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祖父
尽管在孩子们处于青少年尤其是刚刚成年的那段时间，哈耶克没有花太多时间跟孩子在一起，但到他年老之后，他跟孩子们尤其跟儿子又亲密起来。在1978年的访谈中哈耶克谈到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已经结婚了，他是个医生，现在则是个细菌学家。他住在德文郡，过得很好。他有三个孩子，他的妻子是个英国姑娘。我的女儿是伦敦大英自然史博物馆的昆虫学家”。
哈耶克的儿子叫拉利，儿媳叫爱丝卡，他们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住在英格兰南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哈耶克定期去探望他们，一般一年有一两次。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的手头比较宽裕了。他通常自己一个人赶到英格兰，待上一周左右。他会花几天时间在伦敦，和出版商谈判，访问经济事务研究所，顺便去趟俱乐部，也许还会跟一两位政治家私聊一番。然后，他就到德文郡住上几天，他儿子在紧邻乡村的地方有一座不错的房子。爱丝卡·哈耶克回忆说，他的公公是个“顾家的男人——他爱他的家人，非常喜欢他的孙子、孙女”。孩子们叫他“Opa”，相当于英语中的“祖父”。他给孙子们讲故事，吃晚餐时，会和家人闲聊。爱丝卡回忆说：“他非常喜欢在这里到处闲逛，在商业街漫步。他常说：‘如果我的朋友们只看到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感觉！’我们是他心中的一个秘密。”
哈耶克的孩子们回忆说，哈耶克的“生活就是工作”。家人曾送给他一块自动机械表作为礼物，他却不会用，因为他活动太少，根本带不动这块表。他戴着一枚图章戒指，上面刻着家族纹章，一个海军图样，这个图案现在已经成为《哈耶克文集》扉页和封面上方的饰章。住在儿子家期间，他会坐在一把舒适的椅子上烤火，腿上趴着一只猫。他80岁之后已经无法旅行了，儿子一家人就到德国来看望他。他很喜欢孙子们，孙子们也跟他很亲近。
有一次，莱昂内尔·罗宾斯（现在已经是勋爵了）赶到德文郡跟哈耶克聚会。哈耶克在1978年说过，1931年他第一次到英国时，罗宾斯就成为他“最亲密的朋友，现在也是，尽管两人见面的机会很少”。罗宾斯总是能给哈耶克一家人带来上院的最新动态和出自上院的种种内幕消息。在1983年的一次访谈中，哈耶克回忆了他跟老朋友的最后一次交谈，哈耶克刚刚看望过他。当被问及罗宾斯的状况时，哈耶克回答说：“不是很好。从某些方面看，他甚至比我在他中风后第一次看望他时还要糟糕。他费了很大劲才说出来的话，确实非常清晰，但显然，他得很努力才能集中精神，才能把话说清楚。给人的印象是，他非常疲惫，最让我震惊的是，他的面部表情变化很大。我非常伤心。”
与罗宾斯的最后一次愉快交谈发生在1981年1月27日（罗宾斯中风之前）。当时，哈耶克最后一次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表演讲，题目是“商品与服务的流动”。此时，距离他第一次登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讲台已有50个年头了。半个世纪前，罗宾斯是经济系的系主任。屋里挤满了听众，哈耶克的家人也来了。他教过的学生比尔·莱特温回忆说：“仅仅再次听到哈耶克讲课，就是件让人高兴的事。”还有更多人想挤进来，可惜没有空位了。哈耶克在正式演讲前首先说，1931年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表的一系列演讲，是他首次利用价格具有信号功能的观念，这成为他晚年多数研究的主导概念。
晚年，哈耶克也和海伦妮一起探访过海伦妮的儿子一家。一般都是在夏天，一去就是一周左右。在这里，他也很愉快，他被尊称为“弗里茨叔叔”。海伦妮的儿子是维也纳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他回忆说，哈耶克很有“魅力”，是他见过的“最实在的人”。在他讲述自己正在研究的东西时，哈耶克听得很认真。哈耶克的思想每年都会有所发展，追踪其思想的发展是件很有趣的事。不管是对这家人，还是对哈耶克的儿子一家，他给他们的印象都一样，即他是个纯粹的科学家，他认为自己完全是为追求真理而生的。他自己根本无足轻重，重要的是真理本身。夏洛特·丘比特回忆说，哈耶克和海伦妮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哈耶克到处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座谈会，除了经常去联邦德国、奥地利、英国和美国之外，还去过冰岛、葡萄牙、南美洲（包括阿根廷、委内瑞拉、秘鲁、巴西）、韩国、中国香港等一般人不常去的地方。1978年，他访问了南非。1963年，他曾去过这个国家，那次旅行让他产生了一个念头，最终促成了这次旅行。在那里，他逗留了28天，发表了11场演讲，参加过两次研讨会，在其他一些场合也发表过比较简短的讲话。在邀请方南非自由市场基金会的一份报告中，该基金会执行董事莱昂·劳说，哈耶克“是21场演讲、晚餐会、宴会或招待会的贵宾，共有480名南非杰出人士参加过这些活动，包括南非最著名的企业领袖、政府官员、学者和财经编辑、记者”。