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撒切尔夫人
哈耶克的名声在英国传播得最广，主要原因是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公开声称，哈耶克是她在整个80年代最重要的哲学导师。1975年，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保守党主席后，哈耶克在英国的声望开始提升；当她于1979年当选首相后，他的声望更是急剧攀升。
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录中评论说，她年轻时读过且“经常重温”的“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最有力的批判”的著作是《通往奴役之路》。她也受到哈耶克其他著作的很大影响，包括《自由宪章》和《法律、立法与自由》，她称其为“杰作”。
理查德·库奇特曾这样描述哈耶克与撒切尔夫人第一次见面的情形：“1975年她当选保守党领袖后不久，经济事务研究所安排撒切尔夫人与哈耶克会面，地点在国王北街（经济事务研究所总部所在地）。撒切尔夫人到达后，与哈耶克在会议室进行私人谈话，大约持续了半个小时。然后，撒切尔夫人告辞，经济事务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围在陷入沉思的哈耶克旁边，问他对这次会面的看法。哈耶克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深情地说，‘她可真美’。”
保守党研究部门的一位官员回忆说，有一次，一位工作人员“准备了一篇文章，提出‘中间道路’是保守党应该采取的最可行的路线，可避免左翼和右翼的极端。他还没有讲完，新当选的党主席撒切尔夫人就从提包里拿出一本书，那是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她打断了我们这些实用主义者的讨论，举着这本书让我们大家看个究竟，并且斩钉截铁地说，‘这本书’才是我们应该信仰的，接着把书‘啪’地摔到桌子上”。
哈耶克与撒切尔夫人在哲学上确实关系密切，但人们可能过分地强调了两人在私人和政治关系上的密切程度。哈耶克在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前的那一年（1978年）评论说：“我对政治很感兴趣，事实上，我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政治。现在，我就投入很多精力，帮助撒切尔夫人向工会组织开战。我写了不少文章，有一篇文章甚至有幸刊登在《泰晤士报》专题报道的头版。在英国，人们把我看作撒切尔夫人的导师，但其实我跟她只见过两次面。我喜欢这个样子，但从原则上，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从来不会问，什么样的政策在政治上是可行的。我只集中思考我觉得正确的事情，你如果能够说服公众这么干，那么自然不错；如果你不能说服公众，那可就太糟糕了，但这不是我要考虑的事。”
撒切尔夫人当选为首相后，哈耶克曾想就实际政治问题充当她的顾问，尤其是在她就任首相之初，哈耶克在给她寄自己的访谈录或演讲稿时有时会附上一封信。1979年8月，他写信给她，建议就工会改革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但她很礼貌地拒绝了他的建议。1979年《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三卷出版时，他送了一本给她，还把1984年为纪念《通往奴役之路》问世40周年而出版的羊皮面本编号为1的那本送给了她。在大家关注的政治问题上，撒切尔夫人并没有受到哈耶克太大的影响。在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的那些年，他们之间比较重要的交往一般也就是一年一两次。
不过，大众媒体却把哈耶克视为撒切尔夫人幕后的军师。1976年，《每日镜报》刊登了一个大字标题——“哈耶克到底是什么人？”。这篇文章给出的答案是，“一位出生在奥地利的教授，成为托利党内部那些激情四射的人物背后的影子人物。至今没有多少英国人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4年后，《镜报》刊登了另一篇标题是“撒切尔夫人的教父！”的文章。此外，还有一篇报道的标题是“教士与首相”，作者写道：“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教授是这届政府制定政策背后的鼓动者，这种政策将使失业人口达到200万，导致众多企业破产，阶级斗争将会再次降临。”
