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波普

哈耶克在英国的最后一年离婚了，这件事使他跟罗宾斯的友谊令人痛心地破裂了。在战时致卡尔·波普的一封信中，哈耶克形容罗宾斯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他非常珍视他的意见”，但这种愉快的状态没有持续下去。1949年，哈耶克离开了他的第一任妻子赫拉，1950年在阿肯色州办理了离婚手续。他专门跑到这个地方，因为这里的离婚法律比较宽松。几周后在维也纳，他娶了第二任妻子海伦妮。

罗宾斯认为哈耶克对其第一任妻子太薄情了。两人的嫌隙不断加深，罗宾斯退出了朝圣山学社。在1950年的一封信中，罗宾斯写道：“我觉得，他（哈耶克）的那种做法与我心目中对他的认识不符，也与我们20多年来交往中我所敬重的他的道德标准不符。我觉得，我认识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如果看到他的继任者，我就会感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直到赫拉·哈耶克去世后，两人才开始寻求和解。1961年在哈耶克的儿子拉里的婚礼上，两人才重新建立起友情。

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决裂对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两位领导人物分道扬镳，哈耶克离开了英国。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罗宾斯逐渐走上他在20世纪30年代所反对的凯恩斯的中间路线，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也因此消退。不过，作为英国权势集团的栋梁，他对现实的影响力则大大提高了。1961~1963年，罗宾斯出任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曾提出大幅扩张高等教育体系。他也成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实权人物。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哈耶克则被英国人遗忘了。这一时期，由阿瑟·塞尔登负责编辑事务并担任所长的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是英国境内唯一一家继续宣传哈耶克及其著作的机构。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唯一保留下来的是与波普的友谊，这部分是由于，哈耶克与前妻两人跟波普的友情，既没有与罗宾斯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其他人那样时间长，也没有那么深厚。波普是在“二战”后才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并在哲学系任教。

波普对哈耶克对其生活上的帮助深表感激。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纪念哈耶克的一次会议上，波普回忆了他们第一次相遇时的情景：

我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毕生友情始于1935年9月或10月，当时，我与他在其研究室门口相识。他只比我大三岁，我在维也纳就听人说起过他，但我们从来没有碰过面。他虽然很年轻，但很有名，而我则是个无名的学校教师。当时在维也纳教授政治理论的汉斯·凯尔森教授替我写了一封推荐信，凯尔森告诉我去找哈耶克，但又说，他跟哈耶克并没有见过面。

于是，平生第一次来到伦敦后，我立刻去拜访哈耶克，我一点儿信心都没有。但哈耶克对我不仅是友善而已。他告诉我，他的朋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曾对他说，一定要读我于一年前（1934年）在维也纳出版的那本书（《科学发现的逻辑》）。于是，我就给了他一本；他向我保证会立刻拜读，如果我下周过来，他就会读完。我过去的时候，他已经读完了，而且读得非常认真……在第二次会面时，我们主要讨论我的这本书，他请我在他的讨论课上宣读了其中的一篇文章。你们可以想象，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激励。

在1943年12月的一封信中，波普写到，哈耶克“对我始终不渝的体贴照顾，毫不夸张地说，改变了我的一生”，几天后他又写到，“没有谁比我更感激哈耶克了”。波普在自传中说，他的朋友恩斯特·贡布里希“与哈耶克给了我最慷慨的帮助（自我认识他后，我一共只麻烦过他几次）”。哈耶克为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找到了出版社，而这本书成为波普最著名的著作。波普继续赞美说：“对这本书，他们二人写下了最热情的书评。我觉得，这两个人拯救了我的生活，我一直是这么想的。”

波普在战后能保住高级讲师职位，哈耶克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哈耶克把他的《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1967年）一书题献给波普，波普则把他的《猜测与反驳》（1963年）题献给哈耶克。

哈耶克则表示，他在思想上极大地受益于波普。在一次访谈中，哈耶克说：

引领我进入我现在几乎有点儿不大情愿称为哲学领域（我认为科学方法这个说法更贴切）的是马赫的哲学。它曾主宰了维也纳的哲学讨论。它是维也纳小组的开端，我从来没有加入过这个小组，但跟其成员有密切联系……