他还接受过两次电视专访，两次广播访谈，参加过两场新闻发布会，还接受过几次报刊专访。访问结束后，莱昂·劳写信给此时已75岁的哈耶克说：“尽管行程安排很紧张，您还是莅临南非，非常非常感谢您……最后我还想说，您二位（哈耶克与妻子）的人品和精力，体力和智力，以及您对于这么多学科的洞见，给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概括哈耶克对南非政治局势的看法时，莱昂·劳说：“尽管他本人不赞成南非的很多政策，但他也认为，国际社会的双重标准、敌意和干预‘令人反感’。毫不奇怪，很多南非人因此而支持政府，而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干预，他们本来是不会这么做的。”就在他赴南非之前，他曾在日本与日本首相和负责经济事务的大臣沟通过。联邦德国和智利政府也曾经向他咨询过问题。
哈耶克的部分演讲是有偿的。1981年，他在维萨国际组织（信用卡品牌）年会上发表题为“未来的价值单位”的讲话，维萨国际组织在跟他联系时，要求他讲讲与私人机构发行货币有关的问题，因此向他支付了15 000美元的报酬，同时报销他和海伦妮两人的车旅费和游玩费用。
在参加1981年委内瑞拉举行的“经济、政治与社会”论坛时，他提出了下面的看法：他已经看到“自由主义在年轻人中间复兴；不是大多数人所说的那种自由主义，那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自由至上主义”。他对于自己信仰的那种社会的前景，确实变得更加乐观了。在1985年为一本书写作的前言中，哈耶克写道：“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还觉得，不会有谁愿意聆听为自由主义辩护的观点。但在最近这5甚至10年，我看到了一种我以前从来没有预料到的变化。”委内瑞拉的一位记者曾就拉美“极权主义”政权的问题采访他，哈耶克回答说：“不要把极权主义与专制主义混为一谈。我不觉得拉美有什么极权主义政府。唯一的极权主义政府是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前总统）阿连德统治下的智利。现在的智利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整个世界都将把智利的崛起看成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经济奇迹之一。”
1980年，他给《泰晤士报》写了一篇以“解救德黑兰的人质”为题发表的文章，这篇文章体现了他的外交政策观点。他写道：“真正令人大惑不解的是美国在这次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克制态度。在我看来，假如美国政府立刻就向伊朗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除非在48小时之内，使馆每个工作人员都被毫发无损地交还给美国政府的代表，否则炸弹就将降落在伊朗政府的头上，并且会越来越多，那么国际关系的和平前景和人们在国外的安全会更有保障。”
1983年，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期间，他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在阿根廷饱受批评。他写道：“人们或许应当提醒阿根廷，没有任何国际法规则禁止英国对自己已经行使了150年管辖权的岛屿发起战争，以击退另一国家仅仅由于地理上比较接近而发动的一场好战行动。”他本来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引起公众的讨论，但最后几乎没有多大反响，这让他颇感失望。
1983年年初，哈耶克曾评论过里根经济学和里根的国防政策：
问：世界经济已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衰退中。我们有克服这种衰退的各种市场经济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你如何看待里根的市场经济模式？
答：这位美国总统走的是一条完全正确的道路。那么，美国的进展为什么如此缓慢呢？我对那个通过降低税率而增加税收的著名理论深表怀疑。从某种程度上说，你无疑能做到这一点，但数量因素是很难把握的。里根曾宣布，他能够通过降低税率而实现预算平衡，我怀疑，你们据此形成的期望可能从一开始就过于乐观了。
问：过高的军费开支难道不是一个影响因素？
答：我确信，里根拒绝削减军费开支的做法是正确的。整个世界的和平有赖于美国保持强大的力量。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已经处于苏联人可以恐吓我们、令我们完全屈服的境地。西方必须保持在与苏联一样强大的水平。我不相信哪个俄国人会愚蠢到发动核战争的地步，但如果苏联有一天有能力用其军事优势恐吓我们，那么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毫不手软。
