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朝圣山学社

哈耶克一直非常在意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对实际生活的影响。实际上，归根结底，他进行理论研究就是为了影响公共政策。1944年2月23日，他在剑桥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生会发表演讲——“论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他说，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不应当直接追求当下的轰动效应和对公众的影响”，为了“做好事”而“企图”通过权势“获得影响力”，这正是“思想妥协的根源之一”。从这段话中，我们既可以看出哈耶克对如何最有效地获得影响力的技术性观点，也可以看出他一直渴望获得伟大的影响力。他相信，在“探寻真理的过程中”，经济学家或政治哲学家如果致力于提供知识而不去从政，他们的贡献将会更大。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表“论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演讲5天后，英国出版《通往奴役之路》不到两周，哈耶克又为国王学院政治学会宣读了另一篇题为“历史学家与欧洲的前景”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哈耶克讨论了历史学家在“对德国领导人进行再教育”的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在他的文章中，历史学家是指“一切认真研究社会的人士”。跟很多人一样，他也担心德国重新走向极权主义，重蹈“二战”的覆辙。他将这篇论文广泛散发给很多学者及其他阶层的人士，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成立朝圣山学社的最初想法。

哈耶克最初的想法是组织一个学社，让德国学者重新回到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主流上来。这与他想成立一个学院用以重新教育德国领导人的想法如出一辙。在拟议中，这个学社的伦理标准是决心“献身于真理”，坚持“普遍的道德标准也适用于政治活动领域”——从德国的经验看，这些信条绝不是什么陈词滥调。哈耶克也提出，这个学社应对“最广泛的政治理想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包括“一致信仰个人自由的价值，对民主制度持肯定态度，但也不迷信其教条，最后，一致反对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不管是来自右翼的还是左翼的”。他在《历史学家与欧洲的前景》一文的结尾指出，他的目的不是“恳请大家对一项明确的设想表示支持，而只是提出一个试探性的建议，供大家评价”。

在随后的三年里，这个设想中的学社的基本架构一直在变，但其基本目标从未改变，哈耶克也一直是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力量。哈耶克有了名气之后，在各地旅行期间，结识了很多与他有相同观点，但在当地学术环境中相当孤立的人士。所到之处，他几乎都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告诉我，他们跟我的观点完全相同，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感受到，他们的看法是完全孤立的，没有人可以与他们交流”。这让哈耶克产生了召开一次会议的念头。由于“二战”时旅行受到限制，再加上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动荡，多年来，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学者之间见面的机会非常有限；当然，由于技术进步，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也没有以前那样重要了。

1938年4月，一次讨论“自由主义危机”的会议在巴黎举行。这次会议被称为“沃尔特·李普曼讨论会”，重点围绕李普曼于1937年出版的《美好社会》（The Good Society）一书进行讨论，米塞斯、哈耶克、李普曼及其他23位学者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或许可被看作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的一次预演。经过讨论，与会者计划成立“振兴自由主义国际研究中心”，由哈耶克负责组织该机构在英国的分部。不过，1938年8月却不是成立一个国际性组织的好时机。

战争结束后，学术界还有一些自由主义者想发起某些国际性聚会，但只有哈耶克的想法付诸实践。他最初的想法是创建一个国际性学会，使德国学者重返自由主义思想主流，后来他的目的转变为维护古典自由主义本身。尽管如此，哈耶克觉得，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根（Walter Eucken）参加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并成为会议的焦点，这也是这次会议的成就之一，因为这“或多或少有助于德国学者重返国际舞台”。

当时，另一位学者也在非常积极地提议召开一次自由主义学者的会议，他就是欧根的同事威廉·勒普克（Wilhelm Röpke）。和欧根一样，他也属于经济学中的弗莱堡学派，该学派对联邦德国战后走上自由市场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个战争岁月，勒普克都流亡在日内瓦国际学院研究生院，20世纪30年代后期，米塞斯曾在那里任教，哈耶克也曾在那里发表过题为“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的演讲。和哈耶克一样，勒普克也在“二战”后向很多志同道合者和参加过沃尔特·李普曼讨论会的人士宣读了一篇文章，呼吁召开一次自由主义者的国际性会议。勒普克提议，自由主义学者除应定期参加会议外，还应发行一份自由主义学报，后来，这项提议在朝圣山学社中引起了广泛争议，因为要实现勒普克的计划需要筹措一大笔钱。

