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诺贝尔奖得主

如果哈耶克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今天的名声会如何，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瑞典国家银行于1968年捐资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且诺贝尔奖基金会接受这一厚礼，可能是现代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其意义不仅仅如哈耶克所说的，创立这一奖项等于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更大的意义在于，由于曾颁奖给他本人及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样的异端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引导经济学研究走上新方向方面也发挥了某种作用，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将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观点拒之门外了。事实上，瑞典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人物、与哈耶克分享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纲纳·缪达尔后来就提议取消经济学奖，因为它曾颁给哈耶克、弗里德曼之类的反动派。（有一个玩笑说，对于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哈耶克很惊讶自己竟然能够获奖，而缪达尔也很惊讶自己竟然要跟人分享。）

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哈耶克的消息是在1974年10月9日宣布的，这是哈耶克一生中令他扬眉吐气的时刻。他不仅是30年前的一本畅销书的作者，还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位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瑞典一直被誉为福利国家的典范，并被一些人视为一种“中间道路”：一开始是介于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后来则是介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然而，正是瑞典人提议创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促使经济学界倒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对于获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哈耶克确实非常惊讶。他以为诺贝尔奖委员会会认为他“太老了，已经赶不上时代的脚步了”。他“觉得诺贝尔奖不应该授予一个在很多年前做过一些经济学研究的人”，而应当奖励“近期的某项成果”。他也坦率承认，随着学术兴趣的转移，他已不再研究专业经济学了。

诺贝尔奖委员会同时颁奖给缪达尔和哈耶克，在哈耶克看来，这显示对他存有争议，他的观点不受欢迎。缪达尔（在正式公布的获奖者名单中他排在第一位）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要求实行工资和价格控制，要求美国立即实行石油配额供应，而哈耶克则说：“所有这些重大危机都是通货膨胀导致的，它迟早会导致经济崩溃。”两个人的观点分歧可见一斑。

左派和右派都没有料到，诺贝尔奖会颁给哈耶克。在美国人心目中，哈耶克几乎早被遗忘了。他最后发表的一本重要而完整的著作是《自由宪章》，出版时间是在遥远的1960年。自那之后，这个世界风云变幻：约翰·肯尼迪总统、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先后遇刺身亡，民权运动，越南战争，美国与全世界的文化革命。十几年来，哈耶克一直生活在英语世界之外，他大约有30多年都没有写过经济学方面的论述。

曾为《通往奴役之路》美国版第一版写过序言的约翰·张伯伦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发现，我们从哈耶克获奖中得到的，不是心满意足之感，相反，“看到某些大众媒体表现出的那种不理解甚至惊愕，我们就没有那么振奋了，他们认为，像哈耶克这种‘默默无闻’的人，怎么有资格获此殊荣呢”？

弗里德曼在祝贺信中的一句话，也许能够概括哈耶克的朋友们的看法：“亲爱的弗里德里希：当得知瑞典人终于克服了他们的政治偏见而承认你的贡献时，我简直难以形容我的喜悦之情。他们承认你的贡献竟然花费了这么长时间，而且也只是半心半意。但是，这已经超出我们对他们的期望。”弗里德曼后来又说：“当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定下了一个规则，5年内不得授予瑞典人。现在是第6年了，他们非常希望将该奖项授予缪达尔，但他太“左”了。他们觉得这样做可能受到批评，于是，他们决定把缪达尔与哈耶克——一个左派、一个右派——捆绑在一起，这样就可以免受批评。这是我自己的推测，我无法提供文件来证明。”哈耶克在一次访谈中也谈了这种想法：“我从来没有奢望自己获得诺贝尔奖。当宣布我获奖时，我十分惊讶，因为我觉得，凯恩斯主义还没有在思想界和经济学界声名狼藉。我不敢肯定下面的说法是不是真正的原因：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似乎非常希望能在不同观点之间保持平衡，因而他们就挑选了两个人组成了独一无二的组合，而我竟然是其中之一！”

理查德·埃贝林在当时的《理性》杂志的社评中说，此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普遍信奉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他们都相信，国家干预对于经济事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都使用数学和静态模型。因而，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瑞典人缪达尔一点儿都不奇怪。真正让人惊讶的是，与缪达尔分享今年（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竟然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于是，哈耶克教授就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名副其实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

和其他奖项不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到1969年才第一次颁奖，而诺贝尔和平奖、文学奖、医学奖、化学奖等都从1901年就开始颁奖了。缪达尔和哈耶克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八位和第九位得主。自1976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获奖之后，不少主张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其中大部分来自芝加哥大学）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由于索尔仁尼琴要来参加12月举行的1974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因而这届颁奖典礼非常引人注目。索尔仁尼琴是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由于担心苏联不让他再回国，因此当年没有来领奖。而1974年他之所以能去参加典礼，理由很简单：他已被苏联流放了。哈耶克在《自由宪章》和1956年版《通往奴役之路》的前言中都曾说过：“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文学样式”对于创造一种“冷静”对待社会主义的“精神状态”具有重要作用。后来他谈到过索尔仁尼琴，称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由于我跟他同时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所以我结识了他。最近，我的《通往奴役之路》出了俄文版，于是我送了一本给他。他显然是第一次看到这本书，他给我写了封信，说他几乎无法相信，一个没在俄罗斯生活过的人，却能跟他一样看清社会主义的后果”。

就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哈耶克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有人曾说，他获奖与身体好转之间有某种关联，哈耶克则愤怒地予以否认。他“不像有的朋友那样不怀好意地散布消息，说是诺贝尔奖治好了我的病。实际上，早在1974年夏天，我还没有得到一点音信时，就已恢复并开始发表著述了”。

度过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健康危机后，他的心态也大为改善。1984年哈耶克曾说，他比以前“更加乐观”了。他的心态之所以变得积极向上，除了因为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外，还因为换了药物。同时，公众对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又有了发言的机会，时代风气对他有利了。获得诺贝尔奖与他此后社会活动的增多之间，可能确实没有明显的关系，但诺贝尔奖赋予他的新声望给他带来了乐趣，也让他得到了很多机遇。当时在人文研究所工作的沃尔特·格林德回忆说，获奖前后的哈耶克“几乎判若两人”。

20世纪70年代，时势也发生了巨变。有些人认为，从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西方国家不仅会出现年轻人领导的文化革命，还会出现一场政治革命，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和第三世界将会走上苏联的道路，或者“芬兰化”（Finlandized）[8]。但到70年代中期，尽管美国从越南撤军，但出现那些局面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小，甚至根本就不可能了。

经济上出现的高通胀、高失业率，也使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的经济学比以前更受欢迎。在下面这段话中，哈耶克就公众的承认对一个人生活和工作产生的作用，谈过自己的看法：

问：自己的成就获得外界的承认，对于一个人享受生活的乐趣，真的那么重要吗？

答：是的，尽管我从来不把获得公众的认可作为自己选择研究课题的目标，但得到公众认可总是一件好事。而我现在非常难过，我曾投入毕生精力研究自认为很重要的东西，但迄今没有获得认可。如果一项成果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我也会觉得不舒服；不过，这并不会妨碍我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只要我确信，有些东西的重要性早晚会被大家认识到。

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的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他变得声名显赫。假如他没有获得这个大奖，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后来会不会成为他的信徒，就得打个大大的问号，而撒切尔夫人对他的认可反过来又让他成了知名人物。

[8]　“芬兰化”是指非共产党国家却采取苏联的政策。——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