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弗里德曼
人们常把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哈耶克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20世纪最卓越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曾在访谈、文章、专著中提到过，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讨论过弗里德曼，但我们不能说，哈耶克敬佩弗里德曼，尽管他曾认真研究过弗里德曼的思想，并根据他的批评修正过自己的观点。对弗里德曼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他确实曾直截了当地说过，哈耶克并不是其思想的主要来源，当然更不是其经济思想的主要来源，但他经常引用哈耶克的观点，这显示哈耶克对他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而哈耶克引用弗里德曼的次数则相对少一些，这显示他受弗里德曼的正面影响较小，或者在他心目中，弗里德曼（除了是位重要的普及者外）不是一位特别重要的社会思想家。当然，在学券制问题上是个例外。
弗里德曼在很多场合都公开承认，他从哈耶克的思想中受益匪浅。在他写的第一本试图影响民众思想的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1962年）中，弗里德曼写到，他“在本书中表达的哲学观点及细节讨论，曾受益于很多老师、同事和朋友……包括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亨利·西蒙斯、劳埃德·明茨、阿伦·迪莱克托、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乔治·斯蒂格勒”；在导论中，他写到，“对自由的严重威胁在于权力的集中。对于维护我们的自由而言，政府是必要的……但将权力集中于政府手中，也是对自由的威胁”。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说过：“不是权力的来源，而是对权力的限制，能使其不至于专断。”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的导论中也谈到过不加限制的民主权力：“即使掌握这种权力的人的初衷是善意的……权力也会吸引人，给人打上不同的印记。”哈耶克也强调说，在集体主义制度中，“最坏的人会爬到权力顶峰”。
在1976年出版的一本朝圣山学社会员论述哈耶克思想的文集的前言中，弗里德曼写道：“这些年来，只要碰到跟我一样信奉自由社会的人士，我便会问他们是如何避免被其所处的集体主义思想环境中的病毒感染的，大家提得最多的名字是哈耶克，他是他们启蒙和理解的源泉。我不能说我自己也是如此，因为在这方面，我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芝加哥大学的老师们，当时我还不知道哈耶克，也没有接触过他的著作，但跟别人一样，我从哈耶克那里获益匪浅。从我第一次读他的著作起，尤其是在我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结识哈耶克之后，他那强烈的思想倾向、道德勇气、理智而始终坚持原则的论说大大地拓宽、深化了我对自由社会的含义与必要条件的理解。”受哈耶克影响最深，而本人又对公共舆论和公共政策发挥了最大影响的人物，正是弗里德曼，尽管弗里德曼的学术贡献并不仰赖哈耶克。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那段时间，他们的私人关系并不像人们有时想象的那样密切。他们不在同一个系，而同处一个系是学者们彼此熟悉的最佳途径。他们更像是关系友好的志同道合者，而不是私人关系密切的朋友。弗里德曼回忆说，两家人“不时地串门”，海伦妮和罗丝·弗里德曼偶尔会一同散步。论起私人关系，哈耶克跟凯恩斯更亲密，和弗里德曼的关系反而更一般，和他与旁人的关系差不多。
弗里德曼早年的学生、后来的同事，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加里·贝克尔曾这样描述过弗里德曼：
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46年来到芝加哥大学，一直待到1977年。显然，他对经济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个系可以说是整个经济学界最有创新精神、最活跃的。他巩固并扩大了芝加哥学派的声望……经济系日益明显地体现了他的研究思路和学术兴趣，包括真诚地追求真理，尊重市场和自由企业，坦率地展开讨论，非常热衷于说服异教徒皈依自己的学说。而最重要的一条则是，坚信经济学的分析是解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强大工具。
在芝加哥大学执教的大多数时间，他都会为经济学系的所有研究生开设一个小班，连续讲授两个学期的价格理论。弗里德曼的这门课是最棒的，他对该理论的阐述清晰、系统、逻辑严密，而且给出了大量图解，举了很多实例，这些都有助于学生吸收弗里德曼的观点。
弗里德曼大胆地与学生交换意见。他欢迎学生提问，并会复述这些问题，当然比那些正在拼命思考的学生清晰得多。然后，他通常会向学生阐明，为什么他们的思想会出现混乱。有些学生会觉得，上他的课太紧张了，他提出的要求过高，他对学生提出的问题的评论太直率，他发的书面材料也太难理解。但大多数学生都觉得，弗里德曼的方法令他们大开眼界，他们愿意聆听他那精彩的见解。
