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心理学
哈耶克的心理学论著是其著作中最艰涩的部分，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早年对心理学的兴趣，他从来都没有淡忘过。《通往奴役之路》写完后，他决定回头再去“履行这项使命”。他不指望从中得到什么，而只想重拾他一度最喜欢的事，即阐述对理论心理学的看法。这时的他已“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同时也挣了一笔钱。他希望集中精力投入到一段抽象的纯粹理论研究中去。
关于“感觉的秩序”的研究，哈耶克从伦敦到芝加哥，一共持续研究了5年。在此期间，他的个人生活发生了转折：他离婚了，创建了朝圣山学社。比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初期，他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的时间相对减少了，部分原因是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承担了更多的行政管理工作和教学任务。
不管如何艰难，哈耶克认为，他的心理学研究是他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研究。1978年，他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有过一次谈话：
布坎南：你写过一本心理学著作。
哈耶克：我一直觉得，这是我比较重要的知识贡献。那本书出版距今已有25年，而我是在50多年前就有那些想法的。
布坎南：你能否概括一下这本书的大意。
哈耶克：我觉得，当我第一次形成那些想法时，真正重要而我又不能弄清的问题是，阐述清楚我试图要回答的问题，而不是去找到答案。什么决定着不同的基本感觉属性之间的差异？我要将其归因于某种因果性联结或关联。在这里，某种具体的感觉，比如蓝色的属性，实为其在某种引导人们行动的联结体系中可能占据的位置。从理论上说，你可以画出某种图谱，描绘出一种刺激如何调动另一种刺激以及其他更多刺激。从原则上说，你可以重现整个精神现象的过程。
在另一个场合，哈耶克这样评价其心理学著作：在这本书中，他“试图为解释心理过程如何生成我们的感觉反映的属性提供一个基本纲要。（这本书）最后的结论是，我们可以解释大脑运转的原则，但我们不可能对细节做出解释，因为我们的大脑就是多个分类机构的集合。每种分类机构都要比它所要分类的对象更复杂。因此，大脑永远不能对自己进行归类，人脑也可能解释自己的细节”。
在研究哈耶克的心理学著作时，介绍一下维也纳学派和逻辑实证主义的背景是有帮助的。维也纳的逻辑实证主义小组创建于1925年，由莫里茨·施利克（Moritz Schlick）创建，他接替恩斯特·马赫在维也纳大学担任归纳科学的历史和哲学教授一职。这个小组完全是施利克组织的私人研讨班，其成员都是应他本人邀请加入的。哈耶克听过施利克的课，尽管他从来不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也不是逻辑实证主义者。
不应将逻辑实证主义与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中批评的法国19世纪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混为一谈，但孔德的实证主义有助于我们理解20世纪的实证主义。孔德所说的实证主义一词源于法语的positif，在法语中，这个词比起英语中对应的positive一词，更多地意指物质现实。法语中“实证主义”一词的词源更多地指有形的物质，这可以解释这个术语后来的哲学词源学。孔德试图构建一门以严格的物质，即与形而上学或神学相对立的知识为基础的关于社会的科学。他一点儿都不关心真理或知识本身的性质，而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则比较关心，它关注的是实证主义理论的社会意义。
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最关注的问题包括：证明对于知识的决定性意义，只有数学、逻辑、科学才具有知识的意义，（从知识的角度）拒斥伦理学、形而上学和宗教。逻辑实证主义者关心的是知识的根据——何以某些东西是真理？或者说，真理是如何与相应的感官印象（感受）对应的？他们从休谟这样的英国早期经验主义者那样获得了很多启发。休谟相信，知识最终必须能够转化为感官印象。他们也吸取了维特根斯坦、罗素等近期的数学、逻辑、科学哲学家的思想。施利克的一句话最集中地体现了维也纳学派和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一个命题的意义就在于证明它的方法。”证明是逻辑实证主义研究纲领的核心所在。只有能在经验上获得证明的命题，才是科学的命题。
哈耶克反对逻辑证实主义，其部分原因可以从《自由宪章》的一段话中看出来，他说，他“不想低估18世纪和19世纪的人们与事实证明为错误的种种信仰进行不懈而顽强的斗争的功绩，但是，把迷信概念扩展并使用到所有不能证明为真实的信仰上，则缺乏同样的正当性，并且通常是有害的。我们不应当相信任何被证明是错误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只能相信可以被证明为真实的东西”。
