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经济事务研究所

1978年，哈耶克参加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持的口述史项目组织的一系列访谈。他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他不仅仅是现在这个时代的思想家，也可能成为影响几个世纪的思想家。这些访谈是由阿门·阿尔奇安组织的，他是加州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也是朝圣山学社会员，他这样形容哈耶克的性格和特点：“文静、沉着、有条不紊、喜欢寻根问底、绝不妥协、明晰、从容。”

其他人也描述过这个时期的哈耶克，其中包括伦敦的亚当·斯密研究所所长艾蒙·巴特勒，哈耶克时任该研究所学术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巴特勒在1983年写到，“不管是在作品方面还是在为人上，哈耶克都是无可挑剔的”，哈耶克相信，“性格中的细节对于改进人际关系至关重要，因而对于自由社会的形成也是至关重要的；与人为善、幽默感、性格温和、尊重他人的良好愿望，所有这些都是极有价值的。我们或许还可以再加上守时和守信两条，而哈耶克本人就是这方面的模范：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一致认为，他的著作及为人处世都接近于人们理想中的自由主义学者的形象；当然，人性的脆弱有时也在所难免”。

1981年，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生乔治·沙克尔形容他“出身贵族，具有贵族气质，不管是在身体、道德还是思想方面，他都无所畏惧；他的思维清晰而敏捷；他坚持原则，严格地遵守原则本身的逻辑；他正直而诚实；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是这个时代的思想的一位重要塑造者”。他的老朋友弗里茨·马克卢普评论说：“几乎在他的每一部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哈耶克那些令人难忘的特征：他面对批评和争论时表现出的骑士风度和宽容精神，他在承认自身作为思想先驱的贡献以及在反驳其思想论敌的观点时表现出来的谦虚。”

1976年，哈耶克参加了人文研究所在温莎城堡举行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是1974年到1976年间旨在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提供最基本分析框架的三次会议之一，这一系列会议推动了最近几十年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发展。哈耶克在1976年的一次访谈中说，米塞斯是“活跃在美国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真正的创始人。我想说的是，美国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米塞斯学派”。他还跟人有过下面一段对话：

问：最近几年，美国人民对奥地利学派的兴趣又复苏了？

答：其实是米塞斯学派……人们现在把我跟米塞斯相提并论，但我想，他们主要是米塞斯在美国教过的学生。有些人勉强地承认我是第二代的领袖，但我觉得，罗斯巴德和米塞斯最近培养出来的学生们恐怕不以为然。

1976年，塞尔登在为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所写的前言中说，20世纪30年代，罗宾斯和哈耶克“积极推动，使英国的研究者和教师了解了门格尔、维塞尔、庞巴维克和米塞斯的思想，但我们一直没有听说奥地利学派有什么发展，直到最近一两年，情况才有所改观”。哈耶克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奖，对于在年青一代中普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哈耶克影响下成立的最重要的研究机构，是设在伦敦的经济事务研究所（IEA）。正是它推动形成了撒切尔夫人在1979~1990年执政11年间所奉行的观念，“如果没有IEA，我非常怀疑是否会发生那场撒切尔主义革命”。

哈耶克曾讲过经济事务研究所的创立过程。他回忆说：“在我创建朝圣山学社的同时，跟它坚持同样路线的另一个机构也在筹备。一位颇富有的英国年轻飞行员来找我，他问我，可以做点什么事情来遏制社会主义的发展。我费了很大劲才说服他相信，向大众搞宣传收效甚微，相反，我们的任务是说服知识分子。我说服他以安东尼·费希尔的名义创办一个研究机构，最后的成果就是经济事务研究所。最开始，它的发展十分缓慢。但今天（1983年），它不仅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也成了分散在大半个世界的大批同类研究机构的榜样，正是这些机构不断地向全世界传播正确的观念。”

经济事务研究所的思想源头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阿瑟·塞尔登在1957~1988年一直担任经济事务研究所负责编辑事务的所长。1934~1941年，他先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念书，后来又担任助教。他为人热情、讲话慢声细语、乐于助人，上高中期间就读过埃德温·坎南的书。一开始，他是普朗特的学生，但“随着我的兴趣从经济学理论转到政策应用上，对我影响最大的则成了哈耶克”，他在《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中“对资本主义和市场进行了深刻论述”。在这篇纪念《通往奴役之路》发表40周年的文章中，塞尔登接着说：“哈耶克从知识上对集体主义经济的批判，极大地振奋了五位1938~1939年度的研究生，他们形成了一个小组，讨论驳倒集体主义经济学邪说的办法，但战争阻碍了这个小组发展成为类似经济事务研究所那样的自由主义者的组织。”

