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社会思想委员会
哈耶克后来回顾自己在社会思想委员会任职时期说，这个职位给它提供了“几乎是再理想不过的机会”，让他能够追求自己“逐渐形成的”兴趣。该委员会是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提倡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成功示范。它最初叫作文明研究委员会，旨在为超出常规院系组织藩篱的思想提供进行研究生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机会。根据芝加哥大学校史撰写者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说法，“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是约翰·内夫，创立资金主要由他的妻子提供。内夫只聘任他自己喜欢、推崇的人。组成委员会的精英群体。的专业背景则非常多样化，他请他们指导精选出来的十几名研究生的研究”。1946~1964年，内夫一直担任委员会主席，他曾这样形容这段时间委员会的状况：“我们一次招收的学生不超过13名，而不算著名的访问学者，本委员会常任教员有8~10人。”由于学生与教员的数量这样接近，学生和老师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关系。这一项目的学生来自各个专业——除了社会科学，还有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及艺术领域。这里有一个近乎理想的学术环境。
1950年秋天，哈耶克到任之时，正是委员会蒸蒸日上之际。尽管它一度获得了“被排挤者的沙龙”的名声，这是委员会一位成员戴维·格伦的话，但其成员都是非常出色的学者。正是由于他们的思想过于超前，所以他们经常不被传统院系接纳，他们之间也经常发生冲突。
撰写哈钦斯传记的玛丽·安·德祖拜克说，委员会的研究在“大学里是独一无二的。最初，内夫拟定了一份由其他院系教员上课的相关课程清单。逐渐地，他自己为在委员会攻读硕士和博士课程的学生提供了跨学科的课程表。内夫请来艺术、哲学、神学等学科的人来校园讲课。‘二战’后，委员会开始聘请自己的教员”。
哈耶克的头衔是社会与道德科学教授，这算是追随亚当·斯密，因为斯密曾经是一位“道德哲学教授”。雪利·罗宾·赖特温是哈耶克的学生，他回忆起他的讨论课时说：
哈耶克对胜任这份工作感到愉快。每周三，他都举办一个主题包罗万象的讨论课。周三晚饭后，来自各个学科和各个国家的一群聪明而稚嫩的人会赶到一间仿哥特式会议室，围坐在一个很大的椭圆形橡木桌前，谈论哈耶克提出的话题。话题包罗万象，涵盖了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及其他方面的知识。而那些年长的参与者更为讨论课增色不少：有两位原子物理学家，一位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意大利人，另一位则是位匈牙利人，他们在工程、物理学、电影、政治等方方面面做出了广泛的贡献；有一个研究古典文化艺术、经营农场的爱尔兰人，精通莎士比亚、吉本、托尔斯泰、索福克勒斯、柏拉图和修昔底德的作品；有一位极为虔诚而严谨的法国托马斯主义者，他推崇的是帕斯卡、普鲁东和T·S·艾略特；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是一个好斗的无神论者却热衷于探究神学问题；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货币理论家，对树叶追逐阳光的动机和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着迷；一位考古学家，在慕尼黑和柏林的图像艺术传统中受过教育，却开设了关于尼采的课程，指导学生研究普鲁斯特；有《哥特式教堂》的作者、《孤独的牛仔》的作者；还有提出“平民社会”、研究早期工业革命的人。参加讨论的学生则来自日本、中东、欧洲及美国的偏僻地区，个个都显示了极高的天资，可谓出类拔萃。
这里说到的学者依次是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戴维·格伦（David Grene）、伊夫·西蒙（Yves Simon）、弗兰克·奈特、米尔顿·弗里德曼、彼得·冯·布莱肯哈根（Peter von Blanckenhagen）、奥托·冯·西姆森（Otto von Simson）、戴维·莱斯曼（David Reisman）、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其中，费米荣获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后来则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1939年，爱因斯坦给富兰克林·罗斯福写了一封非常有名的信，开头是这样写的：“费米和西拉特最近的研究让我得出结论，铀元素可以被转化为一种全新而重要的能源……这一新发现可以帮助人们造出炸弹。”正是这封信推动了后来的曼哈顿工程的设立，其总部就在芝加哥大学。因此，这个讨论课的参与者们无论如何是个令人敬畏的群体。
