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资本
凯恩斯于1936年2月4日发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时，作为专业经济学家的哈耶克实际上已被人遗忘。尽管在1935年后两三年，英国各家经济学学报对他还有一定兴趣，但到20世纪30年代末，对他已没有任何兴趣了。在《经济杂志索引》上，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被引用最多的前10位货币与宏观经济学家如下表所示（被引用次数见经济学家名字后的数字）。
《经济杂志索引》引用最多的经济学家
（单位：次）
1931~1935年 1936~1939年 1940~1944年
凯恩斯 66 凯恩斯 125 凯恩斯 59
罗伯逊 44 罗伯逊 48 希克斯 30
哈耶克 33 希克斯 33 哈伯勒 24
费雪 30 庇古 31 罗伯逊 22
霍特里 30 哈罗德 27 霍特里 20
卡塞尔 22 霍特里 25 卡莱斯基 18
庇古 20 哈伯勒 24 熊彼特 18
威克塞尔 17 哈耶克 24 汉森 17
汉森 14 罗伯逊 20 卡尔多 17
马歇尔 13 克拉克 18 库兹涅茨 16
勒纳 16
显然，到40年代初，哈耶克的经济学观点已不再是学术界讨论的重要话题了。在美国尤其明显，在1944年发表《通往奴役之路》之前，他一直都不怎么出名。
凯恩斯在《通论》中概括了他的看法：
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认为，现有制度没有充分地利用可利用的生产要素。当然也存在种种预见错误，但这是任何集中决策都无法避免的。如果1 000万愿意并有能力工作的人中有900万都有工作可做，那就没有理由说这900万劳工配置不对。我们抱怨现有制度，并不是说这900万人应该去干别的工作，而是指剩下的那100万人也该有活可干。现有制度不是在决定实际就业的方向，而是在决定就业的总量上出了问题。
我同意下面的说法，填补古典理论中的空白的结果并不非得丢掉“曼彻斯特制度”[6]，但如果我们要实现生产的全部潜能，就必须指出经济力量自由发挥作用所需条件的性质。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集中控制当然要求大幅扩张政府的传统职能。而且，现代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本身也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经济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种种条件可能需要约束或者引导，但这里仍会为个人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承担责任留下广阔的空间。在这一范围内，个人主义的传统优势依然可得以发挥。
我们应该停下来想想这些优势到底是什么。部分是效率优势——分权的优势，自利发挥作用的优势。但最重要的是，如果能够清除其缺陷，个人主义就是个人自由的最好保障，与其他制度相比，它可以极大地拓宽个人的选择范围。
凯恩斯追求的目标并不是由国家管理商业活动，不是经典社会主义的政策，而是由国家管理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经济环境，即民主制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诚如他在《自由放任的终结》中所说：“资本主义如果加以明智管理，就能比我们迄今所能想象的任何经济制度更有效地实现经济目标。”他希望在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谈到哈耶克作为专业经济学家的表现时说：“我要强调的是，我非常欣赏哈耶克，但不是欣赏他的经济学。我觉得《价格与生产》是一本漏洞百出的书。我觉得他的资本理论著作简直无法阅读。另外，《通往奴役之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书籍之一。他（在政治理论方面）的著作是伟大的，我只有赞美。我确实觉得，《通往奴役之路》让他找到了自己正确的天职——恰合自己的专业。”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初期，哈耶克共发表了四本重要的经济学专业著作。第一本是他在维也纳大学获得教职的资格论文《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德文版于1929年面市，英文版于1933出版；《价格与生产》，这是他于1931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演讲合集，第一版于1931年出版，1935年再版；《利润、利息与投资》于1939年出版，这是一本论述工业波动的论文集；关于《纯粹资本理论》，他计划写作两卷，以总结他的资本和货币理论，但1940年他放弃了这个计划，1941年只出版了第一卷。另外，他论述国际金本位制的演讲结集为《货币国家主义与国际稳定》于1937年出版。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哈耶克是来自德语国家而生活在伦敦的流亡者，60年前的马克思跟他一样，主要在大英博物馆从事研究，马克思主要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就是一本论述资本的书：哈耶克也在《纯粹资本理论》中多次描述他自己的概念。在前言中他说：“资本理论当然是超过一切其他问题的最重要的问题，自我们这门学科出现以来，就一直是理论家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导论中他又说：“一开始，可能有人会惊慌失措地对我们说，我们要研究的问题，自经济学诞生以来，就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然而，这套理论需要几乎完全推倒重写。”而他就是那个能够重写它的人。
