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密尔
哈耶克最常提到的19世纪英国政治、经济哲学家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哈耶克对密尔的看法的前后变化，能够说明他们之间思想上的关联。在他晚年接受的一次访谈中，哈耶克曾说：“密尔多年的研究确实动摇了我对自己过去曾视为伟人的某个人物的钦佩，因此，根据我现在的看法，密尔是个非常关键的人物。”1942年在为密尔的《时代精神》一书写序时，哈耶克说，出版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有助于我们理解19世纪一位伟人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最有趣的阶段”。
哈耶克在1951年进入芝加哥大学之前完成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与夏略特·泰勒的友谊和婚姻”一文中，多次赞许密尔：
他是个敏锐、老练又善于平衡的天才人物，他总是精心而细致地遣词造句……
他具有超乎寻常的才能，因此完全有资格在自传中自豪地宣称，他“愿意并且也能够从任何人那里学到东西”……
密尔，为人诚实，是一位谦谦君子……
他必将再次被视为当时真正伟大的人物，既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一位道德上的伟人。而他之所以能在知识上取得成就，主要也是由于他坚信，道德高尚对于冷静的思想活动具有无上的价值。在成长过程中，密尔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使命感，就是要成为“理性主义的圣人”，格拉斯通曾恰如其分地用这个词来形容他。
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也提到过密尔的杰作《论自由》。
在《自由宪章》中，哈耶克尽管多次对“年轻时代”的密尔颇有微词，但提到密尔的次数要多于其他学者。密尔的话大部分是作为权威或志同道合的言论被哈耶克引用的，比如：
今天，我们无须比古人更聪明，也能更深刻地理解个人自由的基本条件。过去一个世纪的经验能教给我们的东西，要比麦迪逊、密尔、托克维尔或洪堡所能想象的更多。
由约翰·弥尔顿和约翰·洛克做出的、并由密尔和沃尔特·巴杰特重述的对宽容的经典论证，其理论基础当然正在于他们认识到了……人的无知。
（哈耶克在讨论“政府的强制性措施与纯粹服务性功能”之间的区分时说）这种区分等同于密尔对“专断的”和“非专断的”政府干预之间做出的区分。
如果我们不将政府的“干预”放到这一（法治）背景下考察，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亚当·斯密和密尔在反对什么样的政府干预。
在《自由宪章》中，哈耶克也赞扬了密尔的部分观点，密尔在讨论思辨哲学的重要性时说，政府控制经济对于自由而言是致命的，他承认政府可以采取提高民众知识水平的行动，而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具有潜在的危害。哈耶克把这句话作为他全书的结语：“我觉得，用威廉·冯·洪堡的一句话再恰当不过了，百年前的密尔也曾将这句话置于他的《论自由》一书的开篇：‘本书将要阐明的所有论点都指向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最丰富的多样性对于人类的发展而言具有绝对的、最根本的重要意义。’”读者完全可以设想，哈耶克创作《自由宪章》的目的就是要补充密尔的《论自由》——事实上，连书名“自由宪章”都可以理解为跟密尔的著作有关联。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与哈丽雅特·泰勒的友谊和婚姻》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学术著作，追溯了他们两人在维多利亚时代惊世骇俗的爱情和婚姻。（夏略特尽管嫁给了别人，却一直陪伴着密尔，并跟随他到处旅行。）写这本书的念头是“偶然”形成的。战争时期，哈耶克得到两人的部分书信，那时他的时间比较充裕，还有一位能干的助手露丝·博查德。于是，他便“投入超乎寻常的精力来研究这个问题”。除了这本书，哈耶克还编辑了密尔的《时代精神》，又写了几篇论述密尔思想观点的文章。密尔文集的编辑约翰·罗布森谈到哈耶克关于密尔和夏略特的论著时说，哈耶克把“故事讲得非常精彩”，他还提到“哈耶克教授富有启发性的著述”。博查德写过一本密尔传记，在前言中她“特别向哈耶克教授表示谢意”。
