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凯恩斯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并称20世纪最显赫的两大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生于1883年，信奉19世纪甚至18世纪的实证主义科学世界观。他于1946年去世，30年后，他的朋友、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是这样描述他的：“我觉得，我也很了解，凯恩斯的理想世界是在过去，是爱德华时代的自由主义世界，他向往的是富有人情味的习俗、中庸的政党纲领、充满希望的改良的世界，他是在这样的世界中长大成人的。”凯恩斯的气质是中庸的。

他欣赏资本主义文明的价值。凯恩斯在公共事务舞台初试啼声是发表《和平的经济后果》（1919年），在这里，他对“一战”后订立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内容及该条约的制定者给予了猛烈的批评：

那曾经是人类经济进步史上多么超乎寻常的一幕，然而，这个时代却在1914年8月宣告终结了。大多数人确实很辛苦，生活的舒适程度也不高，但至少从人们的表情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通情达理，对这种状况已相当满意。而任何能力和资质在平均水平之上的人都有可能摆脱这种境况，爬进中上阶层，而他能以较低的成本和最少的代价获得生活上的种种便利、舒适，其丰富程度超出以前最富裕，也最有权势的王公贵族的想象。当时的伦敦人可以在床上一边喝着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世界各地的产品，想订购多少就订购多少，他也可以放心地等着这些东西运到自家门口；同时，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财富投资到地球任何角落的自然资源开发和新的冒险事业中……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利用廉价和舒适的交通工具，立即动身去任何国家而不需要护照或填写各种表格；他可以派自己的仆人到附近的银行大厦，取出可以非常方便使用的贵金属，然后在世界各个地方都通行无阻……哪怕是最小的干预，也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侵害，他也会非常惊讶。而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这种现状是正常的、确定的、永久的，只会不断地改进……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种族和文化敌对、垄断、贸易限制、排外主义的活动和政治，所有这些就是天堂里的魔鬼，但也无非是每天报纸上的花边新闻而已，似乎不会对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产生任何影响，对于已经接近完成的国际化进程也不构成任何威胁。

凯恩斯明确地反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和共产主义（所有财产的共同所有）。在批评马克思主义时，他曾经妙语质问：“我怎么可能信奉这样一种学说呢，它青睐烂泥巴而不是鱼，它把乡巴佬似的无产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上，后者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最起码具有生活的品位，也确实承载着人类一切进步的种子。”1935年，他写信给朋友萧伯纳说：“上周，我又骂了一通老马（马克思），我读了刚出版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发现他们没有任何长进……我看得出来，他们发明了某种喋喋不休地诉苦的途径，一种恶劣的文风，他们的后辈把这两点都一点儿不落地继承了下来。但如果你告诉我，他们发现了破解经济之谜的线索，我却不大相信——我看到的没有别的，无非是一些过时的胡言乱语而已。”

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经济状况不同于美国。在美国，那些年属于“兴旺的20年代”，而在英国，则是一段黯淡的岁月，失业率只有一年低于10%，其余年份都在10%之上，这一年就是1927年，失业率为9.7%。为什么会这样？凯恩斯的答案是，英国成了一头僵硬而行动迟缓的巨兽。“19世纪的力量经过自然的发展，已经耗尽了。”这就是他的解释。他坚信，英国不再是一个富有成长性、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了。

哈耶克在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演讲和教书前，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伦敦举行的欧洲各商业周期研究所的会议上，认识了凯恩斯。当时，凯恩斯是他心目中的一位“英雄”。哈耶克回忆说，只有凯恩斯“才有勇气抗议1919年和约中有关经济问题的条款”。哈耶克和他那一代年轻的维也纳人都称赞“这本文采斐然的书（《和平的经济后果》），因为它直言不讳，思想独立”。

继《和平的经济后果》后，凯恩斯的第二本重要著作是《货币改革论》（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1923），收录了此前3年的文章和演讲搞。用当时人们的话说，凯恩斯是个“稳定论者”，即希望实现国内价格稳定，与之对立的一批学者则相信，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固定的货币交换汇率。他认为，如果按照《货币改革论》对货币进行管理，就能实现真正的突破。凯恩斯主义在理论经济学上的要旨已经初露端倪：货币供应相对偏离价格，重视制定政策时的财政环境，政府发挥重要作用，从宏观上管理全国经济，尽管不是从细节上进行指挥。

《货币改革论》出版后，凯恩斯发动了一场阻止英国回到战前平价金本位制的“斗争”（“一战”期间暂时取消了金本位制），结果没有成功。凯恩斯认为，回到战前平价金本位制是发疯了。在经济正处于战后恢复的时期内，英镑的价值只及战前平价美元的10%。要弥补这么大的缺口，就需要实行通货紧缩政策，而这会进一步抑制已因严重失业而陷入困境的英国经济。

在政府恢复战前平价金本位制后，凯恩斯提出了批评，撰写了《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丘吉尔当时是财政大臣。1926年，凯恩斯撰写《自由放任的终结》（The End of Laissez Faire），他所说的“自由放任”指的是，政府不应在宏观管理社会广泛的经济活动状况方面发挥太大作用。