让我改变看法的是社会科学家们，遵循奥托·纽拉特思想传统的科学家们，他们对经济学的认识非常极端、非常幼稚。正是看到他们的表现，我才意识到，实证主义可能是误导性的……我曾以为，问题出在他们太过极端了，但我很快就认识到，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我确实花费了很长时间才摆脱马赫的实证主义。我在离开维也纳、到达伦敦后，才开始系统地考虑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我逐渐认识到，在这一领域中，实证主义绝对会使人误入歧途。

我从伦敦回到维也纳跟我的朋友哈伯勒进行讨论，我向他解释说，我已得出结论，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马赫的实证主义可不是好东西。当时他对我说：“啊，有一本非常好的新书，是一个叫卡尔·波普的人写的，谈的就是科学研究的逻辑。”我对这本书非常满意，因为它确证了我已形成的那种看法。

英国经济学史学家、经济理论家特伦斯·哈奇森（Terence W. Hutchison）认识哈耶克和波普，熟悉他们的著作和思想，他曾深入地讨论过哈耶克的方法论的发展历程。哈奇森把哈耶克的方法论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第一期哈耶克”，持续到1936年，遵循的是维塞尔和米塞斯的观点；而第二阶段为“第二期哈耶克”，始于1937年，融合了波普的观点。

在学术生涯早期，哈耶克几乎完全遵循米塞斯–维塞尔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坚持认为，知识对人来说是内在的、既定的。经验发现可用来证实理论，但并不能驳倒理论。经济学理论是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基础的。理论先于经验观察。哈奇森引用哈耶克在《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中说过的话：“为解释社会现象，我们所需掌握的最重要的基本事实是我们共同经验的一部分，是我们思想素材的一部分。在社会科学中，它是不需要争论即可掌握的复杂现象的基本组成部分。在自然科学中，它们最多只能猜测出来。这些基本组成部分与其说是确定的，不如说是复杂现象的某种规整性，正是它们构成了社会科学中的真正的经验因素。”

哈奇森说到，在1935年为《集体主义经济计划》写导论时，哈耶克在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上”“非常接近”维塞尔和米塞斯的观点，即“第一，‘经济学的最重要的基本事实’是不可证伪的、是难以驳倒的；第二，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和基本假设上的根本对立，维塞尔、米塞斯和哈耶克都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他们几乎同样乖戾地强调这种对立”。维塞尔、米塞斯和“第一期哈耶克”都认为，由于经济学的知识是不证自明的，因而经济学有可能提出比物理学更精确的命题。

“第二期哈耶克”则信奉一种更具有波普色彩的观点。当然，重要的并不是观点的渊源，而在于观点本身。哈奇森特别强调他“拒绝猜测思想之间互相影响的痕迹”。哈耶克于1937年创作的《经济学与知识》一文就解释了他为什么不能接受米塞斯的先验主义。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哈耶克坚持一种更具经验主义色彩的方法，尽管他仍继续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哈耶克说，他从来没有信奉过米塞斯的先验方法。

人们对哈耶克和波普思想上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论，原因部分在于：波普曾经声称，至少是在他晚年而哈耶克也去世之后声称，他对哈耶克的影响要比大家一般认为的甚至比哈耶克自己所想象的大得多。在前文提到的波普回忆与哈耶克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的那次纪念性讲话中，波普接着说：“对于作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本人，我不想说什么，但对于哈耶克的两部讨论自由社会的法律框架的巨著——《自由宪章》和《法律、立法与自由》，我倒可以说上几句。我觉得，我对于他的研究兴趣的转向发挥了那么一点儿影响，因为我在我们的交谈中一遍又一遍地强调，要反对当时人们所说和批评的，尤其是米塞斯所批评的保护主义或者说国家保护主义，就不能采取米塞斯的路线，因为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任何类似于自由市场的东西，只有在获得法律，即国家的保护后，才可能存在。‘自由市场’这个词也必须永远加上引号，因为它永远都要接受法律框架的约束或限制，只有借助这一法律框架，它才能正常运转。”也就是说，波普声称，哈耶克学术生涯后50年的主要贡献，即阐述了法律对于确立或创建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的秩序具有核心作用，乃是得益于他。