哈耶克极为关注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问题。在一封写给《泰晤士报》的读者来信中，哈耶克写道：“先生，如果你用大写字母强调下面的基本事实，那就相当于你做了一件大好事：如果美国政府把全球一大半的储蓄借来维持自己目前的开支，那么世界其他地方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就会变得短缺、昂贵。”给报纸写信并建议其用大写字母印刷他的话，这并不是哈耶克第一次这么做。1978年，他在写给《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读者来信中写道：“你们能否在每期报纸的头版用大写字母印上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通货膨胀是由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造成的，除此之外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如果你们这样做了，那可真是做了一件善事。”事实上，他在剪报资料簿上注明，他的信只发表了一次，而且还是用的小字号。
1983年，《经济学人》杂志邀请哈耶克在凯恩斯百岁冥寿之际对他予以批评。哈耶克关于这位剑桥老友的评论，发表在该杂志6月11日的那一期上。他写道：“尽管凯恩斯也许是我碰到过的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思想人物，我也渐渐地认识到他在一般思想领域的卓越之处，但让他远近闻名的那些科研成果却是完全错误的。”在早前的一次报纸专访中，他的评价似乎温和一些，当时记者问他：“你的经济学理论与凯恩斯的理论之间是否存在一些共通之处？”哈耶克回答说：“没有。我认为凯恩斯基本上也是个主张自由贸易的人，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但是他附加了很多保留和限定条件，他向来都不够彻底。从私交上说，我们是朋友，但在经济学上，我们很少有意见一致的时候。”
1980年12月，作为谒见新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12位信奉天主教的诺贝尔奖得主之一，哈耶克有机会与教皇谈话，讨论他们的研究课题，探讨天主教教义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让教皇也来关注诺贝尔奖得主们依据自己专业领域的研究发现的当代人应该面对的最紧迫的问题”。哈耶克就这次谒见发表过一个声明，他说，他相信，诺贝尔奖得主们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在于，提醒人们警惕“唯科学主义谬误对人的价值的逐渐侵蚀。告诉我们的同胞们，科学技术并不是万能的，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主要归功于约束我们欲望的那些道德规范，而这些道德规范从来不是我们为满足自己已知的享乐欲望而刻意设计出来的。使得人的行为有可能形成秩序的，是行为的扩展，它并不是人的心智能够完全理解的。在我看来，把这一点告诉人类是今日科学家们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道德义务，而人类曾对这些科学家给予特殊的优待”。
※ ※ ※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掌权期间，哈耶克的境遇比任何时候都好。报纸专栏作家亨利·艾伦在1982年的一篇人物评价文章中说，你希望一位“83岁的维也纳保守派经济学家是什么样，哈耶克就是什么样。高个子，衣服皱皱巴巴。领带上有一枚珍珠别针，马甲上挂着表链，尽管他戴的是一块电子手表。他发音时经常把德语的‘Z’和英语的‘O’搞混”。
米塞斯的继女吉塔·塞雷尼在1985年《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中描述过哈耶克庆祝86岁生日时的情景：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的住宅位于黑森林中的弗莱堡市景色优美的平原上，书房的墙上挂着50年前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收到的两幅充满深情的漫画。在第一幅画上，他轻松地站着，看起来十分愉快，题词是“为什么比人像个巨人一样横跨在这个世界之上，而我却这么渺小……”在第二幅画上，他摇摇欲坠，肩上扛着整个保守党内阁。他面带笑容地指着这两幅画不过一般都是暗笑，并且立刻就加上一句，“当然，我实际上并不是撒切尔夫人的顾问”……
他个子较高，而且挺有风度，甚至有点儿太瘦了，一只耳朵也聋了。他指指助听器俏皮地说：“这倒有一个好处，我现在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听别人的唠叨……”
（谈到诺贝尔奖）“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并不建议给经济学家设立什么诺贝尔奖，当然，直到他们给我们颁奖为止。”他大笑起来。“当然，这非常有助于我成名：人们突然都愿意听你说话了。”他饶有兴趣地说个不停，一个趣闻接着一个趣闻，常常自嘲，但很少拿别人开玩笑。
晚年的哈耶克最爱开的一个玩笑是：马克思是右耳聋了，而他却是左耳聋了。
