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货币与商业波动

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的学生们的记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哈耶克当时的情形。拉尔夫·阿拉奇在1931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昨天读到一本书，是老哈耶克写的，在这里，人们称他为冯·哈耶克。今年，他将用蹩脚的英语（上帝啊，帮帮我们吧）讲20多节课，他竟然建议我们读一本荷兰语书籍！还有30多本厚书。不过，他确实是个聪明的家伙。”阿拉奇在次年的一封信中又说：“刚刚上完一节非常漫长的课回到家，在这堂课上，哈耶克搞得一塌糊涂，我们这些人是又高兴又难过。一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就开始从牙缝里挤英语，而不是说英语，他也非常激动。我们实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阿拉奇说，1932年，哈耶克到伦敦大学学院的社会主义学会发表演讲，讲了“一番非常精彩也很诚挚的话。不幸的是，听众中有一些小流氓，他们非常无礼”。

西奥多·德雷敏于1932年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回忆说：“得知哈耶克要来给研究生开一门课，大家都很兴奋。我们去听他的第一堂课，他最开始说的是英语。几分钟后，我们都看出来了，没有一个人能听懂。有人建议他用德语讲。他照做了，但有些人听不懂德语，只好放弃了这门课。”奥布雷·琼斯也是哈耶克20世纪30年代初的学生。他回忆说，哈耶克“面带和善的微笑，大家相信，这并不是装出来的。但他用英语说话时声音实在是太小了，而他的想法又很纷繁，为了听懂他的话，跟上他的思路，我不得不坐到前排”。

本·希金斯在1933~1935年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关于该校与剑桥大学的关系，希金斯写到，有一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合办的讨论课，我曾参加过几次。我们伦敦来的人觉得，跑到剑桥实在没有意义，而且很危险。我们都知道，那个风度翩翩、充满智慧和魅力的人（指凯恩斯）再加上他的才华，完全能够说服部分人相信他的理论。这实在是个可怕的前景。伦敦与剑桥之间不大可能有什么激烈的辩论，因为根本就没有多少交流可言。我们都深受哈耶克的影响。他是我们的神灵”。希金斯还说：“哈耶克用一张三角示意图表示他对生产结构的看法，看起来有点儿像工程领域的东西。”

P·T·汤姆斯在1934~1936年上过哈耶克的课。她回忆说：“我觉得他看起来至少有50岁了，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他才30多岁。我之所以有这种印象，部分是因为他穿的都是老款式衣服，比如薄花呢外套、马甲、高领夹克。我送给他的外号是‘波动先生’，因为他经常用这个词，而且也是那么发音的。”薇拉·赫维特是位行政管理人员，她于1936年入学。她回忆说，哈耶克“是那么宁静、深思，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

罗伯特·布莱斯是剑桥大学学生，他不仅是凯恩斯的“铁杆”信徒，也是“改邪归正”的信徒。他改正得非常彻底，他在1935年春天，每周有一两天跑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去传道。“我在那儿参加哈耶克主持的讨论货币理论与周期理论的讨论课。这可是异教徒的巢穴了，我要在这里展示剑桥的理论，我鼓足勇气跑过去，告诉他们这件事。为此我写了一篇论文。哈耶克非常大度地在他的讨论课上给我几节课的时间，让我向他的学生宣读我的论文。我得说，这确实是一次令人兴奋的经历，我发现有很多人都很严肃地对待我的那篇论文。”

希克斯在谈到他本人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同事时说：“一开始，我们有一种共同的信念，甚至是一种共同的信仰。我们信仰的是自由市场，或者说‘价格机制’，一个不受政府或垄断集团的‘一切干预’（不管是资本还是劳工）的竞争性制度，这样的制度可以很快找到某种‘均衡’。（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对该均衡的福利特征并不是很感兴趣；就像罗宾斯说的，‘均衡就只是均衡而已’。）哈耶克加入我们的行列时，为这个学说加入了一个重要限制——为了使这个机制能够平稳地运行，（不知怎么做到的）货币必须保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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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学院经济学家关于经济活动的最普遍假设是：商业周期是不可避免的。在1860~1940年这80年间，西欧、美国等工业化国家经历了多次严重的经济活动之周期性收缩和扩张。当经济陷入衰退时，失业大幅增加，产出急剧萎缩。而在兴旺的繁荣期，就业和产出迅速增加，然而随之而来的总是这种周期性的收缩。经济就是这样走走停停。

