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理性的滥用与衰落》

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情感上、思想上、精神上——把“二战”前后截然分开，而那些战后出生的人们一般很难认识到这一分裂的深刻程度。人类文明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对战后各代人来说，“二战”就只是一场“战争”而已，尽管“二战”期间还有其他方面的、不那么明显的冲突，而曾经历过这场战争并参加过战斗的那些人几乎都已离开人世了。经过50多年，“二战”前后的国际关系在大众心目中已经固定了。

现在回过头来从某种角度看，“二战”的影响要比当时人们所能感觉到的还要大。尽管纳粹的邪恶时人有所揭露，但直到战争结束，人们才普遍发现（被德国以外和高级军政官员圈子以外的人所知晓）集中营，他们所犯下的最邪恶的罪行才被人们充分地掌握。从此，纳粹政权的这一面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二战”快结束时，原子武器掀起了蘑菇云，人类第一次拥有了彻底毁灭自己的能力。

如果说“二战”有令人震惊的结局，即发现种族灭绝和使用原子弹，那么，它的开端也同样令人目瞪口呆。希特勒是在1932年的大选中掌权的，在那次选举中，60%以上的德国人支持纳粹及其盟友。1933年3月议会选举后，纳粹、民族主义政党、罗马天主教中央党获得德国议会2/3以上的席位，时任总理希特勒获得了独裁权力。除纳粹之外的所有政治实体都成了非法组织。其他政党遭到查禁，共产党已被镇压，工会被取缔，工人被迫加入纳粹领导的德国工人阵线，工会领袖被捕。所有的德国工业、政府部门、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等都被置于纳粹的管辖之下。1935年通过的《纽伦堡法案》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

1933年夺权后，希特勒退出了国际联盟和裁军谈判。他制订了一个重新武装和征兵的计划，并于1936年出兵占领莱茵兰地区（毗邻法国），而根据《凡尔赛条约》，这个地区属于非军事区。同在1936年爆发的西班牙内战和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则推动形成了罗马–柏林轴心。后来，这个联盟又把日本包括进来。1938年3月“合并”，即德国和奥地利的合并完成，而这也是《凡尔赛条约》所禁止的。在1938年9月的慕尼黑会议上，英国和法国背弃了捷克斯洛伐克，并允许德国占领捷克的苏台德地区。英法的绥靖政策最终导致1939年3月希特勒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领土。纳粹与苏联于1939年8月24日签订条约，9月1日，德国、苏联共同侵入波兰，“二战”终于爆发。

1938年，哈耶克归化为英国公民，其后一直保留这一身份。而由于他出生在奥地利，可能也由于整个30年代他常到欧洲大陆旅行，所以，他不可能像他的大多数同事那样到任何政府机构任职。他曾费尽周折，希望能志愿到情报部工作，就像他在一封信中说的，他觉得，他的“独特经历”对于“向德国境内进行宣传的组织会有很大帮助”，但他并没有如愿以偿。

由于他持有英国护照，即使眼看战争就要爆发，他也仍然可以去旅行，他也确实这样做了——到奥地利拜访他未来的妻子。“当时已是1939年七八月份，我也充分意识到了我这是在冒险，因为看起来战争随时会爆发。”不过他觉得，自己非常熟悉那些山脉，所以即使战争爆发、被困在奥地利（当时由德国统治），他也能够“偷跑出来”。

1939年9月德国、苏联入侵波兰后，持续8个月的所谓对峙战偶尔也被人戏称为“假战争”，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希特勒于1940年4月闪电般地占领丹麦和挪威。随后，德国侵占荷兰、比利时，并于5月10日攻占法国。罗宾斯回忆说，听到德国入侵的消息，学院的生活就变得“不能忍受了。每天早上都是失败和溃退的新闻；而我们却待在这里，自己的潜能被白白浪费，每天正常的教学活动突然间变得根本无关紧要了”。英国与西方文明的生活危在旦夕。

5月10日，张伯伦辞职，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5月13日，丘吉尔对下议院讲话时说，他“别无所有，只有鲜血、勤苦、泪水和汗水”，这倒是句大实话。哈耶克一度想把孩子送到国外去。1940年夏，不列颠之战打响，他们一家不可能再住在伦敦了。1939~1940年那个学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不得不迁到剑桥的皮特豪斯学院，直到战争结束。在剑桥找住处很难，整整一年，哈耶克一家和罗宾斯一家住在伦敦郊外一处村舍，而他本人则住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一个房间里，这是凯恩斯帮他弄到的。

哈耶克最后终于在剑桥找到了一处经过改建的大仓库，他们一家人就在那里一直住到战争结束。他从事研究的房间有两层高，经常被用来当作业余戏剧演出的礼堂。哈耶克的儿子还记得，凯恩斯在剑桥国王学院给父亲搞到的房子“很舒服但太阴冷”。

