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经济学、知识与信息
在哈耶克向其学术生涯后半部分关注的研究主题转型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篇论文是《经济学与知识》（Economics and Knowledge）。这篇文章最初是他就任伦敦经济学俱乐部主席时的致辞，发表于1936年12月10日。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知识分工的概念，这个概念——如果正确的话——本身就证明了经典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
存在一个知识分工问题，其重要性类似于、至少不亚于劳动分工问题。然而，后者自我们的学科诞生以来就一直是探讨的主要问题，而前者却完全未被人注意到，尽管在我看来，它才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应研究的真正关键的问题……经济学比任何其他社会科学都接近于找到所有社会科学面临的核心问题的答案：存在于不同人头脑中的零散知识的结合，如何生成了看似通过深思熟虑而得到的结果？而要进行这样的深思熟虑需要发号施令的人所具备的知识，实际上是任何个体都不可能具有的。无数个体在我们所界定的条件下自生自发地行动，形成某种资源分配格局，仿佛是根据某个单一计划搞出来的，尽管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人搞出这样一个计划。
《经济学与知识》标志着哈耶克此前进行的方法论思考的突破。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之前，哈耶克强调的基本上是维塞尔、米塞斯的内省的、理论的和先验的方法。而到了《经济学与知识》，哈耶克则摆脱了严格内省的知识观，进而走向理论成熟。
他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的讨论产生于经济均衡论战过程中。这场论战涉及的问题是，什么构成均衡以及如何界定均衡。哈耶克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自己的均衡概念：“在我看来，均衡概念与静止状态的区别就在于，它不过是相当长时期中展开的过程的必然结果。”在1948年发表的《经济学与知识》新版中，他则告诉读者，他在《纯粹资本理论》第二章中对此有“更进一步的展开论述”。在那里，他提出：“当今各种形态的资本理论的主要缺陷都源于这些理论都是在静止状态假设下研究出来的，在这种假设中，大量有趣而重要的资本问题根本就不存在。”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论静止状态”一章中，对静止状态概念给予了可能是最好也最著名的表述：“政治经济学家必然会比较清楚地看到，财富的增长并不是无限的：他们所说的进步状态走到终点就是静止状态。”这时就进入了“资本与财富的静止状态”。哈耶克阐述的均衡理论与穆勒的静止状态有两点区别：第一，均衡不是发生在静态经济中，而存在于动态经济中；第二，均衡不是发生在某个时间点上，而是存在于时间过程中。
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哈耶克讨论了他的均衡概念。他指出：“均衡状态的意思无非是说，我们可以设想，在特定条件下，社会不同成员的知识和意图越来越趋于协调，或者用不那么精确但更具体的话说，人们、尤其是企业家们的预期将变得越来越正确。”他强调了预知概念，即在市场中，“所有知识都是让人预测的能力”。他说：“均衡概念仅仅意味着，社会不同成员的预见是正确的。预见正确就是判定是否属于均衡状态的基本特征。”
当代奥地利学派掌门人伊斯雷尔·柯兹纳这样解释上述哈耶克的最后一句话：“换句话说，均衡状态就是一切行为完美协调的状态，每位市场参与者的决策都与他人严密契合，他可以（完全精确地）预期其他参与者会做出何种决策。均衡状态定义中所包括的知识完备性假设，能够确保个人计划实现完全协调。”柯兹纳接着说：“从非均衡趋向均衡，乃是从不完备知识趋向完备知识、从不协调趋向协调的结果。从非均衡趋向均衡是沟通信息的过程。”
在哈耶克看来，正是价格体系促成了均衡的形成。价格和利润都是人们利用信息和知识的工具。价格和利润克服了知识的割裂状态。哈耶克解释说，通过知识分工和信息交流，个人经验性因素进入经济中。在其晚年完成的论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文章中他指出，奥地利学派用以解释个人行为的“纯粹选择逻辑”确实是“纯粹演绎的，然而，一旦我们要解释市场中人与人之间交互作用的活动，至关重要的就是信息在个体间传递的过程，而这则完全是经验性的”。
1978年，哈耶克在与经济学家阿克塞尔·莱永胡武德的一次谈话中，讨论了他与米塞斯方法论的异同：
莱永胡武德：你用了多年时间发展出自己的方法论思想。在方法论问题上，你跟米塞斯有冲突吗？
哈耶克：不，没有冲突，尽管我没能成功地让他理解我的要旨……我相信，在论述经济学与知识的那篇文章中，我就已经提出，对个人计划可采取先验的逻辑体系进行分析。而当人们试图了解他人行为时，就出现了经验因素。你不能像米塞斯那样宣称，整个市场理论就是一个先验体系，因为，当一个人要理解另一个人在干什么时，必然会出现经验因素。
哈耶克在1983年致经济理论家和经济学史专家特伦斯·哈奇森的一封信中又说，他写《经济学与知识》一文的“主要意图”是“有礼貌地向米塞斯解释，为什么我不能接受他的先验主义”。经济学不可能是一门纯粹演绎的、先验的学科，因为它讨论的主题不只是个体行为，而是要研究个体如何传递信息。而这正是一个经验的过程，而不是做出一个先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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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知识》发表若干年后，哈耶克回忆这篇文章时说：“大概就在我重新思考我们在维也纳那十几年一直讨论的问题时，我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它让我看到了经济学理论的真正性质，而在我看来，这种观念是一种全新的思路。”哈耶克认识到，价格是市场社会的根本，而价格体系要正常运转，就需要私有产权、契约、利润、交换商品与服务的能力，以及界定和维系这些制度的法律和社会规范。哈耶克不仅从反面阐述了反驳社会主义的论据，即知识分工使集中控制经济根本不可行；他还从正面对竞争性市场社会进行论证：浮动价格及与其相伴而来的种种制度，是克服知识分工的最好或许是唯一的途径。政府的正当职能就是创造出市场秩序，让个人可借助浮动的价格和利润，最充分地利用其分工知识，以此促进社会成员间的有效合作。