正是基于上面的背景，凯恩斯创作了《货币论》，作为对自身理论的一个总结。然而，到该书出版时，情况已发生变化：紧接着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萧条的是30年代初更严重的大萧条。

在30年代初，货币政策已变成一种没有效果的政策工具，因为通货紧缩已将利率压到很低的个位数水平。于是，在货币政策之外，凯恩斯又提出了财政政策。给经济打气，使经济重新启动，就成了政府的责任。政府应当雇用民众，参与公共工程，实行转移支付，保持较高开支。基本上，20世纪20年代的货币主义者凯恩斯到30年代就变成了鼓吹财政政策的凯恩斯，因为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化，财政政策可能比货币政策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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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在三卷本《凯恩斯传》第一卷开头这样写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并不仅仅是一个权势集团的成员，他也是他所在的权势集团的精英分子之一。他几乎从来都是居高临下地看待英国和整个世界的其他人。”对于年轻的哈耶克来说，1928年到伦敦参加欧洲几个商业周期研究所举行的会议，一定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凯恩斯也参加了这些会议。

凯恩斯在答复哈耶克对其《货币论》所做评论时之所以大动肝火，部分原因在于，他觉得自己以前对哈耶克很友善。比如，1927年年初，哈耶克曾请凯恩斯给他寄一本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斯的《数学心理学》，而1929年，哈耶克赠送给凯恩斯一本他的任教资格论文——《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对这个礼物，凯恩斯还写信道谢，确实够友善的了，因为这是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给一个还不到30岁的年轻人写信啊。“非常感谢你赠送这本书。我对最后一章尤其感兴趣。不过我发现，你们的德文可实在是难以搞懂！”于是，凯恩斯在《货币论》中两次提到了哈耶克，比如在最重要的一个段落中提到：“德国和奥地利正在形成一个思想流派，他们提出的银行利率与储蓄、投资间的均衡有关以及后者对信用周期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基本上接近于本书的理论。”而这个学派的成员包括米塞斯和哈耶克。凯恩斯慷慨地在脚注中写道：“可惜，这些学者的著作到我手里时，我已写完这本书要去付印了，如果这些学者的书能在我刚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时到我手里，同时，如果我精通德文，我就会更多地参考这些学者的研究。（对于德文，我只能弄明白我已经了解过的东西，因而由于语言障碍，我就无法深入了解那些新思想了。）”

凯恩斯文集的编辑唐纳德·莫格里奇曾说，凯恩斯认为，哈耶克是在1931年9月到达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之前，想靠在《经济学》上发表评论凯恩斯的《货币论》、靠反对凯恩斯进入英国经济学界，对此，凯恩斯“显然极不喜欢，因为他自己看过的那期《经济学》是他保存下来的看过的期刊中评注最多的一本。在哈耶克总共26页的书评文章中，有34处凯恩斯用铅笔做的记号和评论。在哈耶克那篇书评的末尾，凯恩斯概括了自己的反应，他写道：“哈耶克并没有带着‘善意’读我的书，而作者是有理由期待读者保持这种心态的。假如他确实有善意，那他起码也没看明白我的意思，或者不清楚我是否正确。显然，有一种激情驱使他挑中了我来发动攻击，但我搞不明白，这种激情到底是什么。”

哈耶克为什么如此严厉地批评凯恩斯？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他认识到，这可能是受了罗宾斯的怂恿，通过挑战凯恩斯，他可以迅速地在英国经济学学界确立自己的地位。在凯恩斯和罗宾斯于麦克唐纳首相召集的经济学家委员会上激烈争吵仅一个月后，罗宾斯请哈耶克为《经济学》撰写评论凯恩斯的《货币论》的文章。哈耶克无疑也自视甚高，因为以前发表过非常成功的演讲，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动聘任他，接着又出版了他的《价格与生产》，其文章也在《经济学》上频频发表。

1931年11月，凯恩斯在《经济学》上对哈耶克的书评做出回应后，凯恩斯和哈耶克有过私人通信。凯恩斯试图搞清楚哈耶克的说法。从1931年12月10日凯恩斯写第一封信，到1932年1月23日哈耶克对凯恩斯提出的问题做出最后回复，他们各写了5封信。

凯恩斯对这种交流不是很满意，因为每一次都是凯恩斯先写信，哈耶克才写回信。1932年2月11日，凯恩斯给哈耶克写了第6封也是最后一封信，信中说：“你的（最后）一封信对我搞清楚你的想法有很大帮助。我觉得，你已把我信中提出的所有问题的答案告诉了我，但我仍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在读你的东西时，几乎搞不清楚你经过简化的假设是什么，也不清楚如果去掉这些假设会对你的论证产生什么影响。回到我们这次通信的起点，我都忘了我是从哪儿开始的，我对你的说法仍表示怀疑……非常感谢您对我如此完整的回复。”