“二战”结束后，尽管与苏联的冷战取代了与德国和日本的武力战争，英国社会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二战”末，美国的地位迅速上升：它拥有核武器，拥有无可匹敌的经济生产力。在“二战”刚结束的那几年，美国占有整个世界领土的将近一半。

“二战”后，哈耶克到直布罗陀进行了6周的社会考察，并撰写了一份报告提交给政府。后来，英国政府又请他对塞浦路斯也进行一番同样的研究，但他拒绝了。他积极参与了当时一个政治团体的活动，该团体名叫“争取南蒂罗尔正义”委员会，要求意大利将“一战”时占领的南蒂罗尔地区归还给奥地利。哈耶克一生都在向大众媒体投稿，论述当时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哈耶克的学生玛尔约丽丝·格赖丝·哈钦森回忆说：

（在1947~1948年，她）有幸听了哈耶克一门课——“经济学史导论”。讲课时，他喜欢踱来踱去，用一种闲谈的语调说话，既不刻意强调，也不卖弄学问。他的记忆力很好，又有深厚的人文知识背景，很多国家各个时期的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家和商人的观念，由他讲出来就变得很吸引人。他的教室里总是坐得满满的，而他也总是能够毫不费力地抓住他们的注意力。

这门课共分20讲。在第一堂课上，哈耶克给我们开出了一份他觉得对我们有用的阅读书目，列入书目的作者有亚历山大·格雷、埃德温·坎南、詹姆斯·博纳、约瑟夫·熊彼特、奥古斯特·翁肯、雅各布·维纳、查尔斯·吉德和查尔斯·里斯特。他也向我们推荐埃里克·罗尔的《经济学思想史》，尽管罗尔当时是位马克思主义者。哈耶克至少用8堂课讲授斯密之前的经济学思想，且总是强调早期学者们的重要性。不用说，我们这些正准备专攻经济学史的人都受到他的鼓励，努力研究经济学诞生之初的思想。

哈钦森还回忆说，哈耶克“用一般术语区分了经济学思想的两大来源，哲学的与经验的或实践的。这门课主要追溯这两大思想流派的起源、发展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古希腊哲学讲起，最后以凯恩斯收尾”。关于哈耶克的性格，她说他“谦恭有礼但又超然离群”，他非常热心地帮助很多学生，包括她本人，使他们的学位论文得以出版。

哈耶克的另一名学生亨利·托克回忆说，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听了哈耶克开设的“储蓄与投资”课程，当时学院的“气氛是社会主义的，大部分学生都接受了工党政府的资助，而休·多尔顿后来成了内阁部长。我记得哈耶克教授在课程结束时说：‘如果你们同意我的分析，那在考试时就这么回答，但你们一定要给出自己完整的论证，因为我的看法并不是最后的定论，如果你的论证不充分，就要丢分。’学生们大声叫好，这种事可不多见。”托克也回忆说，1949年，哈耶克出席了罗宾斯的研究生讨论课，他的评论性发言“简短，直击要害，非常精彩”。显然，哈耶克与罗宾斯的关系正在恶化，这时候的讨论课已不如20世纪30年代的精彩了。

※ ※ ※

战争后期，哈耶克和波普之间的书信往来频繁，尽管他们彼此还没有深入了解。波普在哈耶克的帮助下，先是出版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后来又获得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高级讲师职位。1943年年中到1945年年初，波普差不多每两周给哈耶克写一封信。在“二战”期间的通信中，他们从未直呼过对方的名字。

1943年2月，波普完成《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写作。同年6月，哈耶克写信给他说：“我对你提到的研究尤感兴趣，因为你的研究似乎跟我正在进行的研究非常相近。”1944年5月，波普收到哈耶克寄来的一本《通往奴役之路》，他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是“最激动人心的事情”。他写信给哈耶克说：“你在前言中形容这本书是‘我不能逃避的责任’，看到这段话时我觉得，推动你进行研究的力量与推动我的那股力量是完全一样的。”

