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
要搞清哈耶克为何没有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得教职，就要搞清楚芝加哥学派经济学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之间的区别。哈耶克回忆说，他跟芝加哥大学之间的联系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罗宾斯“很推崇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机缘巧合的是，后来罗宾斯又对雅各布·维纳的著作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维纳和奈特两人对于哈耶克及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同事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人物”，30年代，他们都曾在那里讲过课。哈耶克既熟悉他们的著作，也跟他们建立了私人关系。哈耶克曾将他与这两个人的关系说成“30年代伦敦与芝加哥之间的关系”。
米尔顿·弗里德曼把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源头追溯到詹姆斯·劳克林（James Laughlin），他是成立于1892年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第一任主任。劳克林主张进行货币改革，带头反对自由银币。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他出任印第安纳货币委员会委员，并撰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对1913年《联邦储备法》的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劳克林与共和党关系密切。
弗里德曼写到，劳克林“最重要也最持久的贡献”是在担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期间做出的。劳克林“在为该系配备教员并指导该系工作时，显示了对多样化观念的异乎寻常的宽容心态”。弗里德曼强调说：“近年来，跟劳克林时代一样，人们普遍认为该系是自由市场经济鼓吹者的大本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时期，该系知名教员确实秉持这些理念，他们也非常有效地传播着这些理念。然而，他们……其实只是系里的少数。系里教员对政治的看法是各不相同的。”
一般都认为，真正创立了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人是奈特，他生于1885年，卒于1972年。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亨利·西蒙斯、阿伦·迪莱克托等人都是奈特的学生或受过他的影响。斯蒂格勒讲过奈特年轻时代的一则故事，最好地说明了奈特的性格：“在拥有深厚宗教情怀的父母的劝导下，孩子们在教堂中签署了一份誓约，保证今生都要来教堂做礼拜。回家后，弗兰克（当时十四五岁）生起一堆火，并说，‘烧掉这些东西，因为在胁迫之下做出的誓约和保证是没有约束力的’。”奈特是一位打破传统信仰的人。关于他，芝加哥流传着一个笑话：“没有什么上帝，但弗兰克·奈特却是上帝的代言人。”布坎南说过，在奈特看来，“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管是宗教教条，还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法律和制度，不管是通行的道德规范，还是对宗教或世俗文本的传统阐释。任何东西都需要进行一番批评性审视，审视的标准可能会受到外部影响，但归根结底是独立于外部的。奈特对上帝、人和历史的态度体现了某种勇气和自信，他故意让那些鼓吹正统学说的自鸣得意的人士坐立不安”。
关于维纳，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期活跃在芝加哥大学的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写道：“1932年秋天，我在芝加哥大学上学的第一个学期选了一门维纳的课。他是位伟大的老师，其课程非常有感染力。维纳的理论课为我展现了一个新世界。他让我认识到，经济理论是一个连贯的、合乎逻辑的整体，而不是把几个互不相干的命题凑在一起。”维纳对成本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经济学史专家亨利·施皮格尔说：“在国际经济领域，无人可与他匹敌，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史家。”弗里德曼回忆说，他读研究生时，劳埃德·明茨（Lloyd Mints）、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和亨利·舒尔茨（Henry Schultz）都是系里的教员，他们“是一群才华横溢但思想各异的杰出经济学家”。1946年，维纳离开芝加哥大学前往普林斯顿大学，弗里德曼接替了他的位置。
乔治·斯蒂格勒也这样形容过奈特的追随者亨利·西蒙斯：西蒙斯“在其出名的小册子《自由放任的积极纲领》中宣扬某种形态的自由放任原则，但那是一种什么形态的自由放任！他提出对电话、铁路等基础产业实行国有化，因为在这些产业中，管制起不了作用。西蒙斯强烈要求在所得税方面实行一种极端平等主义的政策，并对广告等商业活动实行严格管制。他的很多纲领与其说合乎资本主义原则，不如说合乎社会主义原则。但在货币政策领域，他对后来的芝加哥学派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有力地论证了应该按照某种规则执行货币政策，而不是人为地随意操纵货币。他特别提出，这种规则旨在实现某种全面的价格指数的稳定。这一规则显然是后来人们提出的货币供应应当稳速增长，比如每年3%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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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最初想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谋一个职位，不过后来还是接受了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聘请。该委员会主席约翰·内夫在自传中，对1950年聘请哈耶克一事，随手写下了一段话，对这段话有些人确信不疑。内夫写道：“访问英国期间，我在伦敦拜访了T·S·艾略特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我觉得社会思想委员会一定要聘请这两个人物。哈耶克获得了一个终身教授职位，待了差不多15年。经济系对社会思想委员会聘请他表示欢迎，但这些经济学家们却在4年前反对经济系聘请他，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通往奴役之路》太通俗了，不是令人尊敬的学者应该写的东西。经济学家们觉得，只要不来经济系，让他到芝加哥大学，他们绝对没有意见。”
