坎南时说，他“从来不关心前线的事，他认为文明是一体的。有人认为，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是不同的，他对这种想法嗤之以鼻。因此，他坚定地拒绝谈论国际贸易，相反，他所举的例子总是地区间的贸易，而从来不提国家之间的贸易。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如果说坎南跟别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如果看到有人认为，这个、那个国家从贸易中得到这样或那样有限的好处是可取的，他会本能地比大多数人表现出更多的厌恶——在种种经济学理论中，他的理论最彻底地反对经济民族主义”。哈耶克也同样反对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并且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这会阻碍整个人类实现自己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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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1年1月底到2月初，哈耶克就“物价与生产”问题发表了四次极受欢迎的演讲。熊彼特在其巨著《经济分析史》中说，哈耶克在这些演讲中阐发的商业周期理论“在英美经济学界广为流传，并获得了任何严格的理论性著作都无法媲美的巨大成功。这个理论包括了计划和政策建议，论证极为严密，他们简直挑不出毛病来。他们也知道，读者的好恶丝毫无损于它的说服力。随后倒是出现了强烈的批评性反应，但无非是想削弱它的巨大影响力罢了。而后来，经济学界干脆置之不理，转向了其他领袖人物，不讨论这方面的话题了。这种社会心理实在有趣，非常值得研究。有些人的成功看起来维持时间较长，最终似乎也很伟大，然而，它们却没有哈耶克的著作那样令人叹为观止”。马克思主义者约翰·斯特雷奇当时撰文指出，1931年哈耶克的《物价与生产》一出版，就像“冲入英美经济学家视野中的一颗新彗星”。1931年，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希克斯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哈耶克的演讲之所以备受关注，主要是因为它来得“恰到好处——当时，世界性经济大萧条的方方面面都暴露出来了——在那个时代，人们非常渴望了解有关经济波动的新知识”。
1931年年初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表的系列演讲，使哈耶克得以进入该学院执教。就在这次演讲之前，他也在凯恩斯主导的剑桥大学马歇尔学会发表了一次演讲。理查德·卡恩是凯恩斯的追随者，后来又成为凯恩斯的遗稿管理人，他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有很多学生来听，系里最优秀的教员们也来听。听众们完全迷惑不解，无一例外。在马歇尔学会举行的活动中，一般演讲者讲完后会有一轮热烈而漫长的讨论和提问，而这一次，没有一个人说话。而凯恩斯当时在伦敦，我觉得有必要打破这种静寂与尴尬，于是我站起来问道：‘您是否认为，如果我明天上街买一件新外套，失业率会因此而增加？’哈耶克他指着黑板上画的三角关系示意图说：‘是的，但要解释清楚为什么，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进行数学论证。’”
我们可以从哈耶克的一次访谈中分清哈耶克与凯恩斯思路的基本区别。哈耶克说：“我从来不相信、也永远不会相信，总需求与就业之间存在简单的函数关系。我的看法是，如果你把整个生产活动比作一条河流，那么，这条河的上游部分与河口部分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关系。有一次，我几乎让凯恩斯明白了我的这个观点，当时我拼命向他解释，在某种条件下，最终需求的增加反而会抑制投资，因为此时快速生产变得更为重要，即使成本较高；而需求降低却会迫使企业追加投资以压缩成本。因而这里的关系也许是，需求减少会刺激投资，而需求增加反而会抑制投资。当时，他对我的论证非常感兴趣，他说，‘但这与就业取决于最终需求的公理是矛盾的啊……’由于这条公理在他的生命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必须得坚持最终需求与总就业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因而任何与此相反的理论在他看来都是荒唐的，他都视而不见。”
哈耶克的要旨是，在短期内，消费品需求上升会引导生产活动从长期的资本品生产转向当下消费品的生产。这样一来，需要长期投资的生产部门只能得到很少的资本，而这会抑制真实投资。
哈耶克指出，人们对生产过程的错误认识与资本的性质有关。他在纯技术性经济学理论领域的根本观点是，人为压低利率会刺激短期的资本品的生产，进而扭曲生产结构。这一观点的基础是庞巴维克的资本概念，根据这一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活动会通过越来越多的“迂回”，即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来开展。
在哈耶克看来，经济衰退的根源就在于，该经济体维持拉长了的资本生产过程的发展的能力，与其生产当下消费品的能力之间出现了失衡。在这样的失衡状态下，每购买一件消费品，都会阻碍长期的资本生产过程，从而导致浪费。他在《储蓄“悖论”》中指出：“一旦生产设施过量扩张的过程被开启，那么，除非通过一场以失业及消费需求下降为特征的危机，从而释放出起码能使已扩大的生产设施完工所需的资源，否则，这些设施建设是不可能完工的。”与此相反，凯恩斯则认为，英国的问题在于消费不足，因而所有的购买行为都是在正确方向上迈出的重要一步。针对哈耶克在1931年的演讲中提出的观点，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评论说，他“不同意凯恩斯的看法，凯恩斯认为，‘你每省下5先令，就会让一个人失去一天的工作’，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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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出乎哈耶意料的是，伦敦演讲使他得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罗宾斯在自传中写到，“我一直都记得那天的情景”，哈耶克来到我们学院，“我的门被打开，那位身材高大、健壮、矜持寡言的人物平静而坚定地过来对我说，我是‘哈耶克’”。哈耶克回忆说，他跟罗宾斯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合作非常愉快”。
