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林边公墓
1985年之后，哈耶克几乎很少搞研究了。丘比特回忆说，如果不是因为他要亲自完成《致命的自负》，他是不会购买文字处理机的。他逐渐把市场视为社会的原型，在市场中，效率更高、更管用的做法会保存下来，同样，效率更高的制度和社会会维持下去。
有人曾问过哈耶克：“你如何看待‘爱邻如己’这样的戒律？”哈耶克的回答反映了他对道德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比起从前来，恐怕我们必须对邻人的概念及范围加以限制。事实上，《圣经》所说的“邻”，就是名副其实的邻人，即那些我们养活的人，我们对其具体情况极为了解的人。但到了为那些我们根本就不认识的人劳作的当下，这种戒律就不太适应了……
这些（宗教）规则是为了指导小群体中的熟人之间的行为而发展出来的。一旦脱离了这种原始群落状态，我们就必须抛弃这些与生俱来的道德规范，除了我们最亲密的几个人，即我们所说的“核心家庭”之外，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恐怕都应该遵守我所说的“商业性伦理规范”。
只知道应当爱他人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知道怎样去爱。哈耶克的主要观点是，只有遵守那些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市场规则，人们彼此相爱的可能才可能达到最大化，人们才能达到最幸福的状态，而这种规则有时会排斥我们做一些当下就看得见的好事，有时甚至似乎要我们违反自己的本能而行事。
1987年，他曾出席过弗莱堡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午还比较清醒，思维也很敏捷，下午就打起盹儿来了。随后哈耶克在发给某次朝圣山学社地区会议的贺信中说：“朝圣山学社已有40多年的历史，我已基本接受了下面的事实：没有我，它也能生存下去。尽管我的身体现在实际上已经没什么大碍了，但过去两年的疾病已使我元气大伤。今年夏天，我到蒂罗尔山度假，我又能走出家门了。而到了88岁高龄，我对自己还能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本来已经不抱希望了。所以，我只能向全体与会者送去我最诚挚的祝愿，祝愿会议圆满结束，也祝愿学社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1989年，一篇杂志文章描述过他的情况，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
《福布斯》杂志在哈耶克位于联邦德国弗莱堡劳赫街的一栋灰泥房屋中采访了哈耶克。他的身体不怎么好。他一直没有从最近一次肺炎发作中恢复过来，这次发作相当严重，他在医院住了6周，但他很高兴接受本刊的采访。他又瘦又高，他的胡子让我回想起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军官时的样子。哈耶克站在到处是书、装饰雅致的第三层欢迎本刊记者。他拄着一根拐杖，请客人进了一间小小的日光浴室，通过这间房子的窗户，能够眺望到覆盖着松林的绍因斯兰山。
哈耶克告诉《福布斯》，与10年前相比，他现在对资本主义的前景更加乐观了。他相信，公众已逐渐明白了中央计划体制带来的一些问题。整个世界，从阿尔及利亚到缅甸，从中国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让人们过上美好生活的承诺都落空了。哈耶克还特别强调，年青一代人对市场有了一种更积极的评价。今天，阿尔及尔或仰光城内失业的年轻人发动的抗议，不是要求实行中央计划经济，而是要求得到机会：得到按市场能够承受的价格买卖牛仔裤、汽车等物品的自由。
哈耶克现在相信，西方将有可能赢得与集体主义斗争的胜利，尽管这场战斗远远没有结束。他把一条毯子盖到自己腿上，评论说：“共产主义已经终结了。”罗纳德·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及其发起的反对政府控制经济的战斗呢？哈耶克对此的看法倒有点儿令人惊讶。哈耶克并不是不赞成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做法，但他对现代政治家的总体评价就不高。不过他也说，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政策“已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合乎理性的了，其雄心是比较克制的”。
他的公寓前门的门牌上标明的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博士教授”。按照美国高收入阶层的标准，这栋公寓算不上特别高档。他的书房收藏了大约4 000册书，涉及多个学科，包括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和政治哲学。家具不是新的，墙壁也很久没有粉刷过。天花板很高，厨房已有些破旧。据最后几年照料他的女儿克里斯蒂安说，哈耶克曾夸口说，“自己从来没有踏足过”厨房。多年来，他书桌上方的墙上都挂着一幅温斯顿·丘吉尔的画像。在书桌上，他摆放了一张第二任妻子年轻时在维也纳拍摄的照片。
哈耶克的生命力很顽强，他看到了1989年秋天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失败，以及1991年在苏联的解体。在1989年10月的莫斯科，美国加图研究院院长埃德·克兰将哈耶克的一尊半身塑像赠送给后来曾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的普里马科夫。哈耶克写信给克兰说：“对这一新闻，我当然由衷高兴……不会有比我们这一方完胜更令人激动的事情了……我几乎从未奢望自己能活着看到这一切。”