出于几个原因，这段话被人误读了：首先，最后一句话，尤其是从上下文来看，或许是脱口而出的俏皮话。即使内夫的看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经济学家在多大程度上不想跟哈耶克“掺和”的问题也值得讨论。
其次，对于哈耶克是因为《通往奴役之路》没能得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职的说法，弗里德曼曾经谈到过：
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们确实不想要他，但主要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他们非常强烈地感觉到，他们应当挑选自己中意的人，而不喜欢别人指定的人。他们对学校管理部门提供的任何人选都会做出负面反应，不管那个人是谁。第二，他们不赞成他的经济学：《价格与生产》中的观点以及他的资本理论。如果让他们从全世界范围内找一位经济学家来充实他们的队伍，他们肯定不会选中《价格与生产》一书的作者。至于《通往奴役之路》，根本就与这件事没有关系。因为事实上，从意识形态角度看，系里大多数人都是哈耶克的同道。美国人都知道，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在经济学界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具有相当明显的自由市场色彩。因此，《通往奴役之路》只能给哈耶克加分，而不会减分。是的，我敢肯定，他们拒绝哈耶克的主要理由是，他们既不想让资助者篡夺自己的决定权，哈耶克又不是他们自己想选择的人，他们也不想让校方决定他们的人事。
批评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t Maynard Hutchins）最激烈的一些人就在经济系中，他们一丝不苟地捍卫着自己的学术自治权利。
弗里德曼也忆及卢诺和他答应资助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做10年教授的故事：“我觉得，这就是问题所在。校方询问经济系是否愿意为哈耶克提供一个职位，而他们拒绝了。我当时也在那里，但还是个新人，根本没有参与过这件事的决策过程。但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们是正确的。泰德·舒尔茨当时是系主任，他的基本信念跟哈耶克完全一致。他是个行事极为公正的人，他非常推崇哈耶克。哈耶克拥护自由市场这一点根本不是经济系拒绝他的原因。”
20世纪40年代末，一般人，尤其是经济学界的学者不认为哈耶克是个大人物，只是在他随后发表了多部重要著作之后，人们回过头来才意识到，他是更广泛的社会思想领域的伟大人物。当时，《通往奴役之路》被普遍认为是一本通俗作品。尤其是在美国，人们认为在专业经济学领域，他脱离常规，完全属于边缘化的人物。哈耶克于1941年出版的《纯粹资本理论》一书几乎无人关注。他确实在从事政治理论、认识论、社会科学方法论、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但已不再是活跃的专业经济学家了。他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一名专业经济学家。
盖尔·约翰逊从1944年起就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任教。他记得给哈耶克提供职位的想法根本就没有进入正式表决阶段。他又说，全系教员好像已经达成了共识，约翰逊还说，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之前的经济学思想就使他“不可能被这里接受”。
哈耶克本人关于没能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谋得职位的回忆，似乎并没有内夫自传中的那段话所强调的含义。比如，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去芝加哥大学的事，哈耶克是这样说的：“很凑巧有个小插曲，有人最早建议我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但他们不要我。”哈耶克并没有为进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而投入过多精力。事实上，“二战”后他决定移居美国时，最初想进的是普林斯顿大学。
哈耶克也回忆说，在进芝加哥大学这件事上，“经济系的朋友做了不少努力，但我想，他们受到了计量经济学家们的阻挠。这些计量经济学家不想要我，因此，我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谋求教职的计划就落空了”。他还说：“他从来都对宏观经济学或计量经济学没有好感，而他们也认为我过时了，不能接受他们那类新观念。”乔治·纳什（George Nash）在其《美国保守主义思想运动》一书中，谈及“二战”后的学术界时是这样说的，“这个时代还有一个象征，跟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一样，哈耶克也不得不依靠私人资助才能进入美国学术界”——资助他们两人的都是福尔克尔基金会。纳什补充说，约翰·内夫、阿伦·迪莱克托、亨利·西蒙斯“劝这家保守的小基金会支付哈耶克的部分薪水”。
弗里德曼当然是经济系中跟哈耶克最相契的。哈耶克在1978年说到，在芝加哥大学，他“跟弗里德曼来往非常密切，后来跟乔治·斯蒂格勒也变得很熟络。因此，我跟经济系部分教员的关系很好。不过，从数量上看，计量经济学家们占上风……而我只跟奈特和所在的那个圈子中的人来往”。
哈耶克之所以希望在社会思想委员会获得一个职位，部分原因是在教了20多年经济学课程后，他有“一点儿厌倦”了。他“已经对当经济学家打不起精神了，而对于经济学当时的发展方向，他也觉得格格不入”。不用再教经济学，他觉得“松了一口气”。同样，他也不用承担行政管理责任了，而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最后一年，他承担了大量的行政管理工作。
哈耶克高度相信观念的力量。他在生命的最后50年之所以选择了政治和社会哲学而放弃了专业经济学理论研究，就反映了他的成熟信念：前者比后者更重要且包容了后者，同时这也反映了他的个人兴趣和优势。他相信，观念统治着世界，他也亲身实践这一信念。
哈耶克承认，在最后几十年里，他已不是经济学家了。在《自由宪章》导言中他说，他“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很多紧迫的社会问题的答案，归根结底要靠我们认识到某些专业经济学范围之外的原则”。在1962年于弗莱堡大学发表就职演讲时，哈耶克也说，其学术生涯的前半段“完全投入到纯粹理论研究中，后来我则用更多时间研究专业经济学理论之外的问题”。他之所以放弃经济理论，也是受他自己的一种想法的影响，他认为，《通往奴役之路》发表后，他在经济学界已经声名狼藉了。
在与赫拉离婚又娶了海伦妮之后，哈耶克的心情很是轻松。多年来，他都对第一次婚姻不满意，而又不能跟自己爱的人一起生活。在芝加哥大学，他觉得很高兴，“从一个专门研究社会科学的比较狭隘的气氛中又回到了这种综合性大学的氛围里。教员俱乐部、四合院俱乐部很有吸引力。坐在你对面的，今天是历史学家，明天是物理学家，后天又是生物学家。事实上，我不知道还有哪所大学像芝加哥大学那样，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有那么密切的交流”。哈耶克到任时，该校有超过1万名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