哈耶克的研究对迈克尔·圣·约翰·帕克（Michael St. John Packe）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著有《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生平》（1954年）一书。哈耶克在该书前言中称这本书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最权威的密尔传记”。帕克则在他的致谢中两次感谢哈耶克，对他的谢意仅次于自己的妻子，他说：“对于当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现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哈耶克教授，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教益远多于他在前言中所指出的那些。确实，如果没有他多年的成效卓著的研究，不但我无法创作出这本书，任何人都不可能写出一本完整的密尔传记。他对我的长期关注和及时忠告远远超出了我的期望。”
弗朗西斯·米内卡编辑了密尔文集中的一卷“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早年的书信”，在前言中他写到，“将这一卷编进文集的主意出自哈耶克教授……（他）尽可能完整地搜集1848年之前（密尔的书信）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在给米内卡参与编辑的这本书撰写序言时，哈耶克用优美的文笔写道：“搜寻这些未发表的手稿是一项侦探工作，多数人都喜欢在空闲时间将这种事情作为一种消遣来做。搜寻中收获成果的乐趣主要由我享受了，而为了本书的面市而进行的真正艰苦的工作，则完全由米内卡教授承担着”。
下表列出了哈耶克讨论社会哲学的4本主要著作——《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法律、立法与自由》及《致命的自负》中引用学者观点的次数。
若干学者被引用的次数
《通往奴役之路》 《自由宪章》 《法律、立法与自由》 《致命的自负》 合计
休谟 1 21 43 16
81
斯密 — 17 22 13
52
密尔 3 28 10 10
51
波普 — 8
25 13
46
米塞斯 — 20 10 5 35
柏克 — 21 10 4 35
阿克顿 8 20 5 1 34
洛克 2 10 15 5 32
亚里士多德 — 8
11 12
31
边沁 — 5
20
6 31
马克思 5 6
4 13
28
康德 1 4
18
2 25
弗里德曼 — 7
3 — 10
门格尔 — 4
8 9 21
凯尔森 — 9
10
0 19
凯恩斯 2 6
4 7 19
拉斯基 3 6
3 — 12
奈特 1 8
— 2 11
很多评论家都注意到哈耶克与密尔之间的相同之处。罗伯特·坎宁安在为哈耶克的一本文集撰写前言时说：“1859年，密尔在《论自由》中追溯了他所说的公民或社会自由的历史。100年后，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重述、深化了自由宪政主义的传统学说。”诺曼·巴里称，“无疑，哈耶克对自由的捍卫是自密尔的《论自由》之后最雄辩、最有说服力的，其论证也是最严密的”。据约翰·格雷研究，哈耶克创作《自由宪章》就是“纪念密尔《论自由》出版100周年”。亨利·黑兹利特的一句话一直被印在《自由宪章》一书的封底上：“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著作……是20世纪的《论自由》。”
但在后来的《法律、立法与自由》一书中，哈耶克开始表现出对密尔更强烈的否定态度。密尔不再是他引用最多的学者了（引用更多的是休谟、波普、斯密、边沁、康德和洛克），即使提到密尔，也经常是作为批评对象。哈耶克批评密尔推广了“社会正义”一词。哈耶克有一段文字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称为“自由文明面临的两大威胁”。在这段话的一个脚注中，哈耶克批评密尔说：“这两者却都被密尔特别强调，将其视为现代人保留的仅有的两种‘高尚’情感。”
最典型地体现哈耶克晚年对密尔持有负面看法的地方，是《法律、立法与自由》中的一节“通行的民主制度的致命缺陷：无限权力”。在这一节开篇，哈耶克就说：“有一种可悲的幻想，以为只要采用了民主程序，我们就没必要对政府权力施加其他限制了。这还让我们进一步相信，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构成的‘对政府的约束’，完全可以替代传统的限权措施。”然后他在脚注中说：“詹姆斯·密尔似乎是这一思想的始作俑者，尽管我们很难在他的《政府论》中找到明确的说法，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他儿子的影响，密尔在《论自由》中说，‘国家无须防范自己’。”
对密尔这段著名论述进行这样的阐释是相当奇怪的，因为这种阐释太不准确了。（密尔的这句话及这句话前面的句子我们已引用过。）从这句话前后的段落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密尔的想法跟哈耶克完全相同——民主投票程序不可能减少限制权力的必要性。在说完“国家无须防范自己”的观点之后，密尔接着就说：“这种思想方式在欧洲上一代自由主义者中非常普遍。而除面对大家都觉得不应存在的政府外，认为对政府的活动范围应予以限制的人士，在欧洲大陆的政治思想家中可谓凤毛麟角。然而在人世中，在政治和哲学理论中，成功恰恰突显了失误和缺陷；而如果失败了，这些失误和缺陷反倒不易被发现。当全民政府还停留在人们的梦想中，或人们只能在遥远的古代历史中读到时，人民无须自己限制自己权力的观念俨然是自明之理。但随着时间推移，今天，当民主共和国已普及很多地方时……我们就需要认识到，‘自我治理’、‘人民自己对自己的权力’之类的说法，并没有表达我们所处的真实状态。因而，当掌握权力的人定期地由人民选举产生时，限制政府对个人的权力的重要性丝毫没有减弱。”哈耶克把密尔在《论自由》中强调的根本观点正好颠倒了。