根据战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上学、信奉费边主义的历史学家诺曼·麦肯齐的说法，“变化太大了”。在伦敦时，全院有3 000名学生（其中一半不是全日制的）、90名教员。而到了剑桥，只剩下500名本科生（其中不再有非全日制学生了），教员剩下一半，其中只有9位教授。麦肯齐说，人也变了。在伦敦，男女生学生的比例是3∶1，而在剑桥，刚开始，男女比例还差不多，但到战争中期，女生是男生的两倍。“根本性的变化是，学院从一个大家要乘车上下班的学院，变成了一个大家住在一起的社区。”

重要的是，“二战”及随后的局势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欧美人的世界观。很少有谁预料到会发生这么大规模或这么可怕的战争。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在纪念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成立50周年的回忆文章中，哈耶克指出，1939年9月战事爆发使搬到剑桥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员和学生数量减少，但直到1940年春天英国真正参战前，学院各方面的计划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而法国沦陷、伦敦遭到轰炸后，政府“全面动员所有可利用的人力，以满足政府部门的需求，学院剩下的教员大部分被调走了”。罗宾斯、普朗特等人都进了政府机关。

战争期间，哈耶克跟凯恩斯的私人关系逐渐密切起来。凯恩斯在伦敦上班，周末回剑桥休息。哈耶克记得，那时，“由于他想摆脱繁重工作而稍事休息，也可能是因为他在政府部门的工作都是机密的，他的其他兴趣充分地表现出来。其中有一次的情形非常典型：他刚完成一次远赴华盛顿的官方使命，其间讨论了很重大的问题。我以为他已精疲力竭了，然而，他却宴请我们一群人，畅谈美国伊丽莎白时代书籍的收藏情况，仿佛这就是他到美国的唯一目的”。拉里·哈耶克回忆说，他的父亲和凯恩斯曾在晚上站在国王学院的房顶上，一起观看炮火消磨时间。

哈耶克赞扬凯恩斯在《如何筹款应付战争》中提出的建议，这是凯恩斯撰写的一本小册子，其中也写进了哈耶克的一条建议：在战后征收资本税。哈耶克没有继续写作《纯粹资本理论》，在1940年6月为上半部分写了前言后就搁笔了，部分是因为，他本来计划在第二部分中批评凯恩斯。哈耶克解释说：“出现了非常有趣的局面。当时，战争已爆发。凯恩斯几乎是唯一明白事理、愿意并能够保护我们不受通货膨胀冲击的人。于是，整个战时，我都站在凯恩斯一边，而他确实成功地使我们在战时没有遭受通货膨胀。因此，在战争期间，在实际政治问题上，我站在凯恩斯一边，我不想损害他的信誉。在战时攻击凯恩斯，实际上等于反对我认为正确的理论。有他在，我觉得大快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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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回忆说，在剑桥“教学任务很轻”，上下班距离也很短，这让他有了更充分的时间从事自己的研究。他放弃了没有完成的资本、货币理论研究，而转向对社会的更为广泛的研究。尽管他并不想放弃纯粹经济理论研究，但宽泛的社会理论成了他以后的学术研究方向。

“二战”期间，由于同事们都被征召进入政府机关，他成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报《经济学》的代理编辑。1941~1944年，他在《经济学》上发表了6篇文章，后来收入1952年出版的《科学的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关于这本新书，他曾讲过一点背景：“英国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局面，人们坚信，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是资本主义面对社会主义做出的一种反应。于是，我写了一篇探讨这个问题的备忘录，后来就发表在学报上。当时，想利用战争期间写出一本篇幅巨大的论述理性的滥用与衰落的著作，而《通往奴役之路》不过是它的一个比较高级的通俗版本而已。”哈耶克之所以“那么全神贯注地研究一个如此遥远的问题，为的是克服时不时落下的炸弹导致的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他当时所写、后来收入《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第一篇文章是《自由与经济制度》，发表于1938年4月，尽管哈耶克几年前就开始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了。

关于《理性的滥用和衰落》的研究共分两部分，第二部分发表时的文章分别是《理性的傲慢》（Hubris of Reason）和《有计划的社会的报应》（The Nemesis of the Planned Society），《通往奴役之路》就是其高级通俗版本。数十年后，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第一稿中写到，《理性的滥用和衰落》打算批评整个近代思想，第一部分是对近代思想的历史性描述，而哈耶克并没有完成；第二部分后来变成了《通往奴役之路》，则是要分析他所描述的历史上的那些观念的实际后果。哈耶克打算通过《理性的滥用和衰落》证明，对于理性在社会中所能发挥的作用的过高估计，如何导致了有计划的社会，理性在现实中只能导致这样的结果，由此带来的却是破坏。对理性的错误认识导致了理性的衰落。