在发表伦敦演讲后几个月，罗宾斯让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报《经济学》上出尽风头。哈耶克用德文发表的《储蓄“悖论”》是罗宾斯对哈耶克产生兴趣的第一篇论文。1931年5月，罗宾斯开始接手《经济学》的编辑事务，他便将这篇文章的译文作为《经济学》的头条。哈耶克尖锐批评凯恩斯《货币论》的文章则刊登在第2期（即8月刊）第二重要的位置上，仅次于一篇回忆伦纳德·特里劳尼·霍布豪斯的短文。在1931年的11月刊上，头条的文章是凯恩斯对哈耶克发表在8月刊上的那篇批评性文章的回应，紧接着又是哈耶克的反驳。再下一期，1932年2月刊，哈耶克对凯恩斯的《通论》所写的书评的第二部分发表在第二重要位置上。差不多有一年时间，哈耶克的文章“统治”了《经济学》学报。
希特勒掌权之前的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英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仍然是“日不落”帝国。它的臣民囊括了居住在每个大陆上的人，占世界总人口的25%。如果加上美国，英语世界的人口可能占到世界总人口的30%，尽管英国大多数殖民地的居民并不说英语。
在“二战”前，国际政治舞台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几乎全部非洲、中东、南亚次大陆、东南亚都在欧洲国家的殖民控制下。民族主义是20世纪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现象。在这个世纪，独立国家的数量几乎增加了10倍。
在鼓舞人们建立世界政治新秩序的人士中，就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政治学家、民主社会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拉斯基是犹太人，比哈耶克大6岁。1920年，拉斯基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26年升任政治学教授。美国政治学家威廉·埃宾斯坦曾是拉斯基的学生，他说，拉斯基“作为一位教师的影响力，要大于任何学者或任何政治事业的积极推动者”。
“二战”后，新兴独立国家的许多地区和国家的民族主义领导人都曾是拉斯基的学生。曾经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过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在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时曾说过，在亚洲和非洲，该校被视为“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拉斯基则“塑造了如此多新兴国家的未来领袖的精神”。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曾参加过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讨论课，后来担任过美国驻印度大使，他说，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尼赫鲁的思想“核心”就是拉斯基的观点，“印度（是）受拉斯基思想影响最大的国家”。1955年，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在印度待过，他说，当时的印度“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印度的思想氛围基本上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哈罗德·拉斯基和他的费边社同人主宰”。在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半个多世纪后，哈耶克在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的草稿中写到，他到亚洲、非洲旅行时发现，政府中掌权的人很多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基本上都从拉斯基那里得到过启发。
西方文明的一大成就在于，它具有超越民族、超越文化的性质。与其他文明不同，西方文明不受时间、地点的局限。从某种程度上说，拉斯基对男女在道德上一律平等的伟大的西方传统做出了贡献，而且这一贡献是持久性的。西方文明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实体，在20世纪发展壮大的所有人在道德上一律平等的观念，也许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政治进步。
哈耶克非常了解拉斯基，但对他深恶痛绝。1984年，哈耶克在为回应某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而写的读者来信中这样评价拉斯基：“约翰·亨特把哈罗德·拉斯基描写为‘左’倾思想的代表人物，并说他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然而，他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却让我觉得，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故事发生在1939年8月。晚饭后，拉斯基就苏联布尔什维克创造的奇迹喋喋不休地讲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他停下来，要我们听9点钟的BBC（英国广播公司）新闻广播。新闻中说，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署了协议。结果，拉斯基恼羞成怒，不仅是因为苏联人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也因为他在20多分钟前还在不遗余力地赞美的那套制度遭到了普遍的唾弃……从此，我再也不可能把他视为头脑清醒的人。”