英国政治史专家丹尼斯·卡瓦纳曾非常准确地描述过经济事务研究所的哲学和发展历程。该所刚成立时，是“作为一家‘研究与教育信托基金’，研究市场和价格机制在配置资源和表达人们偏好方面的作用。它是由阿瑟·塞尔登和拉尔夫·哈里斯经营管理的。经济事务研究所最开始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制造舆论气氛，影响政治家们的思想。它没有致力于说服某个政党或政治家，它的理念是，影响教育界和学术界的舆论，可以更有效地增进人们对自由市场的信赖”。截至1997年，经济事务研究所已发表500多篇论文，出版一份月刊，定期举办有政治、企业、舆论领袖参加的午餐会和研讨会。根据卡瓦纳的研究，“到1997年，IEA已稳固地成为自由市场、经济自由和货币主义在英国的思想大本营。它刊登了哈耶克的大量文章。通过出版哈耶克的著作，经济事务研究所对于恢复人们对哈耶克的兴趣发挥了重要作用”。

哈耶克曾说过，他晚年声望最高之时便是获得诺贝尔奖后的那段兴奋时期。1985年，有人曾问他：“你觉得，为什么后来会有这么多反应？”他回答说：“诺贝尔奖产生的影响力很小。在1974~1980年，有一些表面效果。不过我不觉得，获得诺贝尔奖激起了年青一代对我的兴趣。而在过去5年中，却出现了一股潮流，我都有点儿赶不上了。我觉得我并没有夸大，我差不多每个月都会收到一本研究我的新书。而我有自己的事要做，我甚至没时间阅读这些书……现在已经出现了一股哈耶克的追随者撰写书籍的潮流，我自己是无法主宰它的。”

20世纪80年代初期，哈耶克受到部分人的推崇。人们认为，他关于凯恩斯、通货膨胀、福利国家的看法都是正确的。后来，人们又认为，他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问题的看法也是正确的，由集体、政府控制社会中的所有土地和生产资料，必然导致浪费和专制政权。而在思想界，向来只有一小部分人认为，他是一位真正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家，而到了80年代初期，持这种看法的人多了起来。哈耶克开始被当作一位真正的先知，他比任何人都更早地洞悉并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后果。

艾蒙·巴特勒注意到，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哈耶克开始“就更广泛的问题发表看法，也到更多地方去讲课”。哈耶克一直在旅行。他的《研究》和《新论》中收录了他在全世界12个地方的演讲：日本东京的立教大学，弗莱堡大学、芝加哥大学、朝圣山学社、英国的剑桥大学、悉尼大学、纽约城市学院、萨尔茨堡大学、伦敦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联邦德国的基尔大学、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大学。

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尽管哈耶克已进入古稀之年，但他的出行更频繁了。巴特勒引用哈耶克的话说：“回忆起身体闹病那段时间，他经常说，‘几年前，我曾努力适应老年人的生活，但现在我发现，我一点儿都不喜欢那种样子’。”巴特勒又说，1973年，哈耶克曾被提名为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名誉校长，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曾荣膺这个职位，不过，此提议遭到否决，投票者觉得哈耶克年龄太大，没什么用处。然而9年之后，该校却宣布，哈耶克是该头衔唯一的候任者。听到这一消息，哈耶克放声大笑。

他的名声传遍了整个世界。1944年，哈耶克就由凯恩斯推荐，当选为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1964年，他被授予日本立教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74年75岁生日之际，他又被授予萨尔茨堡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71年，维也纳大学聘请他担任荣誉理事。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在1977年陆续获得危地马拉、阿根廷、智利几所大学的荣誉博士。1978年，他又获得达拉斯大学荣誉博士，长期担任他助手的威廉·哈特（《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当时正在该校任教。危地马拉的一所大学甚至以哈耶克的名字来命名。不过他在1978年曾对一位采访他的人士说，尽管“自从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我得到了很多荣誉头衔，但没有一个来自你们所说的名校。这些所谓的名校依旧把我看作反动分子，他们仍然觉得我的思想声誉不那么好”。