赖特温继续写到，哈耶克“以一种平和、正直的风格主持着这个引人注目的群体讨论，使他的讨论课成为自由主义美德的一种完美实践。讨论的主题一般是自由主义，没有一个人对哈耶克的信念有丝毫怀疑。但如果有学生希望出人头地，背叛了这里的普遍信条，他也完全可以走自己的路。围剿异端在这里完全是不可想象的。讨论课是跟在世的、已故的、古代的、现代的人物进行对话，唯一的戒律是要确切地理解他人的思想，要诚恳地对待他人的质疑和不同看法。作为讨论课参与者的同事和老师，哈耶克的行为与这一无可挑剔的自由主义研讨会完全融为一体。他一丝不苟地遵守着至关重要但在学术生活中已经消失的规范”。
哈耶克也回忆说：“我在那里（芝加哥大学）组织的第一次讨论课是一生中最令我兴奋的时刻。讨论的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问题，而我请来参加讨论课的人有费米，有遗传学的伟大创始人休厄尔·赖特（Sewall Wright），还有几位物理学家。这是一个全部由教员组成的讨论课，来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专业的最出色的人欢聚一堂。组织这样的讨论课还是我平生第一次。我从来没有能够把这样一群出色的人召集到一起，因为我没有讨论过这么好的问题。”参加这个讨论课的大约有25人。其中还包括阿巴·勒纳——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的学生，这时他已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罗斯福学院。
弗里德曼回忆说：“主要是由于哈耶克请来的发言者范围很广泛，所以这些讨论课非常精彩。他们的看法各异。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费米谈论方法论的那一次，这次谈话对我自己的研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谈到了测量的概念，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的一句话：‘测量就是进行区分，区分得越细致，测量得越精确。’这是一个极富启发性的看法。”
“二战”刚结束时，美国处于全球权力的巅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也最高。抵抗共产主义的战斗使集体主义的支持者基本上销声匿迹了。繁荣的20世纪50年代与萧条的30年代恰成鲜明对比。失业率非常低，经济增长总是优于人们的预期；苏联被看成是自由、进步的敌人，而不再是令人向往的指路明灯；整个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而且看起来也不太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50年代是美国人富足并主宰世界的大时代。
时代的这种变化或许可以解释哈耶克何以放弃专业经济理论的研究。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大规模的经济萧条状况看起来不太可能再出现了。因而，人们对商业周期理论已了无兴趣，而这正是他在专业经济领域的研究重点。30年代初期的经济状况与50年代英美经济状况之间几乎没有一点儿相似之处。而且，这一时期，苏联在经济效率方面似乎总是走在资本主义前面。于是，从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中发展出来的思想也似乎没有多大价值了。经济学界正在向数学化方向发展，而这不是他的专长。
社会思想委员会成员戴维·格伦（David Grene）记得，当大家得知哈耶克要来委员会后，有些人“有些许惊讶”。哈耶克被视为一个“守旧的右翼机构”资助的“陈腐的右翼分子”。尽管格伦记得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对哈耶克来到该委员会非常高兴，但他也回忆说，哈钦斯并没有（像对待其他人那样）特别努力地为哈耶克来芝加哥大学而争取。格伦回忆说，哈钦斯坚持，尽管哈耶克是由外部机构资助的，但哈耶克不能成为某一特定立场的代言人，福尔克尔基金会也绝对不能插手大学或委员会的事务。当然，哈钦斯也清楚地知道，他没有任何办法限制哈耶克。格伦说，哈耶克为人随和、老练、正派、拘谨、和善，是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却“从来没有恃才傲物”。他积极参加委员会的各项具体工作，比如指导学生，也积极承担大学指派的工作。给格伦印象最深刻的是，哈耶克将两种气质不同寻常地结合起来：他既是位“奥地利贵族，又是个非常纯正的英国人”。
哈耶克的学生尤金·米勒称，他是在进入该委员会攻读研究生学位时第一次见到哈耶克的。在做博士论文之前，他的主要任务是研读西方思想名著，这是芝加哥大学特别强调的。他的阅读书目包括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埃德蒙·柏克的《法国革命论》。米勒回忆说，哈耶克痛快地答应辅导他阅读这些著作。“在那些辅导活动中，我逐渐亲身体验到那些已经突出表现在他著述中的精神品质、他那令人惊讶的广泛的知识兴趣、对道德和政治理论中基本问题的关注以及他那无限宽广的胸怀。哈耶克知道，只有思想自由才可能形成观念的多样化。因此，当我的研究发展到对其思想的某些根本原则产生挑战时，他继续给予我无私的帮助和鼓励。他不求培养弟子，而是激励学生像他自己进行思考时那样诚实、果敢地直面艰难的问题。”