帕特里克·科斯格雷夫在其《玛格丽特·撒切尔：一位托利党人与她的党》（1978年）中讲道：“70年代哈耶克声望再次提升的程度（有若干年他几乎完全与世隔绝，不被人知），以及他是如何获得比战争刚结束那段时间更多的拥趸”。由于滞胀、工会权力膨胀等各种社会问题，及获得诺贝尔奖，特别是由于撒切尔夫人的地位不断上升，哈耶克在英国的名望比以前更大，远远超过他在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声望。1978年，时任工党下院领袖的迈克尔·富特攻击哈耶克是个“疯子教授”，并指责撒切尔夫人被他控制了。这种指责跟30多年前艾德礼对丘吉尔的批评如出一辙。
哈耶克通过撒切尔夫人的介绍结识了罗纳德·里根。1982年，她在伦敦将哈耶克引荐给里根。里根提到，他曾从哈耶克的一本书中“受益匪浅”。撒切尔夫人则作为首相在下院说：“我是哈耶克教授的热情崇拜者，我们这里的一些尊贵的议员应该读读他的一些书。”
受过哈耶克影响的英国政治家还有伊诺克·鲍威尔和撒切尔夫人的内阁成员基思·约瑟夫、杰弗里·豪、约翰·比芬、尼格尔·劳森，还有1970~1974年担任英国首相的爱德华·希斯，他曾在1953年参加过一届朝圣山学社的地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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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经常卷入英国的公共政策辩论，尤其是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经常向《泰晤士报》投稿，出版多种小册子，发表更长的评论文章等。1978年的一封信引起较大争议，在这篇文章中，他赞扬撒切尔夫人不再接纳移民的呼吁，他写道：“任何一个人，如果经历过那场导致希特勒掌权的残暴的反犹运动，就不会反对我们赞扬撒切尔夫人发出的勇敢而直率的警告。我在维也纳生活的那些岁月，那些有权势的犹太家族是一个受到大家尊敬的群体，所有正派人都会对少数民粹主义政治家煽动的反犹暴乱嗤之以鼻，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加利西亚和波兰犹太人的突然涌入……很快就改变了人们的心态。他们看起来太不一样了，根本不可能被逐渐同化。”
第二周，这封来信就至少招致5封批评性回应，而哈耶克则两次回信为自己辩护。《泰晤士报》专栏作家伯纳德·莱文写到，哈耶克的观点是，“种族主义实际上完全是受害者的错，他们必须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显眼、不那么成功，要不然，他们就应该被消灭”。威利·弗里绍尔教授则写道：“哈耶克教授把奥地利反犹运动的兴起归罪于那些‘看起来太不一样’的波兰犹太移民，他要么是记错了，要么是对奥地利的政治和社会史太无知。”乔治·芬克博士则说：“哈耶克教授说，正是来自波兰的犹太移民‘改变了’维也纳社会的‘心态’，这种说法是轻率的，也令人反感。奥地利的反犹主义是一种地方病。”尼古拉斯·卡尔多（当时已是勋爵）抓住机会，再次挑战哈耶克的经济学；鲁思·格拉斯则宣称，哈耶克的来信“开篇就大错特错——正是‘暴烈的反犹运动的兴起’，导致‘希特勒掌权’，而不是其他原因。”
在最后一篇回应文章中，哈耶克为自己辩护称：“（令我）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对我那封来信提出的严正抗议，都坚持将我竭力要揭示的一个涉及同化过程的问题视为一个种族问题。我在第一封来信中曾谈过，捷克人在1914年之前移居维也纳曾导致街头暴乱的例子。在最近的维也纳历史上，这类要求政府实行歧视性政策的暴乱，在加利西亚的难民潮涌进维也纳之前，从来没有一次是针对犹太人的。”
哈耶克可能认为，有些民族在文化上比较麻木和墨守成规，但他从来不认为各种族之间存在明显的生理差异。哈耶克认为，《通往奴役之路》就是立足于全球来批评中央计划体制的。在这本书中，他说：“人们难道不会怀疑，这或多或少意味着要刻意确保白人的主宰地位吗？其他所有民族产生这种看法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在《致命的自负》草稿中他也说，西方并没有向不发达国家提供能提高其工人生产率的资本的义务，这里面隐含着他的一个观点：导致发展滞后的是资本和教育的匮乏，而不是民族间的自然禀赋的差异。