贝克尔还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时，曾请求哈耶克阅读一篇论述经济分析和政治选择的论文手稿，但哈耶克拒绝了，因为他从来不读手写的草稿。
根据贝克尔的记述，哈耶克并没有参与过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货币与银行工作坊”的活动，弗里德曼对该工作坊产生了重要影响。盖尔·约翰逊校长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经济系没有几个学生对哈耶克感兴趣。弗里德曼也说：“谈到哈耶克对芝加哥大学的影响，除了对我这样参加过他的讨论课并与他有来往的人有所影响外，他对经济系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大概由于两人不在同一个系，除了在教学活动之外的社会活动中有工作上的联系之外，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并没有发展成比较密切的工作关系。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十几年里，曾应邀去过哈佛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欧洲；而弗里德曼曾用一年时间周游世界，还有一年在加州帕洛阿尔托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工作。他只参加过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此后一直到1957年，他都没有再参加过该学社的会议。
弗里德曼夫妇的回忆录强化了一种看法，即不管是在学术研究领域，还是在私人交往方面，哈耶克与弗里德曼的关系都不是特别密切。在弗里德曼的学术生涯中，有十几个人跟他的关系密切度都超过哈耶克与他的关系。50年代后期，弗里德曼开始较多地参与朝圣山学社的事务，而个人主义者校际协会建立之后，他们两人都担任该协会刊物《新个人主义评论》的编辑顾问委员会委员，这拉近了他们的私人关系。1960年和1961年的朝圣山学社会议对于学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两次会议决定了学社的发展方向，而在这两次会议上，弗里德曼始终坚定地支持哈耶克。1963年，弗里德曼当选为学社秘书，1970~1972年则担任学社主席。
有人曾问过弗里德曼一个问题：“你怎样看待哈耶克这个人？”弗里德曼回答说：
哈耶克的性格非常复杂，他绝不是一个容易了解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非常直爽，但与此同时，我想说，他非常孤僻。他不喜欢被批评，但他从来不会表现出不喜欢被批评的样子。我发现，面对批评，他的态度好像是说：“啊，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现在我很忙，但我以后会给你写信详细解释。”当然，他才不会再写信呢。（大笑）
问：你是说他是个傲慢的人？
答：啊，是的，毫无疑问，他是个傲慢的人……他对自己的观点非常自信。
尽管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思想基本未受哈耶克影响，不过在回忆录中，弗里德曼是这样说的：“（我）对公共政策和政治哲学的兴趣要追溯到进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之前。后来跟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和朋友们的私下讨论，又激发了我更大的兴趣，而在读过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具有强大冲击力的《通往奴役之路》，在1947年参加了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在哈耶克1950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并与我进行过讨论之后，我的立场更坚定了。”1976年，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的致辞《通货膨胀与失业》中，弗里德曼讲道：“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其后果是，市场价格体系调节经济活动的效率降低了。而哈耶克曾精辟地强调，价格体系的根本功能就是集中、高效、低成本传递经济主体需要的信息。”
哈耶克晚年获得了声望，而弗里德曼比他还要出名。自60年代以来，除了英国，弗里德曼逐渐被公认为是当时最杰出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与此相反，经济学史专家布赖恩·麦考密克则写道：“60年代和70年代，（哈耶克）从不曾主宰思想舞台，他总是被弗里德曼的阴影遮住。”哈耶克最后一任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秘书夏洛特·丘比特也回忆说，哈耶克在1985年说过一句话，“弗里德曼大概已经得到自己应有的地位了”。哈耶克去世后，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的讣告：“20世纪70年代上半叶大概是哈耶克一生中的最低谷……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崛起开始让哈耶克重获声望。”从40年代到90年代，在自由至上主义思想诞生、形成的过程中，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哈耶克最大的贡献在于其社会哲学。他比任何人都更强调自生自发秩序、知识分工以及价格在克服这种分工中的决定性作用。弗里德曼在谈到作为货币理论家的哈耶克时说：“说实话，他搞的那方面的研究根本不着边际。”哈耶克自己也谈过这些研究，在凯恩斯去世后他曾说：“我只是顺便研究研究经济学。”