晚年的他开始吸鼻烟。他曾跟别人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问：我忍不住还是要说到鼻烟的事。听你说到，在伦敦有一家鼻烟商店。
答：是的，那里有非常好的鼻烟。那是个很古老的店铺——弗莱堡与特里尔——看起来像是英格兰人开的店铺。从18世纪到现在，他们一直都使用这个店名。我找到它，把里面的36种鼻烟试了一个遍。有一种我认为是最棒的，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詹姆斯·罗伯逊法官的混合型。
问：听起来不错。
答：非常不错。
问：你为什么要吸鼻烟呢？
答：是这样，医生建议我戒烟，这对于长期吸烟的人来说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我是个大烟鬼，以前主要抽雪茄。我曾经吸过鼻烟，所以在戒烟之后，立刻想起了鼻烟。于是我就开始吸，然后就迷上了。这其实就是个习惯问题，吸鼻烟也能得到我想要的尼古丁。烟草中对人体最不好的东西是焦油，吸鼻烟并不存在这个问题。于是，我既可以享受到我的乐趣，又不会有多大危险。
在这场对话中，哈耶克还谈到了生活乐趣问题：
问：你是在哪儿掌握这些葡萄酒知识的？
答：除（法国）勃艮第产的葡萄酒外，我对其他地方的葡萄酒并不怎么了解。我很早就喜欢上了勃艮第葡萄酒，只要有可能，就都喝这种酒。
问：你父母每天吃晚饭都喝葡萄酒吗？
答：不。他们如果喝酒的话，那也是喝啤酒而不是葡萄酒。我不是很喜欢维也纳产的葡萄酒。我之前一直喜欢喝红葡萄酒，只是最近有幸到了弗莱堡，我发现，这里到处都是很小的葡萄园，酿造的白葡萄酒都是上等的。所以，我现在就喝上了白葡萄酒。
哈耶克也谈到过他晚年的工作习惯。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从早到晚一直研究，但现在他晚上没法再进行创造性研究了，而只能读些东西。早上，他的精力能维持两个小时左右。“如果没有其他事情打扰，我一般是读完报纸后就坐下来搞研究。”有时喝上一杯咖啡能让他多做一会儿，“但也持续不了多长时间”。
问：你搞研究的时候，是趴在书桌上写作还是边走边思考？
答：我一般坐在一把休闲椅上，靠着椅背，在膝盖上写作。我有自己的阅读周期和写作周期。如果想读得多一些，我就没法再写作了。有时候，有两三个月时间我只能读书，这可真是个问题。我随时都在做笔记，不过，我并没有刻意地追求思想的系统性。而一旦我决定坐下来写东西，我也会找参考书，但我就不再系统地看书了，起码不看跟写作主题有关的书。晚上，我会读些别的东西。
哈耶克的写作方法通常是，先用卡片记下自己的想法，然后就开始“写呀写呀写呀”。他总是随身带着卡片纸，这样就能随时记下自己的想法。“我所有的想法都是先以这种形式体现出来的。然后，我会根据这些卡片动笔写作，这是耗时最长的阶段。紧接着，我会自己打字，打出我自己认为很清晰的初稿。之后进行修改，再将修改稿交由打字员打出来，最后再改一遍。因此，我写的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写了三四遍。”
谈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哈耶克说自己的身体一直都比较健康。尽管晚年也一度闹毛病，但大部分时间都不错。
在1978年的一次访谈中，记者问哈耶克其观点在一生中有没有什么变化，哈耶克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尽管我现在年纪大了，但我思考得更多的依旧是未来而不是过去。我们恐怕很难知道某一活动到底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因为几乎所有的演进过程都是偶然事件的产物。我很难评价自己的某一决策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总体而言，我对生活的看法是，我们都在玩一种撞大运的游戏，而我的运气整体来说还不错。”
1984年，在撒切尔夫人的举荐下，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授予哈耶克荣誉友伴勋位爵位，以表彰他为“经济学研究做出的贡献”。他的秘书夏洛特·丘比特回忆说，哈耶克一度期望自己获得准男爵爵位。曾被授予最低级爵士勋位的人士有丘吉尔、艾德礼和罗宾斯。在获得这一爵位后，他曾给几位朋友写信，请大家用“弗里德里希”对应英文中的“弗里德里克”来称呼他，但没有几个人理睬。
在他获得的荣誉中，他最看重的是荣誉友伴勋位，他因此有幸觐见女王陛下20分钟。他家人回忆说，他在准备觐见时并没有太多期望。他已见过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但爱丝卡·哈耶克说，他回来之后，心态却大不相同了。他完全“被女王迷住”了。他觉得女王是他见过的最仁慈、最博学、最有见识的人。第二年他还在说：“她让我大吃一惊。那么平易近人和娴熟，仿佛她了解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觐见之后，他的家人和朋友在经济事务研究所举行了一个晚宴。晚宴结束时已是深夜，他的儿媳妇又把他送到改良俱乐部。她回忆说，他戴着高顶黑色大礼帽，拄着他的雨伞，笑容满面地说：“我度过了平生最幸福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