哈耶克一家住在伦敦郊区的汉普斯蒂德花园。经济系不少同事都住得很近，包括罗宾斯一家，“他们成了我们最要好的朋友”，还有普朗特一家。哈耶克刚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年薪是1 000英镑，5年后涨到1 250英镑。1936年他买下了自己的第一辆小汽车。他享受的一种“奢侈品”，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业余爱好，就是加入位于蓓尔美尔街的改革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他生活中罕有的始终被怀念的地方。几十年后，他称这个俱乐部是他在40年中所住过的唯一的“家”。改革俱乐部是一家典型的伦敦会所，是学者、公务员、编辑记者等人聚会、吃饭的地方。与它的名字相呼应，在历史上，它就是“自由的”而不是“保守的”，当然，其实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凡尔纳的《环游地球80天》的起点和终点都在这里，19世纪时任英国首相的威廉·格拉斯通也曾是这里的会员。
刚到伦敦那些年，哈耶克的家庭生活很平淡，“除了偶尔有同事来访热闹一下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社交生活。我们当然一直定期找保姆来打理住宅。这些保姆一般都是奥地利籍的女孩子，其中一位跟我们相处了很长时间，差不多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当时大学教授的薪水能雇得起的就是这样的保姆了”。
哈耶克高兴地回忆起他与同事们的关系：“经济系很快就形成了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圈子。我们相处得极为融洽，不需要任何礼节性的或正式的组织。我们有密切的私下往来……就是那种不拘礼节的友谊，大家随时都可以互相拜访。比如，我们彼此不用请客吃饭那样的客套，但如果谁有客人，其他人经常就在晚饭后去拜访。这属于那种不拘礼节的持久的友谊，我觉得，罗宾斯和我关系最为密切……我有一个很大的书房，但在具体某个问题上，如果我找不到某本书，我就会到罗宾斯家，从他的书房拿起书就走。”
哈耶克的日常活动是这样安排的：上午一般在家里从事他的“科学研究”，下午和晚上一般去上课。他在家里一般待到上午11点，午饭一般是在学校、“偶尔也在俱乐部”吃。20世纪30年代他教授的课程包括“价值论”、“货币原理”、“工业波动”。到30年代后期，讲授“集体主义经济问题”。
哈耶克有缘结识了几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第一代教师。他刚到学院那会儿，埃德温·坎南和格雷厄姆·沃拉斯偶尔会在学院露面，悉尼·韦布也是，而比特丽丝·韦布则来得更少。他跟韦布夫妇打过很多交道，对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整个30年代，他（悉尼）是图书馆委员会主席，而我则可能是该委员会最活跃的委员了。因此，我跟悉尼混得很熟，对悉尼，我非常同情，也比较尊重。但我不得不说，我讨厌比特丽丝。她是个极度自命不凡的人，令人厌恶。我打心眼里不喜欢她，因为她太自高自大了。悉尼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你可以跟他讨论问题。他是个具有高超技巧的政客；他那娴熟的委员会技巧让我觉得愉悦。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如何管理一个委员会：如果在讨论日程上有一项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你就把它排在最后，然后你就一个劲儿地拖延时间，等到了最后关头你说，‘先生们，马上就到用茶时间了，这儿有个很小的问题……’”
哈耶克的资本理论是从他的货币理论中推导出来的。他相信，大萧条是由20年代不恰当的资本投资引起的。在工业型经济中，利率被压低到储蓄总量决定的水平之下——因为要实现保持价格稳定的目标——由此导致工业型经济的结构与真实储蓄和需求间失去均衡。
哈耶克在20世纪资本理论中最根本的一点是，资本是异质的，而不是同质的——它不能被用于多种用途。如果关于资本异质的这一经验假设是错误的，他关于经济活动的整个理论体系就崩塌了。而且，哈耶克没有证明他提出的下述命题：在短期内，经济活动的增长主要是现有资源的重新配置，而不是利用更多未被利用或利用不足的资源，尤其是在衰退时。他也没有证明利率变化会显著地影响资本投资。
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的学生乔治·沙克尔谈到，写作《纯粹资本理论》是个“持续高强度的思考”过程，它“让作者费尽心血”，曾几易其稿，每次都遇到“意想不到的难题”。哈耶克的这一研究显示了“要构思一种理论，不仅需要智力，也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和毫不气馁的决心。在这本书中，哈耶克坚持不懈，要追寻逻辑所能达到的极限。”沙克尔又说：“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是无法用任何统计数字或实际政策运用来证明的。”
哈耶克的女儿克里斯蒂安回忆说，她成长的那段时间父亲在家时总是关在书房中搞研究。她又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跟他一点儿都不熟悉，一方面是由于他一头扎到研究中，另一方面也因为她父母后来离婚了。一家人在家里说德语，30年代一直到战争爆发，他们都会在暑期回奥地利。他们还曾计划搬回奥地利生活。随着英国和德国关系日益紧张，第三帝国的野蛮面目逐渐暴露，他们才放弃了对自己的日耳曼传统的忠诚，在家里不再说德语，也不再想回奥地利了。战争很快就爆发了。
[6] 在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以约翰·布赖特和理查德·科布登为首的曼彻斯特学派主张实行彻底的自由放任经济。——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