据库奇特的记载，与国际学院研究生院有联系的瑞士商人阿尔贝特·胡诺尔德（Albert Hunold）博士邀请哈耶克于“1945年11月为苏黎世大学学生做演讲，并宴请哈耶克与一群瑞士实业家和银行家会面。席间，哈耶克告诉他们，他计划召集一批与他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讨论和重新界定自由主义。哈耶克提出，‘如果要让这样一批人聚到一起，在瑞士某个旅馆住上一周以讨论基本理念，就需要大家在经济上帮帮忙’。胡诺尔德和几位商人承诺从经济上支持这个计划，决定把原本准备资助勒普克用来出版期刊的资金拨给哈耶克，因为他们发现，勒普克的计划成本太高了。1946年，哈耶克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试探性召集，在胡诺尔德的经济和精神支持下，他决定于1947年春天在瑞士实现召开一次会议的梦想”。

会议于1947年4月1日至10日在瑞士靠近沃韦的朝圣山（Mont Pelerin）举行。哈耶克深信观念的力量，他在会前备忘录中写到，如果要使欧洲不再陷入“另一种奴役之中，就必须付出思想、知识的巨大力量。我们必须对我们穷毕生之力也不可能完全掌握的社会组织的重大原则和实现个人自由的条件保持浓厚的兴趣并予以深刻理解。我们必须挺身而出，训练一批为自由而战的斗士。如果面对压倒性的公共舆论，我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努力地塑造和引导舆论，那我们的事业就绝非毫无成功希望。但现在为时已晚，我们已经不能再浪费时间了”。他强调说，这种“努力从根本上说必然是长期的努力，我们所关注的不是当下的实际效果，而是追求一种信念。如果我们想避免威胁个人自由的危险再次降临，这种信念就必须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如果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还不团结起来以推进其愿景，人类就必然坠入又一个千年黑暗之中：“除非我们使自由社会的哲学基础再次成为人们热烈谈论的话题；除非我们能完成这一挑战我们中间最聪明的天才的才智和想象力的任务。自由的前景确实非常暗淡，但如果我们能像自由主义在其鼎盛时期那样相信观念的力量，我们就不会输掉这场战斗。”

来自10个国家的39人参加了朝圣山会议，其中17人来自美国，8人来自英国，4人来自瑞士，4人来自法国，比利时、丹麦、意大利、挪威、瑞典和联邦德国各有1人参加。这份名单其实并没有充分反映出与会学者的多元化，因为有几位与会者，比如米塞斯（当时执教于纽约大学）、波普（在伦敦）和哈耶克本人的原籍都在中欧。参加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的学者中有4人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占到与会者人数的10%以上，他们是：哈耶克、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和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 Allais）。

一篇纪念朝圣山学社成立50周年的文章是这样描绘朝圣山周围景色的：“凡游览过朝圣山的人，都会立刻醉在这美得令人屏息的壮观景色中。从广阔的广场可眺望日内瓦湖和阿尔卑斯山脉的米迪山。湖对岸就是法国的矿泉疗养地——依云温泉镇，这里以其瓶装水闻名于世。临近的一个度假胜地就是蒙特勒。有一条从沃韦山腰穿行的铁路能到达朝圣山，这里是一个宁静的城镇与乡村结合区，不仅适合沉思默想，也适合徒步旅行。”

根据会议议程，哈耶克首先针对这次会议的目的做了一个报告。在开幕致辞中，他特别强调：“在我期盼已久的这个时刻终于到来时，我必须坦白承认，我对你们大家的强烈的感激之情被慌恐之心削弱甚至替代，一方面是因为，我竟然冒失地将这一切付诸实践了，对此我觉得非常惊讶；另一方面是因为，让你们花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进行你们可能觉得过于荒唐的试验，由此带来的责任，也让我惊恐。引导我实现这一切的基本信念是，如果我们要重建团结一致的信念，就必须承担起一项艰巨的知识使命，这个信念就是自由主义，尽管这个词已遭到太多歪曲，但仍没有比它更好的词。”跟平常一样，他强调的仍是知识分子。

第一次会议讨论的议题有“‘自由’企业还是竞争秩序”、“现代历史编纂学与政治教育”、“德国的前景”、“欧洲联邦的问题与机遇”及“自由主义与基督教”。据后来担任朝圣山学社主席并为朝圣山学社记录发展历史的马克斯·哈特韦尔（Max Hartwell）说，哈耶克“觉得有必要解决自由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嫌隙”。

弗里德曼被选入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的执行委员会，参加这次会议是他第一次来到欧洲旅行。哈耶克追求的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所以与会者中有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等（不过哈耶克后来觉得，朝圣山学社中经济学家太多了）。他坚持，会议一般不对公众和媒体开放，他相信向公众开放会妨碍观念的自由交流。这种政策导致《芝加哥论坛报》在会议开幕第三天发表一篇题为“七国秘密会谈筹划自由之战”的文章。文章称：“在开幕式上，与会者曾就是否向外界公开的问题进行过辩论。经过一个小时的辩论，会议决定谢绝媒体采访，并指定一个六人委员会起草一份声明，将其发放给对这次会议感兴趣的记者。哈耶克博士谈到会议议题时非常谨慎，根本没有透露任何信息。至于为什么搞得这么神秘，原因无人知晓。”这篇文章错误地指出，哈耶克曾担任过“丘吉尔的经济事务顾问”，文中的一节标题是“丘吉尔的顾问做出解释”，这是因为艾德礼曾在大选中提到过哈耶克，人们到现在还记得那件事。

