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方法论

战争期间，哈耶克已经完全融入了英国。他在自传笔记中曾说，战争岁月中在剑桥的那段生活对他“特别有益”，他“完成了彻底融入”英国生活的过程。而自1931年他迁居英国后就觉得，这里的生活很安逸。“我立刻就发现，这个国家的整体气质和思想气氛对我具有异乎寻常的吸引力。而在战争状态下，我完全站在英国一边，又大大加速了融入的过程，我完全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而在自己可以想象的“生活形态”中，在牛津或剑桥某个学院的某个职位对他“最具吸引力”。他在纪念伦敦政治经济学院50周年的那篇文章中说，即使“在剑桥那些年，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和不便，但对于那些学生，对于那些有幸在剑桥找到房子或在皮特豪斯等学院弄到房间的教员来说，并不是没有补偿。对很多教师来说，皮特豪斯表现出的热情好客，将是他们对战争岁月最幸福的记忆”。他在英国——尤其是在剑桥——的那段时间，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

拉斯基的传记作者、信奉社会主义的金斯利·马丁曾描述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流亡剑桥的情形，也描绘了学院以前的状况：“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搬到剑桥后，人事两非。教师和学生突然离开了伦敦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他们都受到了这一局面的影响。他们也发现，自己身处一所寄宿大学。学院规模现在也变小了，学院能够提供更多面对面的（指导），人们之间的关系更亲密了。而当大家都挤在休夫顿大街兔子窝般的校园时，这种情形简直难以想象。在伦敦，贴着花砖的走廊、教室的每一台阶和图书室中，总是塞满学生，而大多数人彼此形同陌路，只认识自己最喜欢的教师。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维持某种学院式生活。而在剑桥，教员与本科生差不多成了朋友，交往频繁，形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群体。”

战时一位学生琼·阿布西回忆说，尽管“战争似乎永无尽头，剑桥却是快被毁灭的世界上的一块太平而充实的迷人绿洲。搬到剑桥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举行学院社交活动的好地方。老派的、讲究礼仪的剑桥做派，受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懒散的、活跃的、不拘小节的气氛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尽情地享受着这个地方的迷人景色，而根本不管男女分校的学院生活带来的不便，尽管我们都看到了这种不便”。伊安·吉尔伯特曾于1942~1943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他觉得，“在剑桥那一年是我生命中最有意思的一年。我们在非常令人兴奋的环境中刻苦学习。我们也拼命地玩，搞体育和社交活动，甚至腾出时间为服兵役做准备”。

安妮·波姆是当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行政助理，后来也长期担任学校职员，她回忆说：“在英国本土出生的经济学家去服兵役后，”哈耶克“立刻接手经济系。他待人比较冷淡，我总是有点儿怕他。据我所知，他总是穿着短靴，大步从人群中间走过”。哈耶克在剑桥的学生埃里克·罗斯回忆说：“哈耶克的德语口音很重，我们很难听懂他的英语。他指定的阅读材料也不好对付。他的思想与凯恩斯完全相反……哈耶克反对乘数效应，他称之为消耗效应。哈耶克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左”倾得厉害，在这里，马克思的著作是学生的必读书。”

随着战事不断拖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生了巨大变化，学生数量减少了，女生的比例增加了。这极大地影响了课程设置，因为女生一般都喜欢社会学之类的专业。大部分专业课程都是跟剑桥留下来的教员一起讲授。哈耶克讲授高级经济学理论课，而讲授入门课程的却是剑桥的阿瑟·塞西尔·庇古。战争持续着，研究生院的人数也不断萎缩，到战争结束之时，只剩下可怜的几位外国留学生。

方法论（科学或哲学方法）问题是社会科学和哲学中最艰涩的问题之一。哈耶克对这些问题的兴趣源于参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从那时起，他开始深入地思考，在没有发号施令者的情况下，社会秩序如何形成。这个问题是从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中提出的，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辩护的核心论点：它没有政府的具体指挥，但比起政府掌握和管理全部生产资料的社会来说，个人在这样的社会中的生产效率却更高。

哈耶克在方法论上的基本观点是个人主义。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理解个体行为，才能够理解人的集体行为。在一篇为《理性的滥用和衰落》一书做准备的文章中，哈耶克写到，我们“或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过去100年间经济学理论的每一个重要发展，都是在持续运用主观主义的方向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根据行为效用最大化假设，个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可预测的。

他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又指出，人的集体行为问题实际上是信息传递问题。在这里，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信息如何在个人中间传递。仅仅知道个人是自利的还不够，重要的是弄清他们如何传递信息，如何生成新信息。个人只能根据他们所掌握的信息采取行动。因此，通过法律确立的竞争性市场中的种种社会制度——包括私人产权、价格、利润、契约、交换商品与服务的能力等——传递零散的信息，就成为他研究的中心问题。

哈耶克在方法论和认识论思想中强调了复杂性的概念。由于社会生活极为复杂，因此在社会领域中，只可能进行“模式预测”。他写过一篇《唯科学主义与社会研究》的文章，本来准备收入《理性的滥用和衰落》一书，这篇文章论述的是他心目中的错误“思想，就是在谈到历史阶段或历史事件时，人们普遍地用‘大革命时代的法国’或‘共和时期’[7]之类的说法，用以描述明确给定的对象，在这里，独特的个体就被等同于我们描述生物样本或星体时所说的那种自然界的单位”。这一评论的意思是说，社会事件要比物理学复杂得多。

哈耶克认为，社会领域中的事实是“合成的”。这并不是说“大革命时代的法国”这样的事实，与生物学或其他自然界的样本有质的区别，而是说它们之间存在量的区别，不能看成一回事。因为复杂的社会领域中有诸多因素，只有可能做出模式预测。同样，由于社会领域的复杂性，我们只能预测大致的方向和框架性规则。几十年后，他在《复杂现象理论》（1961年）一文的“社会结构之诸理论”一节中写道：“在这里，每个事件经常依赖那么多具体环境，以至于我们实际上永远不可能完全弄清它们，因此我们肯定无法预测并控制这些事件。”归根结底，在他看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并没有区别，区别仅在于其构成：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复杂得多。由于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因此就不要企图从一点上集中组织社会。

[7]　1649~1660年，克伦威尔父子曾在英国建立共和政体。——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