哈耶克对密尔的误解更令人惊奇之处在于，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也引用过上述这段话，却放在相反的语境中。在《自由宪章》中，哈耶克对密尔的话做了准确的解读，而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却做了不正确的解读。这就让我们怀疑，哈耶克晚年对密尔的批评究竟是由于误解，还是真的因为他不同意密尔的观点。进而我们也怀疑，这两位思想家之间的共同点是不是真的没有哈耶克晚年所认为的那样少。在《自由宪章》正文中，哈耶克写道：“现代民主制度发展到相当晚近的时代后，一些蛊惑人心的家伙就煽动说，既然权力已经归于人民，就不需要对这种权力加以限制了。”然后他在脚注中补充说：“参见R·B·麦克鲁姆编著的密尔的《论自由》，该书已经对那种看法给予了批驳。”哈耶克提到的麦克鲁姆版本的《论自由》的那个段落，我们前面也已引用过。
在《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写到，密尔早年“曾受社会主义影响，正是由于这种倾向，他对‘进步’知识分子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从引导知识分子走进社会主义这方面看，他比任何人的影响力都大”。哈耶克过于强调密尔的社会主义倾向了。密尔去世后才出版的自传中，确实写到，“从他们所追求的终极理想的角度看，我们（密尔和夏略特）确实可以划入一般社会主义的行列”，而在1948年《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一版之后的多次再版中，他（在泰勒和当年发生的欧洲各国革命的影响下）确实对社会主义节节退让，但他所向往的社会主义是在竞争性经济中的劳动者合作社，而不是无所不在的国家控制——这才是哈耶克所说的社会主义。
实际上，在《自由宪章》中，哈耶克又以肯定的语气引用了密尔的看法：“如果公路、铁路、银行、保险公司、大型股份公司、大学、公共慈善机构都变成了政府的下属机构；如果本来由地方自己决定的市政机构和地方公会也都成为政府的下设机构；如果上述所有机构的员工都由政府委任、养活，员工生活的任何改善都得看政府脸色，那么即使有新闻自由、有民众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这样的国家也不可能是自由国家，最多只拥有名义上的自由。”在《政治经济学》最后一卷，密尔说过的一段话几乎就是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说过的话，他说：“每个人都拥有一个活动范围，绝对不允许政府介入；每个人到了可斟酌决定事情的年龄后，生活中有一部分只受其个性支配，而不应受外人或公众的控制。”
在密尔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强调的重点各有不同，但从根本上说，他所信奉的基本上是自由主义，而不是国家社会主义。在《论自由》的结尾，他正确地预见到了他的著作将流传久远，所以他写道：“从长远来说，国家的价值就是构成它的人民的价值；国家如果妨碍其人民的发展，以使其成为更为驯服的、可随意使唤的工具，即使是为了有益于人民的目标，那么，这样的国家也会发现，依靠这些小气的人是干不出一番大事业的；它还将发现，为求得社会大机器的完善而牺牲一切，最后必将一无所获，因为它为了使这台大机器能够平稳运转，一直在拼命消磨人的生命和活力。”
※ ※ ※
20世纪50年代，哈耶克四处旅行，参加国际和国内的思想、学术会议。1955年，他到米兰参加了西方民主国家知识分子讨论“自由的前景”的研讨会。经过一周的讨论，左派、右派及中立派的知识分子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哈耶克却极为不快。与会者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回忆说：
哈耶克教授在闭幕词中批评代表们没有准备拯救自由，而是准备埋葬自由。只有他一个人对讨论会中不温不火的气氛表示不满。让他生气的是与会的代表们，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达成了普遍的共识，即引起左派和右派对立的传统问题已经越来越不那么重要了。实际上，所有人都同意，若干国家中国家权力的增加，并不会导致民主自由的衰落。社会主义者已经不再鼓吹社会主义了；跟保守主义一样，他们关心的也是全权国家的危险。区分左派与右派的意识形态问题，已经变为政府所有和经济计划多一点儿还是少一点儿的问题。没有谁会相信，监管每个国家国内政策的各政党之间有多大区别。哈耶克则真诚地相信，国家干预是错误的，其内在是具有极权主义倾向的。结果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人数很少的少数派。他觉得，只有他一个人还在严肃地思考民主国家阵营内部的分歧。