哈耶克区分了两种类型的个人主义：正确的个人主义，发源于英格兰和苏格兰，它强调的是，个人的理性是无足轻重的；而错误的个人主义根源在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它强调的则是个人理性的重要性。哈耶克指出，关于正确的个人主义，“我们应当指出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个人主义首先是一种关于社会的理论，试图弄清楚决定人的社会生活的种种力量，其次它才是一套从这种社会观中形成的政治原则。个人主义的基本论点是：除了通过对个体的行为进行分析之外，我们不可能透过别的办法理解社会现象……随后，通过分析无数个体行为的总体效果，我们会发现，人们赖以取得成功的很多制度，是在没有人设计和指挥的情况下形成与运转的。自然人的自发协作所创造的东西，常常是单个人的头脑永远无法充分理解的”。哈耶克的观点既是经验的，也是伦理的。他觉得，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未来将走向何方，或者应该走向何方。因此，任何以此为前提建构社会的努力都只会适得其反。

他于1941年发表在《经济学》上的文章，后来扩展为《科学的反革命》。哈耶克之所以撰写这本书，因为他觉得，“当一个人走上一条已让他取得过巨大成功的道路时，是不会深入地探究其错误的”。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源就在于一种错误的信念：在自然科学中能够做到的理性的精确，在制订社会计划时也可以做到。他发现，大力提倡这些“馊主意”的地方是巴黎，理性显然渗透在当地文化的方方面面。在18世纪的法国，对于人类未来的信念是热情奔放的：人类要实现进步，就不能靠演进式的试错过程，而只能靠革命式的设计和思想建构。

哈耶克举了个例子说明法国的唯理主义与正确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说：“我想，笛卡尔在《方法论对话》第二部分的一段著名语句，再恰当不过地说明了正确的个人主义与笛卡尔式的或唯理主义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对立，笛卡尔说，‘由很多人分工所做出的东西，几乎永远都没有单独一位大师完成的东西完美’。”错误的个人主义过高估计了单个天才人物的才能。正确的个人主义则是一种更谦逊的信念。

哈耶克把社会主义的崛起归罪于亨利·圣西门和奥古斯特·孔德。圣西门要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社会组织。他的方案荒诞不经，该组织的具体形态及他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则属于异想天开。比如，他要搞一个由21位学者和艺术家组成的“牛顿委员会”，目标是指导整个世界。不管怎样，圣西门为社会主义留下了很多遗产。他组织人类的方式尽管很滑稽，但他的那套管理社会的观念本身却流传了下来。哈耶克提到圣西门特别具有影响力的一个观念：“人人都要工作；他们都将被视为附属于某个工厂的劳动者；要有人指挥他们，指引者的聪明才智按照我的神圣的预见发展。至高无上的牛顿委员会将指挥他们劳动。”重要的是，“不遵守命令的人都将被他人视为动物”。

圣西门主义绝不是一场民主主义思想运动。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写道，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反动……社会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是赤裸裸的威权主义。那些为现代社会生活奠定了基础的法国学者无一例外都相信，只有通过强大的独裁政府，他们的理念才能变成现实。对他们而言，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有意识地重组基于层级原则的社会，强加某种强制性的‘精神权力’，从而‘彻底终结革命’”。圣西门的追随者从来不支持个人权利。这场运动说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却要按照一个天才、一个意志、根据独裁的原则组织整个社会。而且据说，这个方向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的。不过，哈耶克并没有深入研究欧洲大陆以外，即英国的社会主义，它是一种与欧洲大陆社会主义不同的传统。

哈耶克认为，孔德对社会主义的贡献主要在实证主义哲学领域。孔德还是圣西门主义信徒的时候，就开始进行这一研究，后来他本人抛弃了圣西门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就是用科学来研究历史。历史与其说是由神旨或偶然事件决定的，不如说是按照统一的、恒定的规律在发展，而个人的理性是可以把握这些规律的。孔德的理念是，系统地研究自然时所发现的科学原则也可用以指导社会。

孔德相信，历史要经过三个阶段：宗教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科学阶段就是最后的、最完满的阶段。与圣西门一样，他也认为个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哲学理论根本没有用处。孔德认为，“‘关于自由的含糊的、形而上学的观念’‘妨碍了大众对个人采取行动’，是‘与文明的发展和秩序井然的组织体系背离的’”。

哈耶克对黑格尔的看法类似于他对孔德的看法。他知道，把黑格尔和孔德相提并论有点儿反常，因为黑格尔通常被认为是属于唯心主义，而孔德则被视为（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但这两个人都认为，历史是在个人之上、之外的，是分阶段发展的，他们从历史发展中剔除了个人的意志因素。哈耶克所说的“历史决定论”就是错误地相信，存在类似于自然规律那样的历史发展规律。而根据自身的定义，历史决定论完全不承认任何道德标准，因为它不承认自由意志。孔德和黑格尔的决定论源于他们“用一种独特的反历史的方法研究历史”，在根本不存在规律的地方贩卖决定论。而在哈耶克看来，未来要服从于人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