哈耶克过高估计了凯恩斯对他的专业经济学水平的评价。1932年2月1日，凯恩斯在写给他在剑桥的朋友理查德·卡恩和皮耶罗·斯拉法的信中谈到了哈耶克：“下面该是什么动作了？我觉得要打个大呵欠——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凯恩斯对与哈耶克书信来往感到厌烦。1932年3月29日，凯恩斯在给哈耶克的一封回信中说：“我没有那么认真地研究你发表在《经济学》上的文章（哈耶克评论《货币论》的第二部分）。”而这篇评论，他应该已经拿到手几周了，而哈耶克也曾在两个月前的一封信中提到过。

凯恩斯在哈耶克1932年写的一篇文章的打印稿上写到，“依然是胡言乱语的大杂烩”；在写于1933年的一封信中，他说，哈耶克“周末都待在这儿（剑桥）。私下我们相处得很好，但他的理论全是垃圾……我今天觉得，甚至他自己都不相信他的东西了”；在1935年的一封信中，他又说：“天知道奥地利学派说的‘生产周期’是什么意思。反正我是无话可说。”按照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的说法，1933年3月5日，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书信中讨论经济学理论问题，尽管他们后来继续书信往来，“亲切地交流古董收藏方面的新发现”——哈耶克跟拉斯基、凯恩斯有一样东西是相同的，即都喜欢收藏书籍。哈耶克发表《通往奴役之路》后，凯恩斯给哈耶克写了一封后来广为人知的赞许信，但一上来凯恩斯先警告哈耶克说：“你不要指望我会完全接受你书中的那些经济学思想。”

凯恩斯看不上哈耶克的专业经济学思想，而在凯恩斯看来，哈耶克也没能领会他的立场。凯恩斯的这种心态最集中地表现在一条注解中。这条脚注附在凯恩斯编辑的剑桥《经济学学报》发表的哈耶克一篇文章后面。哈耶克这篇文章是回击皮耶罗·斯拉法对他的批评，他最后指出，“我大胆地推测，凯恩斯先生会完全同意我反驳斯拉法先生的观点……出乎意料的是，斯拉法先生对凯恩斯先生的理论的理解，甚至不如对我的理论的理解”。凯恩斯对这句话做了一条注解：“我想说的是，根据我的粗浅理解，斯拉法先生已经准确地理解了我的理论。”

1931年到1932年间哈耶克与凯恩斯的往来被视为一场“论战”。实际上，诚如经济学史家贝尔特·梯也本所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的辩论一点儿都不像是大论战。”双方都猛烈抨击对方，但仅此而已，并没有持续的、深思熟虑的、富有成果的观念之间的交流。双方都没有能够说服对方改变看法，甚至都没有能够说服对方相信自己的立场确实具有很高的价值。

曾做过哈耶克助手的库尔特·洛伊贝和经济学家阿尔伯特·兹拉宾格尔写道，哈耶克的研究仅仅“在短时间中沾了凯恩斯的新观念的光，因而被学术界关注”。哈耶克的追随者集中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几年前曾信奉哈耶克观念的人纷纷投奔凯恩斯门下。路德维希·拉奇曼是个具有奥地利学派倾向的经济学家，这个时期曾追随哈耶克学习。他回忆说，30年代初他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所有人都是哈耶克的信徒；而到30年代后期，只剩下两个人了：哈耶克和我”。希克斯也说，哈耶克的“听众烟消云散了”。

在1952年撰写的一篇书评中，哈耶克对凯恩斯的描写有助于了解两位学者及他们的学术思想：“人们一般都认为凯恩斯是一位经济学家，但了解他的人都不会否认，他是他那一代英国人中最杰出的一位。事实上，他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的影响力之所以会那么广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总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由于他的兴趣无所不包，由于他的人格力量和令人信服的魅力，以及他的经济学贡献的原创性和理论的健全性。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他把思想的卓越和敏锐，与旁人无可匹敌的娴熟的英语语言技巧罕见地融为一体……作为一位学者，他被一种强烈的直觉引导，因而，他的特点是敏锐，而不是深刻和彻底，这使他努力从不同的角度一遍又一遍地证明同样一个观点。”

哈耶克也这样形容凯恩斯，他“能够同时做无数事情：教授经济学，组织芭蕾舞演出，从事金融投机，收藏绘画，开办投资信托公司，为剑桥学院筹集资金，他还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董事，实际经营着剑桥艺术剧院，亲临剧院关心旅馆提供的食物和酒水这样的细节问题”。凯恩斯把哈耶克震住了，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

在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和凯恩斯的学术和私人关系并不是很密切。但在“二战”期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搬到剑桥，他们成为私交很好的朋友。不过，在学术上，他们的关系可一点儿都不密切。据科斯说，对哈耶克来说，30年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失去支持，“一定是非常难过的事情”，但他“从来不表露出来”。

哈耶克在30年代从事的大量专业经济学研究都是他与凯恩斯交锋的延续。他坚信，为了反驳凯恩斯的看法，必须重新研究基本的资本理论，然后将该理论应用到货币问题上。尤其是在资本扩张主要是指资本的“拓展”还是“深化”这个问题上，他不同意凯恩斯的看法，他认为后者是最精确的概念，也最容易受利率调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