1961年，在南非接受采访并谈到当时的种族隔离法时，哈耶克说，这“似乎是一个明显甚至有点儿极端的例子，在我看来，不同人之间互相歧视是不合乎自由原则的。我（在《自由宪章》中）论述的要旨事实上就是，政府可以运用的那些强制执行的法律，应同等地适用于社会中一切具有责任能力的成年人。任何种类的歧视，不管是基于宗教、政治观点、种族或别的什么理由，似乎都与法律之下的自由理念不相容。历史已经证明，隔离从来不是平等的，也不可能是平等的”。但他相信，基于私人的理由，人们是可以对他人区别对待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耶克在与人讨论是否将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时承认，美国存在种族主义，他说：“我或许应当再加上一句，我的这种看法基于这么一个难以启齿的想法：我的孩子被带到那里之后，应该跟一个白人家庭生活在一起，而不能送到某个有色人种家庭。”他之所以反对政府直接提供教育机会，部分理由就在于，“政府提供教育可能造成像美国的黑人被隔离那样的问题”。在南非的那篇访谈中，他还说到了大学录取问题：“假如大学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即政府出资的）机构，那么按照我的哲学观，它们就应当对所有人开放，这是它们的本分。而如果它们完全是私立机构，那么我想，私立机构有权区别对待不同的人。”
哈耶克的思想是年轻时在奥地利形成的。他的青年和中年时期在英国度过，后来又在芝加哥大学待了十几年。最后，在撒切尔夫人执政后，他在英国崭露头角。熊彼特曾这样形容凯恩斯：他的“建议最初都是针对英国而提出的”，从很多方面看，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哈耶克。哈耶克自然而然地把英国视为自己的家乡，只是由于种种个人原因，他在一段时期内并没有生活在那里。
1980年3月26日，哈耶克在伦敦“周一俱乐部”（保守党讨论政策的场所）进行了一场题为“中间派的混乱状态”的讲话。在这场讲话的最后，哈耶克谈到了自己的一个想法：为使英国成为一个富强、重要的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在保守党内部进行着，而英国的持续生存有赖于打破工会的特权，控制通货膨胀，拒绝社会正义的概念。1984年，哈耶克欣然参加了朝圣山学社在剑桥举行的会议。在为《全国评论》撰写的有关会议的报道中，约翰·张伯伦写道：“这届朝圣山学社会议最鼓舞人心的是，它是在一个左派不再时髦的学术环境中召开的……这跟30年代的剑桥大相径庭，当时的剑桥是为共产党培养党员的基地，甚至培养出了明目张胆的卖国贼。1984年的剑桥已准备承认哈耶克是个受欢迎的人，并且欢迎他回家了。”
在担任首相后不久，玛格丽特·撒切尔曾向哈耶克写信说：“过去这几年，我从您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对此我很自豪。我希望您的一些观念能被我的政府付诸实施。作为您最重视的支持者，我确信，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如果我们取得成功，则您绝对功不可没。”
1982年，哈耶克在给撒切尔夫人的一封信中显然谈到了智利政府削减政府开支的成功案例，撒切尔夫人回信说：“从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这是经济改革的一个杰出典范，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很多经验教训……但是我确信，您也会同意，英国实行民主制度，需要达成很高程度的共识，所以智利采取的一些措施在我们这儿很难被接受。我们的改革必须符合我们的传统和宪法。有时候，改革的进程看起来可能缓慢得让人痛苦，但我坚信，我们将按我们的方式在我们的时代完成我们的改革。然后，这些制度将持续下去。”
1989年，值哈耶克90岁生日之际，撒切尔夫人写信给哈耶克说：“截至本周，我荣任首相一职已达10年。很多人非常宽宏地评价我们的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当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如果没有那些价值和信念将我们引导到正确的道路并为我们提供正确的方向，那么我们将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您的著作和思考给予我们的指导和启迪是极其重要的，您居功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