据曾担任过8年波普研究助手的杰里米·希尔默说，从《通往奴役之路》中，波普发现，哈耶克的一些观点跟他自己的观点“惊人地相同”，以至于波普特意“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手稿完成的日期加上去，以免别人以为他借用了哈耶克的观点却不表示谢意”。希尔默又写道：“波普认为，哈耶克的出发点似乎跟他完全不同……波普私下感到有点儿不安，不知道哈耶克的观点是否比他的观点更保守，因为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有所不同，哈耶克似乎没有显示出明显的保护弱者的关切，而哈耶克的著作也受到了保守人士的热烈欢迎。”哈耶克提出要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写篇前言，但波普在1945年写给他的朋友贡布里希的一封信中说，他谢绝了哈耶克的这一好意，因为“我太珍视这本书了”，而让哈耶克写序，会“给这本书和我本人贴上他的标签”。

马拉奇·哈伊姆·哈科恩对波普思想发展及哈耶克对其影响的看法，可能是最精当的。哈科恩强调了“一战”与“二战”之间维也纳城的思想氛围。他认为，波普是在一种思想上更为激进、具有更强烈的逻辑实证主义气氛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还在学校时，哈耶克就走上了古典自由主义之路，而波普则是个共产主义者。而且，哈耶克是天主教徒，波普则是犹太裔。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维也纳是个独一无二的地方。这是一个没有政治力量的城市，到了20世纪30年代，唯一的问题是这座城市何时被置于希特勒的控制之下。20世纪30年代，面对德国，奥地利已丧失了自身的政治独立性。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1938年，左翼和犹太公共知识分子相继离开了维也纳。

波普的观念就是在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的气氛中形成的，尽管他本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逻辑实证主义者，实际上，他觉得，他一直在反驳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前提。哈科恩写到，哈耶克在“二战”期间发表在《经济学》杂志、后来收入《科学的反革命》的一系列论文“打开了他（波普）的视野。他发现了一个他以前不了解的广阔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这些论文尤其对波普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的最后两章的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不过，哈科恩也证实，尽管“哈耶克曾试图打消（波普的）社会主义信念”，波普在政治上仍然比哈耶克“左”倾得多。

1944年，波普写信给哈耶克说：“我觉得我从你那里学到的东西比任何一位在世的思想家都多，也许阿尔弗雷德·塔尔斯基是个例外。”40年后在一封写给哈耶克的信中他又说，对他来说，哈耶克已成为“某种父辈人物”，虽然他只比哈耶克小3岁。尽管如此，哈科恩指出，波普“从来不认为哈耶克是至高无上的”，“尽管他热情地感谢和赞扬哈耶克，但他从来不承认哈耶克或任何其他人是他的权威”。哈耶克从来没有与波普发展出他所希望的那种亲密的思想关系。

杰里米·希尔默也提到了波普与哈耶克的思想关系。他认为，从本质上说，两人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密切。他在《卡尔·波普的政治思想》（1996年）中评论说：“波普在新西兰期间，确实读过哈耶克的一些著作。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对哈耶克表示过谢意，后来在写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时，也确实受到哈耶克思想观点的影响。但是，他们之间似乎没有特别密切的联系。正因如此，波普在写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时，发现哈耶克也得出了与他多少有点儿相近的结论，觉得特别惊讶……哈耶克的思想后来对波普的社会哲学产生过一些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他强调政府的制度性程序的重要性，而反对个人的自由裁量。但在我看来，在新西兰期间及在此之后，波普并没有太多地关注哈耶克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计算问题的论述，而这一点却是哈耶克形成自己的社会理论的关键。”

政治思想史学家迈克尔·莱斯诺夫（Michael Lessnoff）也证实了这种说法。他论述说：“两人互相欣赏对方的思想。然而，尽管他们的看法有诸多相似之处，彼此也有影响，但这种相通之处却没有双方说得那样多。他们之间比较亲密的私人关系无疑使他们以为彼此的思想也多有相同之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波普可能是哈耶克最亲密的朋友，因为哈耶克以前在经济学圈内的朋友，例如大家最熟知的罗宾斯，都跟他彻底闹翻了。这不可能让他心情愉快。