※ ※ ※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方法论也有区别。1985年，哈耶克与人有过下面一段对话：
问：你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芝加哥学派是否受到你的影响？
答：西蒙斯本来最有希望，他的去世实在是场灾难，而其他人，从方法论上看，实际上都是宏观经济学家，而不是微观经济学家。他们中间，斯蒂格勒是程度最轻的，弗里德曼则是最严重的。这始终是困扰我的难题。费里德曼和我在几乎所有问题上的看法都一致，只有货币政策是个例外，但这一问题的分歧却让朝圣山学社感到棘手，学社一直面临着分裂为弗里德曼派和哈耶克派的危险。为避免这种结局，我竭力避免讨论货币理论问题。
现在，经济学界的所有人从方法论上看都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们使用的数据都来自威斯利·克莱尔·米歇尔创办的全国经济研究局。他们相信，经济现象可以作为一种宏观现象进行解释，你可以在总量或平均数之间建立因果关系，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观察数据是正确的，也未必就存在（经验上的）关联。每一次通货膨胀很有可能都会以崩溃而终结，事实上我也可以用历史事实证明，但历史证据并不能证明这种结果是必然的。其中的原因只能用微观分析而不能用宏观分析来解释。米尔顿·弗里德曼对这些问题不屑一顾。当然，你还可以跟斯蒂格勒讨论，他乐意面对这些问题。
贝克尔是芝加哥学派的一员，也可能是最有天赋的一位。就理论而言，他也更加深刻，但弗里德曼在系里说话更有分量。他对大部分问题、对一般的市场问题的看法是全面的。我希望他站到我这边。我不希望追随弗里德曼的人离开朝圣山学社。不过，我应该补充一句，你知道，我应该补充一句，我一直在公开地讲，我感到最遗憾的一件事，是没有回头再去批评凯恩斯的《通论》。其实，我更遗憾的是没有批评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同样十分危险。
威斯利·克莱尔·米歇尔曾执教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后来担任全国经济研究局局长长达25年。他强调用计量和经验的方法研究经济学。哈耶克在1948年的悼念文章中说，米歇尔“在探讨研究经济学的一般方法问题上做出的贡献，可能比他那一代经济学家中任何人都大，在过去的30年里，在美国能就此问题进行如此广泛的研究，实属异数”。
哈耶克批评弗里德曼等人是宏观经济学家，他的意思是，弗里德曼没有认同他所信奉的奥地利学派关于商业周期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具体的资本品处于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在经济收缩期，相对于真实的储蓄供应和对资本的真实需求，资本品的结构会出现扭曲。哈耶克写道：“芝加哥学派基本上是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思考问题的。他们试图用总量或平均数分析货币总量、价格总水平、总就业等”；“你不可能以统计信息为基础创建一个理论，因为使人们互相产生影响的不是总量和平均数，而是个体行为。”哈耶克之所以批评弗里德曼的宏观经济学方法，与他自己坚持的奥地利学派对经济活动和商业周期的独特看法有关。
哈耶克批评弗里德曼等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他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逻辑实证主义分析框架中，验证是至关重要的一步。逻辑实证主义一般都坚持，一个命题除非获得经验证明，否则不应被视为科学的，而弗里德曼等人则认为，如果不能根据经验对某理论做出评价，那么该理论通常没有多大价值。这两种看法之间是有区别的。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位重要人物鲁道夫·卡尔纳普曾说过，逻辑实证主义追求的目标是“对每一个命题都给予绝对确定的证明”。
其实，弗里德曼的方法论立场与哈耶克的方法论观点在某些方面比较接近。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论文《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中，弗里德曼写过一段话，其含义其实与哈耶克的观点相同：
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研究者本人就是他正在研究的对象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增加了保持客观性的难度……
实证科学的终极目标是发展出能对现象做出人们尚未注意到的、坚实的、有意义的（即不是自明之理）的预测的“理论”或“假说”……
事实证据永远不能“证明”一个假说，它只能使该假说不至于被推翻。当我们不那么精确地说，该假说得到了经验的“证实”，一般也就是这个意思……
经验证据在两个不同但又密切相关的阶段都非常重要：建立假说的阶段和验证假说有效性的阶段……
由于我们只能依靠不受控制的试验，而无法进行受控制的试验，因此我们很难形成让人印象深刻的、明确的证据，难以证明我们接受推测性假说是正当的……