在另一个地方，哈耶克以较为温和的口吻说：“搞笑的是，我和拉斯基来往颇为频繁，因为我们都是狂热的书籍收藏家。不过，我们的交往也仅限于此。”然而，1944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他们的友谊就“完蛋了”。拉斯基“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他坚称这本书就是专门针对他而写的”。拉斯基是1945年12月由埃莉诺·罗斯福参加的那次会议的主要发言者，他厉声斥责“自由企业的无政府状态”。他宣称：“没有什么中间道路，自由企业和市场经济就意味着战争，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则意味着和平。”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直接通向奴役”。这跟哈耶克的意思完全相反。
拉斯基最权威的传记作者艾萨克·克拉姆尼克说：“有一段时间，拉斯基是英语世界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1950年拉斯基去世，有一份悼词预言说：“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1920~1950年称为‘拉斯基时代’。”尽管去世后他的影响相对下降，但在其学术生涯中，他和凯恩斯一道，是当时英语世界研究社会问题最重要的著作者、思想家和教师。
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执教时，属于左翼政治圈的重要人物还有格雷厄姆·沃拉斯、克莱门特·艾德礼、休·多尔顿、理查德·托尼、悉尼·韦布。跟坎南一样，沃拉斯一开始也是学院讲师。罗宾斯提到过，作为教师，沃拉斯的魅力“超过我见过的所有人”。在1945年撰写的一篇纪念学院成立50周年的历史文章中，哈耶克形容沃拉斯是“费边社早期成员，是1889年发表的著名的《费边社文集》的作者之一，从最开始就帮助设计这所学校。显然，他是最能胜任政治学研究的人，正是由于他们两个人（韦布和沃拉斯）的努力，政治学才加进了学院名称中，与经济学并列。”沃拉斯是一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者。他尤其寄希望于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
克莱门特·艾德礼曾于1945~1951年担任英国首相，也是第一位担任多数党政府首脑的工党领袖，而在1912~1922年（战争时期除外），他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讲师和导师。在学院里，休·多尔顿是个更重要的人物，后来曾担任艾德礼内阁的财政大臣。和艾德礼一样，他曾进入丘吉尔的战时联合内阁。罗宾斯回忆说，在他刚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的第一年，多尔顿就已经是个大人物了。
理查德·托尼是一位信奉社会主义的经济史学家，在20世纪20~30年代，他与拉斯基、牛津大学的G·D·H·科尔被称为英国三位有名的“红色教授”。当时是“科学社会主义者”的时代，由于大萧条，英国学术思想界有少数人真诚地相信，拥有和管理社会所有生产资料的经典社会主义政权是最公平、最有效率的社会秩序形态。托尼出版过几本很有影响力的著作，包括《贪得无厌的社会》（1920年）、《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年）等。哈耶克虽然不同意托尼的观点，但很敬重他的为人。哈耶克回忆说：“有很多我非常敬重的人物，比如老托尼。他是那种社会主义圣人，或者用美国人多少带点儿嘲讽的话说，是空想的社会改良分子。而他是唯一一位真心诚意地关心社会改良的人，是我心目中的费边社会主义的典范，也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人。”
悉尼·韦布与他的妻子贝特丽丝是英国社会主义的精神领路人，特别是在19世纪最后几年和20世纪最初几十年。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按照社会主义和技术官僚的路线重新构建社会。研究费边主义的权威历史学家麦肯齐夫妇指出，韦布夫妇和费边社其他人的理想，“非常类似于受某种人道宗教鼓舞、由公正无私的精英统治的实证主义的国家”。悉尼在起草工党1918年宪章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宪章要求实现工业国有化。1924年和1929~1931年，他曾两度进入麦克唐纳领导的工党少数派内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影响最大的人物则是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后成为勋爵），他在1919~1937年担任学院院长。30年代，系里包括哈耶克在内的很多教员都跟他结下了宿怨。贝弗里奇是一位新自由主义者，1942年，他领导起草了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相关服务》，提出在英国建立一套雄心勃勃的社会服务体系，而这一设想在战后基本上被采纳。和凯恩斯一样，他并不是社会主义者，尽管比起凯恩斯来说，他支持制订更多的政府计划，对经济进行更多的宏观调控。贝弗里奇撰写的《自由社会的全面就业》也是一本广为流传的书籍。
就连那些批评贝弗里奇的人也承认，他是一位融资高手。在他执掌该校时，职员、教员、项目、科系都获得大幅增加，其中，图书馆受益匪浅。最大的发展是全职教员数量大大增加。贝弗里奇曾在自传中回顾说，他就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时：“全院的全职教员只有两位教授，而且都是刚提升上来的，此外还有一位高级讲师、几位级别更低的讲师，总共就七八个人。而到我离职时，已有19位教授、15位高级讲师、21位讲师，还有21位助教和助理——总共76人——这些是全职教员，另外还有4名非全职教员。”他当院长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直流传着一个笑话，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混凝土从来没有干过”。罗宾斯尽管后来也反对贝弗里奇，但谈到他早年的作为时也说：“那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正是贝弗里奇看到哈耶克演讲获得巨大成功后，提出聘请哈耶克担任全职教职的，尽管按照哈耶克本人的说法，贝弗里奇是在罗宾斯的建议下才做出这一决定的。
[4] “最重要的系”指的是经济系。——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