哈耶克所理解的知识比逻辑实证主义更模糊，但也更宽泛。哈耶克相信，真理并不仅限于可以获得经验证明的东西。事实上，他跟波普和弗里德曼一样，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绝对的证明；我们所能获得的那些最好的真理，总要不断地进行修正。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比较含糊的真理观与他的其他观点是相关联的：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可以用言辞来表述，社会是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自生自发地演进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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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在其自传性笔记中评论说，他对心理学的兴趣主要是由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恩斯特·马赫的著作激发出来的。正是在阅读马赫的哲学著作的过程中，哈耶克“形成了一些想法，1920年他曾用一篇简短的论文进行解释，但这篇论文最后没有完成，32年后，他的想法才在《感觉的秩序》中表达出来”。
逻辑实证主义和哈耶克的心理学观点都是从马赫的著作中衍生出来的。哈耶克在1977年的一篇文章中谈到过马赫的《感觉的分析》：
他（马赫）精辟地分析了具体的感官刺激所引起的、他视为基本的纯粹感觉是如何又被通过经验所获得的局部信号之类的属性进一步加以组织。这种分析让我突然灵光一闪，形成了一个想法，我认为感觉的核心可以追溯到传入的刺激，这是一个很肤浅的认识，感觉经验的所有属性（很快我就又更进一步认为所有的基本感官属性）其实都可以根据它们在联结体系中的位置进行解释。我逐渐明白了，在我们心目中的那同一组事件中，其实存在两种秩序——这两种秩序在某些方面有点儿相似，但准确地说，它们是不同的，我们对于世界的感觉图像与我们对其科学的认识之间是不同的。
我的结论是：我们的基本感官属性提供给我们的是一幅不完备的分类地图，它自己的每个单位都只能存在于心理获得的系统中，却能指导我们在具体环境中做出比较准确的反应。这一结论使我对物理和感觉领域的关系形成了某种哲学观点，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刚刚复兴了这一观点。其实，它最早可以追溯到伽利略，1623年他就写道：“我认为，味道、气味、颜色等无非是一些纯粹的名词而已，只存在于具有感受能力的身体中。因此，如果失去了生命，这些基本的感官属性就没有用处了。”
因此，我最初得到的结论就是，心理活动是某种独特的生理活动秩序，其中，生理领域的子系统将我们可称为有机体的更大范围的子系统与整个系统联系在一起，从而使该有机体存活下去。
他的研究也受到康德的影响。康德认为，感觉经验乃存在于有机体中，而不拥有独立的形而上学地位。
《感觉的秩序》中最有趣的、最重要的部分也许就是最后一章，哈耶克用的标题是“哲学后果”。哈耶克写到，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揭示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极其有限的。个体对其所感知的世界的了解存在某种限度，同样，个人对实实在在的物理世界的了解甚至面临更严重的局限性。事实上，在哈耶克看来，归根结底，我们对于实实在在的物理世界根本就一无所知。
不管是在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中，还是在他的心理学思想中，知识的有限性都是关键所在。感觉领域与社会领域一样复杂。在哈耶克看来，在感觉领域和社会领域中，意识到其复杂性都是最重要的。正是复杂性使我们不可能做出详尽的预测，从而不可能进行控制。
哈耶克相信，知觉是由演进的过程决定的。在《感觉的秩序》中，哈耶克指出，“我们借以了解外部世界的机构（心理）是某种经验的产物”。在《科学的反革命》中，他又写道：“我们的神经中枢系统对刺激的分类可能是高度‘实用的’，即它突出了外部世界与我们身体间的关系中那些在进化过程中已被证明对物种的生存比较重要的关系。”演进（进化）贯穿于他的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秩序理论中。哈耶克强调说，《感觉的秩序》“唤起了我对生物进化领域的兴趣”，随后，他将此观念用于社会秩序研究。
哈耶克一直想重新着手进行其心理学问题研究，完成20多年前他在学生时代就想完成的那篇论文。他在《感觉的秩序》导论中说：“当时我只想把这件事先放下几年，结果却放了这么长时间。”这本书是“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就产生的一个想法结出的果实”。
哈耶克觉得，他的心理学著作没有得到正确评价，除极少数学院心理学家外，一直没有人赏识。但在他看来，“我先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又在40年代两度获得的对心理学的洞见，可能是我做出的最令人激动的研究，也塑造了我本人的思想”。对他来说，这些洞见“除了在具体几门学科中给了我很大教益外，也给了我科学的方法论。心理学研究者与经济学研究者对我论述复杂现象的理论著作的帮助一样大”。
哈耶克在1977年召开的一次有关他的经济学和心理学思想的学术研讨会上说，在这“两门学科中，我们碰到的都是复杂现象，需要的都是利用广泛分散的知识的方法”。认为每个人在心理中能形成关于物理世界的一般概念，与希望获得指导社会的普遍规则，这两种想法如出一辙。个人不管是欲详尽了解外部世界，还是欲充分控制社会，都是不可能的。在哈耶克看来，我们所能指望获得的，充其量就是了解物理世界的形式，或建构某种个人可借以进行决策的法律框架。