关于我们的经济体系及其运转特征的描述性材料已经积累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这确实是件好事，但如果我们想有效地利用……这些抽象模型和材料，就必须制定一个进行比较性研究的标准，以确定什么样的抽象模型最适合解决具体问题。
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观点跟哈耶克自己的一部分方法论观念很接近。人们不免怀疑，哈耶克是不是因为弗里德曼使用了“实证”一词而受到误导，从而将弗里德曼的观念与逻辑实证主义混为一谈，而其主要内容不过是指出，在我们准备暂时接受理论的时候，经验证据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2000年，弗里德曼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问：根据我对你的方法论的理解，似乎经验证据对于验证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答：这完全是卡尔·波普的看法。
问：是的。问题是……哈耶克也说过，他也受过卡尔·波普的影响。
答：是的，但他不够彻底。哈耶克仍然没有摆脱米塞斯的影响——当然，他没有米塞斯那么糟糕。但他仍然保留了不少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学的先验论，即认为，知识来自我们内心，我们自己就是值得信赖的资料来源，我们通过内心就可以获得真理……
问：我觉得这种看法实在是太荒唐了。
答：我觉得这是非常荒唐的观点。我一直都搞不懂，怎么会有人接受这种观点。
1995年，弗里德曼对哈耶克尤其是米塞斯的方法论观点做过下述评论：
我从来没弄明白，他们（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为什么会对后来以“价格与生产”为题进行的那一系列讲座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我一直对它没什么感觉。谈到这一点，他（哈耶克）从来没有完全摆脱米塞斯的方法论观点的影响。这些方法论观点的核心内容是：决定、验证理论时，事实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关心的只是阐释理论，而不是验证理论，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学的基础都是些不证自明的理论。而这些理论之所以是不证自明的，是因为它们是关于人类行为的，而我们自己就是人。因此，终极的知识就位于我们的内心世界，任何检验方法都不能驳倒它们。这就是人类行为学。
我觉得，这种方法论思路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难以建立起一门可以不断深入发展的学科。如果总是回到内心的、不证自明的真理，那么一个人如何站在另一个人的肩上？历史事实是，米塞斯的资本理论已经发表了五六十年了，哈耶克将其融入自己的资本理论，但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仍停留在米塞斯的水平上，几乎没有任何进步。
这种方法论取向也使人不够宽容。如果你我都是人类行为学家，假设我们对于某些论点或命题是否正确的意见不一致，那么我们如何解决分歧？我们可以叫喊，可以争论，也可以努力找出对方逻辑上的缺陷，但到最后，除了打架或者武断地宣称你错、我对之外，我们仍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另外，波普的方法论则认为，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提供关于某些事件将导致何种结果的假说。如果你更多地遵循波普的方法，那么出现争执时，我们就可以进行验证：努力寻找经验证据，验证我们的预测是否准确。也就是说，如果出现意见分歧，我们可以找到一条解决难题与分歧的途径。我告诉你，我能够找到什么样的事实证明你的预测不对。于是，我们分头去观察事实，科学由此不断进步。
因此我想说，哈耶克最初是米塞斯的忠实信徒，但后来有所转变。在英国、美国更宽容的气氛中，他接触到了更多学者，这些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不管是从历史上还是从个人经历上看，哈耶克的方法论都是米塞斯和波普的观点的大杂烩。弗里德曼说的“预测”（prediction）概念与哈耶克所说的“预见”（foresight）——哈耶克在《经济学与知识》中曾提出“所有知识都具有预见的能力”——并没有多大差别，尽管哈耶克本人并没有这样说过。
哈耶克对统计信息的价值也有不同看法。他在1977年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的“论点是，我们对经济活动的细节知之甚多，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让我们的知识井然有序。我们不再需要更多信息，我们最大的难题是整理、消化我们已经掌握的信息”。而早些时候，他也曾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过：“统计学的运用，算不上是我们的理论洞察力的深化。”他赞许地引用A·洛的话说，“我们对经济周期问题理论上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从来没有因为我们进行了大量描述性工作或对相关度的计算而更加丰富”，A·洛还说过：“‘指望经验性研究的增加能立刻推进理论研究，这种想法错误地理解了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起码从另一个重要角度看，哈耶克错误地理解了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观点。