哈耶克在自传性笔记中提到《经济学与知识》时说，随后他又陆续发表了一组相关文章，收入《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1948）一书，“现在回头看，我觉得”，这组文章“是我对经济学理论做出的最有原创性的贡献”。继《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之后，他发表的另一篇著名的文章是《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最初发表在《美国经济学评论》，时为1945年，后来也收录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米尔顿·弗里德曼曾指出，价格“传递着信息。但在哈耶克发表其名作《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之前，这一至关重要的功能却一直被人们忽视”。哈耶克认为：“合理的经济秩序问题的独特性恰恰是由于下面的事实形成的：我们必须加以利用的关于环境的知识，从来不会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态存在，我们见到的只能是由每一个分工的个体分别掌握的、零散的、不完整的知识。社会的经济难题就在于如何利用不能完整地由个人掌握的知识问题。”正是所有知识都可收集为一体、由一个人掌握的错误假设导致了经典社会主义。
从20世纪30年代后半叶至生命终结，哈耶克的所有研究都在强调：“我们说我们所提到的那种计划是非理性的，并不等于说我们所能接受的唯一的资本主义形态就是从前人们所说的自由放任。这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根本区别：稳定的制度框架与……集中指挥体系之间的区别。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两种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视为理性计划的产物。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计划涉及的仅为稳定的制度框架。”
几十年后，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又写道：“自生自发秩序赖以维系的规则确实也可以是自发形成的，但未必总是如此……最后所形成的秩序的自发性……并不等于说它赖以维系的规则也是自发生成的。某个一直被视为自发性的秩序，其规则很有可能完全是刻意设计的结果。”他支持创建新的社会宏观制度，即“稳定的制度框架”。他反对的是政府直接干预经济。
哈耶克的目标是使所有人拥有最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他觉得，这一目标最有可能通过恰当设计的竞争性市场秩序实现。反过来，竞争性市场秩序又依赖浮动价格、私有产权、利润、契约、交换商品和服务的能力。所有这些制度性机制都是为了解决“人的知识的不可避免的不完备性”，即个人知识分工的难题。
他曾经深情地回忆“二战”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岁月。高年级师生共用休息室，构成“非常有意思的群体”，而其规模也正好“使我有可能深入了解大部分人。这里始终是个热烈讨论的场所。30年代后期，我们主要讨论变化多端的世界政治形势”。
哈耶克这样形容他发表《经济学与知识》后，从技术经济学转向社会人文研究其他领域的过程：“我有时觉得，我现在准备从事的研究，不知道是否有其他人能够胜任这么特别的任务。我确实希望我在《资本理论》中从事的研究会有其他人继续搞下去，而这则是一个全新的开端。我的《资本理论》其实是继续研究一个我已知答案的结果，不过是要给出证明而已，这是个很乏味的问题。而这也是一个有待搞清的问题：假如你认识到经济学是关于复杂现象的某种新科学的原型，那我们该怎样看待经济学？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关于《经济学与知识》，他还说过，它“确实是我从一个新角度进行研究的开端。在这之前，我只不过是在发展传统观点而已。而1936年的演讲使我形成了自己的思考方式。这是几方面的研究融会贯通的结果。包括我讨论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文，在我的商业周期理论中，我曾把价格视为生产活动的指南，还有参与当时……关于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的讨论。所有这些汇聚到了一起。然后，我突然灵机一动，非常兴奋，就写出了那篇演讲稿。我意识到，我是在以一种全新方式研究众所周知的问题。那篇文章发表的那一刻，也许是我学术生涯中最激动的一刻”。
对于交流信息而言，价格和利润是至关重要的。此后他的大部分精力都用来研究和描述能使人最充分地利用零散知识的社会秩序。随着时间推移，他的研究重点转向了规则或法律。规则能使人比较高效地生活在一起，它能使人最深入地彼此了解，即对未来做出最准确的预测，从而具有最高的物质生产效率。
尽管《经济学与知识》在哈耶克思想中占有突出地位，但在当时，全世界读过这篇文章的也许只有几百位学院经济学家和学生。整个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教学之余，哈耶克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写作那部最终没有完成的研究动态资本和货币理论的专著。
《经济学与知识》一文极大地激发了哈耶克的创造激情。1964年，他在被授予日本立教大学名誉博士头衔时说到过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主要结论是，经济学理论的主要任务是解释如何实现经济活动的总体秩序。人们在这些活动中所利用的大量知识，并不能被集中在一个人的头脑中，而只能是由不同人掌握的分工的知识。然而，由这一点到正确洞察到，个人在其活动所遵循的抽象规则与由此而形成的抽象的总体秩序间的关系，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而正是由于透过重新审视传统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即源远流长的法律下的自由概念，及由此而涉及的法律哲学问题，我才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直在谈论的自生自发秩序的性质，有了一个大体上还算清晰的认识。
FRIEDRICH
HAYEK
A Biogra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