新观念的发展几乎必然是缓慢的，而且一开始常会遭到冷嘲热讽。哈耶克曾很精辟地强调说，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家对这个世界如何运转的认识。尽管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教条”，但很多人终其一生都难以意识到，他们自以为客观正确的看法，最后会有很多甚至大多数被证明是错误的，最起码也是不完整的、不准确的。人类对于真理的认识是推测性的、假说性的，也是不断变化的，需要不断地接受人们的审查、检验、修正甚至否定。探索真理就是一个不断用新经验评估旧假说、新假说的过程。真理并不是有待于我们去征服的固定不变的山峰，而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道路上的无尽征程。每次发现新知识，都开辟了无知的新范围。一个人越是深入地探索自然和现实，就越能更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所知甚少。

从理论上讲，我们可能会举手赞同这些原则，但将其付诸行动却是另外一回事。关于这个世界如何运转以及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新观念如果想被人们接受，就需要用语言表达出来。因此，理解从一开始就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只有一个人或少数人能够掌握；此后，新的理解才有可能被用语言表达出来，供所有人或大多数人认同或领会。

当哈耶克和米塞斯最早提出经典社会主义不具有可行性的新观念时，在很多人看来，这种观念显得十分怪异，因为这与大家普遍接受的想法太不一样了。社会主义当然会比资本主义运转得更平稳，效率也更高。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结果，难道还不如变幻莫测的竞争好？怎么能花言巧语，宣称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有效率？

对此，哈耶克的回应是：不管这些话语乍一看多么令人信服，但其反映的是对现实的错误认识与理解。他提出了一种他认为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的观念：在人与人之间存在知识分工，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如何将这些知识聚集到一处，而是如何使社会形成让这些零散、分工的知识和信息得以最有效利用的秩序。

在很多年里，这些思想几乎没有多大影响。很多政治家、公民或思想领袖看不出这些说法有多正确，似乎更像是对现实的一种错误认识。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社会主义体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结果就形成了一种有利于哈耶克思想的社会条件。比起经典社会主义，哈耶克对世界形态、社会是如何运转的认识似乎更加准确。古怪的哈耶克变成了重要的社会哲学家哈耶克。过去，没有人听他在说什么；现在，他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

阿瑟·塞尔登在经济事务研究所的作用，在维持人们对哈耶克的兴趣方面的作用，一直非常关键。塞尔登在谈到经济事务研究所与哈耶克著作的关系时说，《自由宪章》出版后，“我们邀请了10位学者来讨论这部哈耶克迄今为止最伟大的著作。他们的赞赏和批评最后结集为一本专著——《自由社会的议程》（1961年）。哈耶克很早以前就离开英国去了美国。我的印象是，英国人对他的著作了解甚少。而我发现，涉及面极其广泛的《自由宪章》非常权威，哈耶克的学术功底很深厚，其见解极为深刻”。

理查德·库奇特写到，在“阿瑟·塞尔登的指导下，经济事务研究所努力地将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运用到尽可能广泛的经济活动领域中，且非常在意所探讨的问题能否引起社会关注。经济事务研究所实现了它的目标，赢得了广泛的读者，这证明了阿瑟·塞尔登作为一名编辑的才华。塞尔登在挑选经济事务研究所出版物的作者时非常仔细，经济事务研究所也几乎完全依托学院经济学家，这些都为其获得较高声望提供了保障。毫无疑问，经济事务研究所最重要的成就是在英国为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创设了讲坛”。库奇特也承认，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奖“也有助于赢得人们从学术上和思想上对经济事务研究所的工作的信赖，而长期以来，这也正是经济事务研究所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塞尔登回忆说，他第一次听说哈耶克的大名，是在1932年上中学六年级（中学最后一年）时，当时他听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新来了一位外国经济学家，名字很好笑——哈克？海克？哈耶科？到1934年，我终于见到了他，“当时我考入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直到1987年，我还在弗莱堡大学的一个研讨会上见到他……我们这些学生——有些是新生——看到，哈耶克是个瘦高个子、表情严肃的奥地利‘绅士教授’，讲授专业经济学课程，带有德语口音……我记得他是学术诚实的典范。经济事务研究所是他的精神家园。学者们总是在启蒙着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有些还启蒙着更久远的时代。哈耶克就是这样一位具有长远影响的学者”。

塞尔登编辑了哈耶克在经济事务研究所出版的那些著作。哈耶克曾一度怀疑自己能否在有生之年看到《法律、立法与自由》全部出版。他留下遗言，如果他去世，将由塞尔登完成该著作。塞尔登评论说，1972年，由经济事务研究所出版的哈耶克的《处境比预料的艰难》，使哈耶克“再次成为名人”。如果没有塞尔登和经济事务研究所，哈耶克能否获得诺贝尔奖，还真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