哈耶克经济理论的核心命题是：经济生产活动存在不同的阶段。他相信，从本质上说，生产就是利用其生产能力相对固定的各种资本品的活动。一定量的资本只能生产特定类型的产品。如果这些资本没有达到经济中的真实需求和储蓄间的均衡，就会造成浪费。

他在《价格与生产》中利用的一个比喻，或许能够最清楚地解释其观点。他指出，人为地对货币进行刺激后的情形，就“好像孤岛上的一个民族已经建成了一台巨大的机器一部分，这台机器可以为他们提供一切生活必需品，然后他们却发现，他们已经耗尽了全部储蓄和可以利用的闲置资本，因而这台新机器根本生产不出任何产品来。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暂时不去琢磨怎样利用这台机器，而必须投入全部劳力在没有任何资本的情况下生产每天所需的食品”。资本是异质的，而不是同质的。如果把过多资本投入到生产过程中时间上靠前的阶段，那么，就像岛民们未完成的机器一样，这些资本就无法再利用了，除非全部建成这台机器所需的资本品也已被造出来。

哈耶克指出，现代经济的问题在于，它们的货币体系打破了经济供应与需求间的均衡。因为政府通过人为提高或降低利率对货币供应进行操纵，对利率调整——他认为是资本——敏感的部门的生产活动就不是取决于实际的需求和储蓄，而取决于货币要素。到了某个阶段，生产结构所反映的不是消费者需求和储蓄供给，而是中央银行行长的决策。最终，经济中的实然与应然之间形成的缺口导致衰退，那些无利可图的投资会被清除。投资在时间上靠前的部门中的过量资本并不会生产更多的最终产品，因为不存在足以完成生产过程的真实储蓄。时间上靠前的资本将被抛弃。

在哈耶克看来，重要的是，即使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实现价格稳定，经济也可能出现失衡，因为随着经济增长，如果不想出现通货紧缩，货币供应就必然要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要稳定价格水平，前提就是货币量要有变化：而这种变化总会导致真实的储蓄量与投资量之间出现缺口……这样，尽管价格水平稳定了，却有可能导致偏离均衡状态。”“重要的一点是，不管人为压低利率最终是否对货币的一般价值产生反作用，其效应却总是存在的。”换句话说，即使是稳定的价格也会导致周期性衰退。

哈耶克对大萧条的经验解释存在严重错误。他在1932年6月为其《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所写的前言中说：“当然，人们恐怕不会怀疑，目前，通货紧缩过程还在持续，这种通货紧缩如果无限期持续下去，会造成无法估量的伤害。但这却并不一定意味着，通货紧缩是困境的根源，或者通过迫使更多货币进入流通、弥补这种通货紧缩趋势，就能克服目前的困难。我们没有理由设想，这场危机是由政府刻意收缩银根的行为导致的，相反，通货紧缩本身仅仅是次要现象，是繁荣时期形成的产业失调诱发的一个过程。”

这个分析很不准确，情况远不是如他所说的，在1929~1932年，有某种“刻意进行信用扩张的政策”。美联储委员会奉行的是收缩银根的政策。哈耶克的说法是，通货紧缩是“繁荣时期形成的产业失调诱发的”，不是“相关产业无利可图的原因而是其结果”，这表明，他没有完整理解货币与价格之间的关系。这种看法已不再被人普遍接受了。

后来，在1934年4月的一篇学术论文中，他又坚持了自己的错误观点，美国货币“当局在注意到即将到来的反作用的征兆时，就立刻开始采取放松银根的政策，从而成功地把繁荣期的自然终结拖后了两年。而当危机（于1929）最终爆发时，在两年多时间中，采取了种种可以设想的手段，刻意阻止这种正常的（商业）清算过程”。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看法是，1930~1931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实行的是紧缩银根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