阿伦·迪莱克托回忆说，莱昂内尔·罗宾斯是第一次会议上的“重要人物”。罗宾斯起草的《宗旨声明》在会议结束时被采纳为该学社的指导方针。弗里德曼回忆说：“在这次会议上，没有谁能比罗宾斯更好地从政治上调和那些声明起草者之间的分歧了。我们花了几天时间讨论这件事，并试图起草一份声明。罗宾斯接手后，很快就拟出了一份我们大家都认可的声明。”

宗旨声明

我们这些来自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其他公共事务研究者……对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危机展开了讨论。我们……就一系列目标达成了共识，特声明如下：

文明之诸核心价值正处于危险之中。在这个地球上的广大地区，维系人的尊严和自由的根本条件已荡然无存；在其他一些地方，这些基本条件也处于当前政策取向的威胁之下。专断权力的扩张正在日益严重地侵蚀着个人和自愿性社群的核心地位，甚至连西方人最为珍视的财富，即思想和表达的自由，也遭到某些信条扩散的威胁。这些教条在其处于少数地位时声称享有被社会宽容的特权，它们千方百计欲获取权力，以使自己可以压制和扼杀与自己观点不符的所有观点。

本学社成员认为，这些趋势是随着否认一切绝对的道德标准的某种历史观的发展，以及种种质疑法治可取性的理论的发展而逐渐出现的。本学社成员还认为，这些发展趋势也是随着人们对私有财产权和竞争性市场信念的式微而形成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制度所保障的分散的权力和广泛的创造精神，我们无法设想一个能有效保障自由的社会……

本学社不会进行宣传、不企图创造某种正统、不会结党，也不会与任一或多个政党结盟，其唯一目标是推进那些有志于加强自由社会的原则和实践，并研究市场导向的经济体系的运转方式及其优劣的志同道合的学者进行观念交流。

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与会者同意继续召开这样的会议，于是创建了一个常设学社。应当强调的是，学社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提供思想交流平台，哈耶克曾说过：“我们更应彼此学习，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从不同方向努力推动我们所追求的理想。”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曾反对哈耶克将这个即将成立的学社命名为“阿克顿–托克维尔学会”，忆及此事，哈耶克说：“这件事有一个和奈特有关的有意思的插曲。当我决定召集朝圣山的这次会议时，我已想过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一个永久性社团。我提出建议，可用两位最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人物的名字，将其称为阿克顿–托克维尔学会。弗兰克·奈特强烈反对：‘你不能用两位天主教徒的名字来命名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团体！’而他最终彻底驳倒了我的想法，他认为这根本不可行。”库奇特报道说：“只有几个人支持哈耶克最初提出的‘阿克顿–托克维尔学会’的名字，大部分人都喜欢用柏克和斯密的名字来命名。”

1947年11月6日，学社正式成立时简单地叫作朝圣山学社，由哈耶克担任主席，瓦尔特·欧根（联邦德国）、约翰·朱克斯（英国）、弗兰克·奈特（美国）、W·E·拉帕德（瑞士）、雅克·吕夫（法国）任副主席。胡诺尔德出任秘书，承担主要的行政管理、资金筹措、组织管理等工作。他后来与哈耶克及学社中的其他成员，尤其是美国人和英国人产生了分歧。学社决定两年后举行第二次会议，后来在瑞士的塞里斯贝格举行。

尤其是在学社成立初期，英国成员大部分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而美国成员中的大部分跟芝加哥大学关系密切。在英国，来自曼彻斯特大学的会员人数也格外多，而在美国，设在纽约的经济学教育基金会派来4名代表参加第一次会议。除了胡诺尔德的企业协会，美国的威廉·福尔克慈善基金会（它后来资助了哈耶克和米塞斯在美国大学中的教学岗位）和英国的国际自由主义交流网络也为这个刚刚成立的组织提供了资金支持。

哈耶克把朝圣山学社的创立视为一项真正重大的成就。他后来曾以非常少见的自豪口吻说：“我觉得我有资格说，朝圣山学社的创建和第一会议的召开是我的主意，”而第一次会议和学社的创建标志着“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复兴。美国人授予了我莫大的荣誉，认为《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是一个重大的日子。但我本人则相信，知识分子开始真正严肃地致力于复兴个人自由，尤其是复兴经济领域的个人自由观念的努力，实际上始于朝圣山学社的创建”，即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