詹姆斯·维采也是哈耶克任该委员会导师时的学生，哈耶克曾是他的论文答辩委员。维采回忆说，他对“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的司法推理观很感兴趣，哈耶克觉得这是个很合适的题目，他跟弗兰克福特非常投契。一开始，这让我非常吃惊，因为我认为弗兰克福特在经济上主张政府干预。我后来逐渐看出，哈耶克和弗兰克福特都同样希望制度能够缓慢地、试探性地完善，都反对教条主义”。维采还记得，哈耶克告诉过他：“他喜欢的学习方式是：首先很快翻阅全书，然后再回头仔细研读。他当然是博览群书，他为我在研究弗兰克福特之前而进行的预备性研究开的那份书目，在我看来有些荒唐，竟然包括瓦泰尔、格劳秀斯等。”“在我看来，哈耶克似乎就是那种纯粹为了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理而进行无私无欲、客观研究的典范。”
斯坦利·海伍德（Stanley Heywood）是哈耶克20世纪50年代初的学生，他回忆说，他曾“有幸参加哈耶克在晚上组织的讨论‘自由主义传统’的讨论课。这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经历的最难忘的时刻之一。哈耶克受过宽广的、深厚的欧洲传统教育，他是理想的讨论课主持者。他也极为讲究礼节，很少过多谈论自己，但会和善地插进几句话，引导别人，使讨论能够富有成果。我们每个人当晚都要做主题发言，比如讲‘法治’问题的人应提出自己的看法”。
1951~1952学年，哈耶克讲授“自由主义传统”的教学大纲把“思想自由”列为有待系统考察的第一个主题。在这里，哈耶克把“相信观念力量”作为大家讨论的第一个题目，在这份大纲中，讨论思想自由的篇幅超过其他一切问题。从相信观念的力量开始，哈耶克依次讲到个人才智的“多样性和局限性”；“真理只能从不同思想的自由讨论中浮现出来”；理性是社会性过程，一定要“相信说服的力量”；“任何人都没有能力专断地相信（他）无所不知”；“即使错误，也应予以尊重”；“观念的传播不可避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还列出了思想自由的如下“先决条件”：宽容、“思考……良心……言论、集会……（和）出版……的自由”；“不存在一切形式的审查”，教学和研究活动中的“学术自由”。
罗纳德·哈默威说，哈耶克的“举止无可挑剔，气质极为高贵又具有优雅的学者风范。我承认，我觉得他有点儿过于讲究礼仪，尽管我与他慢慢地熟悉起来，但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多次去看望他时，我们之间仍存在那把教授和学生隔开的墙，尽管那面墙已经很薄了。事实上，即使在我40多岁且自己已当上教授若干年后见到他时，我也一直称他为教授”。
芝加哥大学英语系教员理查德·斯特恩（Richard Stern）回忆说：
他到芝加哥当教师后，按当时的风气加入了四合院俱乐部。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坐在凸窗的方桌边上，这个位置谁都可以坐，因为是为没有专座的人而设的。那些年，我每个月都有两三次机会同他一起吃饭。我们有几十年没有见过面，但我发现他很高兴、也很有趣。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我也记不起我是怎样跟他打招呼的，他又是怎样跟我打招呼的。
哈耶克看起来有点儿难以接近，旁若无人。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八字须好像总是让人觉得，他对什么事情都不以为然。但我从来没有觉得他以屈尊俯就的傲慢心态对待我。他会讲一些有意思的故事，有一则特别有趣，我到现在还能记得，是关于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同事拉斯基的。他说：“拉斯基有非常敏锐的直觉，是个惯于撒谎的人。这两样结合起来导致了非常有趣但有时也很严重的后果。”我记得他好像说，拉斯基曾猜到了丘吉尔正在计划要做的某件事，丘吉尔听人说拉斯基“知道了”他只向内阁成员们透露过的计划，就召集内阁开会，宣布有人将情报泄露给了拉斯基，“结果费了好大劲儿才弄清真相”。
哈耶克也提到过一个奥地利小村庄，有几年他一直在那里度假，而他一直以为，那个地方的地产是外人不能购买的。
我还记得是别人告诉我的，他早年的爱情被婚姻打断，后来两人又破镜重圆的故事。
20世纪50年代，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举办了不少讨论课，大部分话题围绕政治哲学领域，分别是（按第一次开设的日期顺序）“公正与平等”（2次）、“自由主义的传统”（3次）、“科学方法与社会研究”（3次）、“经济计算”、“社会与政治思想”（6次）、“莎士比亚晚年戏剧”、“社会理论入门”、“从洛克到柏克之间的英国社会思想”及“福利国家分析”。在50年代末的几次讨论课上，他宣读了《自由宪章》若干章节的初稿。
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的日子是寻找新方向的时期。他说，内夫聘他到社会思想委员会，在这里，“只要你愿意，你可以讲授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问题，而如果什么时候你不想讲课了，那你就可以不讲”。这样的好机会是千载难逢的，薪水也很丰厚。这使他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最高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