在哈耶克的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思想中，还存在另一种联系。海因里希·克吕弗（Heinrich Klüver）在《感觉的秩序》导论中说：“从宽泛的角度看，可以说，他的理论具体论证了歌德的名言‘所有的事实都是理论’，感知总是一种阐释。”哈耶克在其他方面的研究中也强调，理论先于经验观察。
知识是分工的、不完整的和复杂的。每个人的知识片断都是微不足道的。随着复杂性的提升，唯一能够做出的预测就是越来越一般性的预测。这种观念与下面的观念一致：在社会系统中，只能确立某种最宽泛的标尺。法律就是为了克服社会的复杂性。在1948年的一封信中，哈耶克形容他的心理学研究“是我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一年后他又说“至今尚无人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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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晚年曾多次表达过这种看法：“（20世纪）40年代中期，我觉得我很有名，我想，我有点儿过于自负了。我是两位打过一场大败仗的经济学家之一，另一位是凯恩斯。现在，凯恩斯已经去世（1946年4月）了，成了一位圣人；我则由于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而臭名昭著。”哈耶克在另一场合又说：“凯恩斯只要还活着，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很有争议，但他去世后，则被吹捧为圣人。大约在20多年时间里，我只有一次很不好意思地对我妻子提到，在凯恩斯去世后，我可能是在世的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了。然而，10天后，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大笑）那个时候，凯恩斯成了大人物，而渐渐地，就没有人记得我是个经济学家了。”
哈耶克觉得，凯恩斯去世时，他自己是两大著名经济学家之一，但其他人可不这么看。科斯说，在英国，“其他人都不这么想”。据弗里德曼说：“在美国，也没有人这么想。据我所知，在美国，从来没有人把凯恩斯的名字与哈耶克相提并论，并将他们视为同一层级的人物。事实上，我倒宁愿说，在美国，人们更多地把凯恩斯与罗宾斯相提并论。”哈耶克一生中获得的最广泛的关注，是在1945年春天的美国和英国。他自己无疑认为，《通往奴役之路》是他早期研究的一个自然延续，但不管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不这么看。在工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1945年大选后，即在美国巡回演讲和英国选战期间遭受批评之后，用一些“比他的思想更‘左’的熟人”的话说，他“已不再是一位科学家了，而退化成一位宣传家”。1945年工党在英国获胜后，不管是在美国还是英国，哈耶克不再是思想家了，而被视为某种教条的象征。
哈耶克当时的书信似乎显示，他后来觉得，“二战”后继续留在英国是一个失误。他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同事们的关系也疏远了。整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他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文章，但自1946年2月那期发表那篇论述历史的文章后，他在伦敦的最后4年竟然没在《经济学》上发表过任何一篇文章。1947年11月，他写信给政府研究局的L·B·米勒说，他觉得在英国不受重用，无用武之地。他教的课程太多，他的观点被认为太极端，他的建议根本没有人听。然后他又说，他当初应当接受美国提供的职位。
1948年，哈耶克考虑给《通往奴役之路》写一篇后记，谈一下自这本书出版以来他的观点发生的变化。他对战后工党政府的种种做法，尤其是政府对英国经济的很多重要部门实行国有化和严厉管制的深恶痛绝。有意思的是，哈耶克本来打算用一段阿克顿勋爵的话作为这篇后记的题记，可他最终用《自由宪章》的跋作为题记：“在任何时代，热爱自由的人总是罕见的。自由的胜利靠的是少数人，他们又是靠与盟友们的合作而取得胜利的，尽管他们跟这些盟友的目标存在差异；而这种合作总是危险的，有时甚至会导致灾难。”他晚年著作的结构在这时可能已经初步形成了。
《哈耶克文集》第九卷、第十卷的编者布鲁斯·卡尔德威尔写道：“哈耶克在英国生活的结局令人伤感。在政治上，他曾反对的一切东西都逐个登场了。”随后的变化导致《通往奴役之路》只是在人们回顾历史时才被记起来。工党第一次组成多数政府反映了，也导致了某种新气氛，在这种气氛中，《通往奴役之路》不再那么吸引人，而是有点儿反动了。英国和美国公众发现了纳粹的种族灭绝，人们觉得，这本书太极端了。与苏联的战时联盟终结，战后进入经济繁荣期，这些都使它变得没有针对性了。哈耶克逐渐被人看成一位昙花一现的保守分子。
《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立即被译成几种欧洲语言，随后被译为全世界20多种语言。哈耶克注意到，“纳粹后那代德国人特别热情地接受”这本书。“二战”后在德国的一次演讲是他“最感动的一次经历”。他“发现人们在传阅《通往奴役之路》的手抄本，当时德国还没有正式出版”。他也曾到欧洲大陆其他国家讲过课。
1946年，哈耶克“二战”后第一次回到奥地利，看望他未来的夫人和其他亲戚。他一般都是一个人旅行。有一次访问斯坦福大学时，他被安排住在一间很大的公共宿舍的一个铺位，他猜想是因为行政管理人员不喜欢他的政治观点而故意冷落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