1966年哈耶克在《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一书的前言中说，读过他以前著作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他在讨论“唯科学主义”，即错误地运用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时，发生了某种“细微的变化”。他将这种变化归功于波普，是波普让他明白了，“大部分自然科学家实际上既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做了些什么，也没有强求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模仿他们。这两类学科之间的差别因此被大大缩小了”。波普的主要影响是改变了哈耶克对自然科学中实际运用的科学研究方法的认识，自然科学中的知识和真理也基本上是推测性的。

波普和哈耶克两人在这一阶段的研究都针对左派，针对理性和世俗的启蒙哲学家和思想家。在1944年写给出版自己著作的劳特利奇出版社的一封信中，波普提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时说：“我觉得目前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在热爱‘开放社会’的人士中间，即在人道主义的阵营中，或者用我的话说，在左翼人士——如果这个词能包容那些正确地认识到社会改良需要自由主义者的话——阵营中，杜绝要命的开小差行为。”哈耶克要把《通往奴役之路》献给“所有政党中的社会主义者”。1945年，在一次有关《通往奴役之路》的广播专题讨论中，哈耶克也说，这本书并不是“要攻击社会主义者；与其说是要说服社会主义者，不如说是我把这本书献给他们。我的主要论点是，他们搞错了实现他们所向往的目标的方法”。后来他又说，《通往奴役之路》有一个“很具体的目的：说服我在英国费边社的同事们，告诉他们，他们错了”。这本书是写给“左翼人士”看的：他大体上同意他们的伦理看法，而反对他们的经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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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的世界观高度宣扬人的精神——个人遵循自由与真理，追求一种适合他们本人和他人生活的生活状态的能力。用他的话说，这是乌托邦的，当然，他用这个词并不是指人们试图或期望得到本来就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人们期望获得的是尽可能好的东西，而且这种认识与基督教的认识相通。在基督教中，生活中重要的事情是保持精神的纯洁，出于错误的理由做好事不能证明行为的正当性；只有基于正当理由所做的事情才能算是正当的。对于个人来说，只有唯一一条道路是合乎基督教义的，那就是信仰自由和真理，并通过自愿从事正当行为来证明自己的信念。哈耶克可能并不是这样论证自由的，但他的看法大致与此相同。种种试图为了改善人们境遇而剥夺人们自由的努力，正好摧毁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自由并不仅仅是最好的路，而且是唯一人道的路。

而且，对于作为自由基础的人性，哈耶克所持的观点是非常乐观的。哈耶克的哲学要求并不多，只是希望人们遵循真理，而不管它把人引往何处。他相信，把普通男女放到一个恰当的环境中，他们就能为自己和他人创造出适宜的甚至是健全的共同体来。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所有人都能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因为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如果没有个人的进步，就不可能有社会的进步，而如果没有自由，也就不可能有个人的进步。

哈耶克对个人精神力量的看法，高度宣扬人的个性和意志的自由。他不相信人的行为是由外力决定的。他既拒绝哲学上的决定论，也反对科学中的决定论。从高度形而上学的角度（因而也应当是从实践、政治的角度）说，在相当程度上，个人有能力按自己的意愿设计安排自己的生活。个人如何运用自己的自由决定着自己的个性，剥夺他人的自由则相当于剥夺他人的人性。

在《通往奴役之路》的结尾，哈耶克谈到道德和个人行为的正当范围：“这个领域的问题已变得非常混乱了，有必要回归根本。我们这一代人不仅险些忘了道德是个人行为中的必然现象，我们更忘了只有能够自由地做出自己的决定，并心甘情愿地为了遵循道德规则而牺牲个人利益，个人才能生存下去。一个社会成员如果从各个方面都被塑造得只会为了得到赞扬而做好事，他们是不配得到赞扬的。”他在《自由宪章》中又说：“自由意味着可以做好事的机会。只有当一个人有机会做出选择时，才配得到赞扬或才能遭到谴责。”

哈耶克强调了个体在发展观念的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而在哈耶克看来，只有个体的极端重要性与自由的可欲性相伴，个人的道德和伦理才是可能的。比起经典社会主义者，古典自由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具有更高尚的道德水平——信奉自由和真理的人可以为自己创造出比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条件下更好的生活。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引用阿克顿勋爵的话说，自由“不是实现某个高尚政治目标的工具，它本身就是最高尚的政治目标”。

FRIEDRICH

HAYEK

A Biogra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