弗里德曼不是那种要求对命题进行严格证明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使用“实证”一词，主要是为了将事实与价值区分开来。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一书中写道：“实证经济学从原则上独立于任何具体的伦理立场或规范性判断。约翰·内维尔（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父亲，也是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说过，经济学研究的‘是什么’，而不是‘应当是什么’。”弗里德曼之所以这样界定实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是因为关于最优经济政策的分歧源于不同经济学家对特定行为的后果的看法不同。弗里德曼使用的“实证”一词，与逻辑实证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即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在这方面的分歧，就跟他后来与密尔的分歧那样，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理解有误？
※ ※ ※
哈耶克在著作中似乎从来没有提及艾恩·兰德，而她跟米塞斯、弗里德曼、波普和哈耶克本人一样，都是对20世纪具有自由至上主义倾向的读者而言最具吸引力的人物。哈耶克的秘书夏洛特·丘比特曾听哈耶克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次谈话中评价说，兰德是三位最杰出的女性经济学家之一（其他两位是琼·罗宾逊和维拉·卢茨）。
兰德出版于1957年的《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极受欢迎，给她带来了巨大声望。她多次提到哈耶克的观点。1946年，她写信给经济学教育基金会创始人伦纳德·里德说：“我完全理解你对那些保守主义者的愤怒，他们竟然声称，他们原则上反对强制，但如果是为了他们青睐的那些事业，则另当别论。他们一向就是这种心态……由保守主义者掌握的那些所谓受人尊敬的报刊上，充斥着受共产主义影响的人物，他们始终是宣传我们观点的绊脚石。只有哈耶克这样的妥协者还算可以，其他人干的事情则更有益于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是我们的事业。”
兰德在写给《自由的探索》（1943年）一书作者罗丝·怀尔德·莱恩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现在回答你的问题：‘那些大体上跟我们站在一起的人对我们的危害，是否比彻头彻尾的敌人还要大？’我觉得，对这个问题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是’或者‘不是’来回答，因为‘大体上’本身就是个含义宽泛的词。并没有一定之规：有些人站在我这一边，知识不够彻底，他们可能对我们有益；有些人，在某些方面认同我们，但在其他方面又持有跟我们相反的观念，他们是我们彻头彻尾的敌人。比如，米塞斯是我可以容忍的‘大体上’跟我们站在一起的人，而对我们危害极大的例子，就是哈耶克，这个人是真正危险的人物。”
弗里德曼和罗丝则赞赏兰德。弗里德曼夫妇在多个场合都用“潮流”这个比喻来形容社会思想和社会行为的变革，他们曾提出一个假说，即“社会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变化总是以思想观念的变化为先导，而风气的变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由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引起的”。他们提到过三大潮流——“自由放任的兴起”（亚当·斯密潮流）、“福利国家的兴起” （费边社潮流）和“自由市场的复苏”（哈耶克潮流）。弗里德曼夫妇考察了近几十年舆论的根本变化并且追问：“公众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艾恩·兰德的《源泉》和《阿特拉斯耸耸肩》等著作，都具有改变人们信念的力量。”他们还说：“《通往奴役之路》可能是对主流思想的第一次真正冲击。”
《个人自由》杂志在1977年进行了一次读者调查，70%的受访者称，兰德对于推动他们信奉自由至上主义发挥的“影响最大”。1988年和1998年，《个人自由》杂志先后对其读者和推崇自由至上主义者进行过调查，请他们为那些对自己思想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打分，分值为1~5分，每位受访者都列出前5位，结果如下表所示：
思想家 1998年 1988年
兰德 3.51 4.02
杰斐逊 3.51 3.10
弗里德曼 3.08 2.95
米塞斯 2.76 3.65
哈耶克 2.74 3.02
罗斯巴德 2.72 3.93
戈德华特 2.39 2.47
弗里德曼在1992年悼念老朋友的文章中热情地赞扬了哈耶克，他称其“无疑……是导致舆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这场运动的最重要的思想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