在晚年本人亲眼看到公开出版的文章之一（可能是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最好的一篇）《市场的道德准则》中，哈耶克可能最精辟地概括了他对价格的信号传递作用的认识，而这可能是他最伟大的思想贡献：
1936年，我恍然大悟，我以前在经济学不同部门进行的研究其实有一个共通点。这些研究背后共通的基本概念就是：价格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工具，能使无数人协调其行动，以适应自己并不直接、具体了解的社会的种种变化、需求和状况。我最初研究产业波动时就涉及这个问题，错误的价格信号会误导人们的活动方向；在经济学的其他部门进行的研究也都涉及这个问题。
我的这种思想主要是受到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对于如何组织计划经济这一问题的认识的启发。
很久之后，我才发展出一个比较简明的概念。我逐渐认识到，整个经济秩序都是建立在下述事实的基础之上：价格充当了一种指南针、一种信号，它引导我们利用自己根本不相识的人的力量和天赋去满足我们一无所知的人的需求。价格是实现经济活动协调的信号，总体而言，这种观念就是我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思想。
而说服“舆论领袖”相信这种观念，就成了他的“主要任务，我花费了差不多50年的时间，才能用上面那几句话把这种观念比较简明扼要地表述出来”。
1991年12月13日，他最后一次阐述了自己对政治、经济学、哲学和道德问题的看法，当时一位记者对他进行书面采访，他儿子为他读了那些提问。哈耶克说：“关于社会主义的影响力的问题，似乎越来越难回答了，因为社会主义一词的含义非常多。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可被大大降低，人们已逐渐认识到，这种想法基本上是不切实际的。而在实际政治中致力于实现公平分配的种种做法，所体现的都不过是对于何为公正的多少有些随意的认识而已。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核心观念，即对生产资料进行合理化改革，也因其技术上不可行而基本上被人抛弃了。我相信，与按照某种想象的理想刻意分配收入的做法相比，通过自由竞争的市场，我们能够更加接近实现公正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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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苦挣扎了几年后，哈耶克于1992年3月23日逝世，而再有一个半月，就是他93岁生日。唁电、慰问信、悼词从世界各个角落飞来。拉里·哈耶克回忆说，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父亲形容自己的一生“还算可以”（tolerable）或是“惨淡经营”（miserable）。他埋葬在维也纳北郊的林边公墓（Neustift am Walde）。
哈耶克的葬礼于4月4日举行，有100位家庭成员和受邀的客人参加。这一天早上有风，天气阴沉，但太阳后来还是破云而出。墓地摆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鲜花和花圈。林边公墓位于一处山丘，可眺望葡萄园和他儿时嬉戏过的维也纳森林。葬礼因等候当时的捷克财政部部长、后来出任总理的瓦茨拉夫·克劳斯而推迟了一会儿。
约翰内斯·沙申神父主持了宗教仪式，并按照天主教教规举行葬礼。他用德语布道说：
在奥地利陷入经济和政治危机之时，有那么多伟人离开了这个国家，到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继续努力，为人类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而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这是多么感人的事情。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就是其中的一位。
今天，我们来纪念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他曾努力帮助欧洲从废墟中重建家园，详尽地阐述欧洲重建面对的使命。其中一项就是，欧洲需要某种制度和力量，鼓励人民自由地而不是集体地为公共事务做贡献。
哈耶克也一直探寻宗教问题的答案，他内心深处一直在与我们所说的上帝的概念进行搏斗。他一向拒绝人格化的上帝，他并不希望上帝就是人的模样。
他也曾一度寻求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大问题，他曾努力地寻找答案。他本人确信，他找到的答案仅仅是一块马赛克瓷砖中的一小片而已。
我相信，在经过了一生充满激情的研究和内心的搏斗之后，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已进入我们称之为永恒和上帝的光明与平和之中。
葬礼结束后，沙申神父画过十字，然后指挥众人将棺材安放到墓旁，随后是默哀。墓穴的黑色泥土已翻了上来，里面还有一些绿色的小树根。沙申神父为坟墓祈福，棺材随后被放下去。沙申神父把一锨泥土填进墓穴，然后是哈耶克的妻子，随后是孩子们，接下来是亲朋好友。万籁俱寂，只有泥土落在棺木上的声音。
刻制墓碑的石头来自蒂罗尔境内的阿尔卑斯山脉，那是他每年夏天度假的地方。在粗糙的碑面上，十字架下刻着这么几个字：F·A·哈耶克（1899—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