1957年，在朝圣山学社第十届年度会议的开幕式上，哈耶克致辞时提到了学社在《目标的声明》中提出的目标：“致力于自由社会的维护和改进”。他评论说，目前的事态看起来不再像1947年时那么暗淡，但他依然不乐观。1957年在瑞士的圣莫里茨举行的这次会议使朝圣山学社获得了新生。1954年的威尼斯会议只有41人到会，比1953年的57人要少得多；1956年的柏林会议只有25人；而在1951年，学社会员曾达到167人。1957年的第十届年会则是历届与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参加会议的有73名会员和49名贵宾。在这次会议上，哈耶克发表了“为什么我不是保守主义者”的主题演讲，后来这篇演讲稿成为《自由宪章》的跋。在1955年的米兰会议上，哈耶克反对现代的自由主义；到了1957年，哈耶克又开始反对传统的保守主义。
50年代历届朝圣山学社会议探讨的主题，除一些长期讨论的话题外，还有一些时效性较强的话题，比如“欧洲的钢铁管理当局”、“苏联在发展中国家的扩张”、“自由主义与殖民主义”等。《财富》杂志书评作家约翰·达文波特是朝圣山学社的会员，他回忆说，哈耶克在圣莫里茨会议上与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之间有一次“著名的交锋”，并说，尽管柯克在学社中有“很多朋友”，但从来没有被选为学社会员。柯克后来在美国保守主义杂志《全国评论》中对学社提出批评，称学社会员早年都宣传“自由主义教条”，对基督教怀有敌意。阿伦·迪莱克托、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在一封读者来信中对柯克的批评做出回应：“最初参加会议的人士并不是简单地宣扬某种立场，更不用说‘僵化地坚持19世纪的自由主义教条、对基督教秉持一种理性主义的敌意’。”几位早期会员，包括瓦尔特·欧根、威廉·勒普克在内，都是基督徒。
詹姆斯·布坎南回忆说，他是在“1957年被邀请加入朝圣山学社的。我不知道是谁提议我加入学社的，但我知道，人们都承认这个学社确实属于哈耶克，任何人要加入学社，都需征得哈耶克本人的同意。1957年，学社会员人数比起刚创办时已经大为增加，但它依然是个俱乐部的模样。而在学社的会议上，中欧会员与美国会员（后来更多地跟芝加哥大学有关）之间的关系也显得紧张。对于我们这些血管里流淌着自由至上主义–平民主义血液的人来说，与哈耶克，尤其是与米塞斯之间的差别，就更加明显了，而他们似乎想让别人顺从他们。哈耶克主宰着这个学社，而他也得到了人们适当的尊重，以至于他有点儿让人敬畏。但哈耶克对于思想讨论本身的贡献总是中肯而深刻的”。来自丹麦的克里斯蒂安·甘迪是朝圣山学社的资深会员，他回忆说，学社早期的会议更多地由欧洲人主宰，后来的会议则更多由美国人主宰。他还说，学社早期会议的气氛要比后来更加亲密融洽。
20世纪50年代，哈耶克的个人生活也很圆满。尽管他决定离开第一任妻子和孩子时，经历了道德上的焦虑，但海伦妮是他一生至爱，两人青梅竹马，他们的婚姻使两人长久以来深藏在心中的梦想成为现实。
弗里德曼回忆说，哈耶克的第二任妻子是位“极有学识的女性”。她有时会来参加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组织的讨论课，她把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译为德文后，又把《自由宪章》译为德文。哈耶克说，她“实际上是重写了一遍”《自由宪章》。《感觉的秩序》可能是他最艰涩的著作，在前言中，哈耶克对海伦妮表示感谢，哈耶克说：“如果没有我妻子对手稿提出的尖锐批评，这本书恐怕会包含更多含糊之处，表述可能会更加混乱，尽管现在书中也存在这些问题。”除此之外，海伦妮·哈耶克也是位漂亮的女性，尽管她的性格不太随和。哈耶克在1948年的一封信中说，在1939年他们由于战争而不能见面之前，海伦妮就一直是他的伴侣。
哈耶克在20世纪50年代末发起并在60年代上半叶投入相当大精力的一个项目，是试图复兴维也纳大学的思想传统，不过最终并没有成功。从本质上说，他一直是一名欧洲人，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说过，自己“永远都是个外国人，不管法律上是怎样规定的”。他写下了大量的备忘录，试图说服福特基金和洛克菲勒基金资助他的计划。他曾打算说服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回到维也纳大学，帮助这个大学再现其往日的学术盛景。他的“想法是创建一个高级研究院，吸引那些流亡在外却仍活跃在学术界的学者，比如施勒丁格尔、波普回到维也纳，我可以列出一个令人瞩目的名单”。他自己不断搬家的经历使他相信，完全可以说服其他学者搬回维也纳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