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通往奴役之路》
《通往奴役之路》是哈耶克一生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他是个不怎么知名的经济学教授；这本书出版后一年，他成为全球知名人物。《通往奴役之路》已经是并且看样子将继续是他流传最广的著作。
哈耶克在这本书的导言中写到，本书是“个人亲身经历的结晶，作者差一点两度生活在同样的时期，至少是两度看到了同一观念的演变过程”。年轻时，他生活在“一战”刚结束后的奥地利，那个时期，人们曾非常认真地考虑要对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化。“一战”后，德国和奥地利政府都通过了国有化法案。就是受当时此类举措的刺激，米塞斯愤而发起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如今，哈耶克担心的是，英国也可能滑向经典社会主义经济。
某本书的观念要发挥影响，未必需要很多人读过；只要掌握实权的群体读过，就可身价高企。哈耶克在《自由宪章》出版前的希望证明了这一点。哈耶克认为，一本书是否流行，与其重要性相关，他曾坚信这本书会获得公众认可。从根本上讲，哈耶克相信观念的力量。因此，一本书的读者范围与其影响有关。《通往奴役之路》是他所有著作中唯一一本对于塑造当时的公共舆论发挥了影响的著作，这种影响或许无法立刻显现，而是相当深远的，并且非常宽泛。这本书是站在旷野上的大声疾呼：经典社会主义如果实现，就不仅会导致经济上的奴役，也会导致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奴役。现在看来，这不过是常识而已。但在他提出这种观念之前，根本无人知晓。
然而，《通往奴役之路》的伟大不仅在于其结论，还在于其内在价值。可以说，这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是从政治学和伦理学角度对社会主义经济计算论战的深化。它不仅从经济生产效率的角度考察经典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更侧重于从政权和社会类型的角度研究这一点。在1941年的一篇评论，即他在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中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社会主义计算：竞争性“解决方案”》中，哈耶克指出：“社会主义制度能否避免对经济活动进行广泛的指挥这样的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关乎经济效率，也关系到在这样的制度下，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还能保留多少等重大问题。”
《通往奴役之路》的目标读者不仅是一般经济学家，而是更广泛的读者，包括广泛的社会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他下笔之时，并不知道它的扩散范围，但最后的结果显然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本书和作者有可能在全球知名。他很现实，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不再仅仅是经济学家，尽管他曾有过很多更高的期望。但期望总是与人们合理期待的东西不是一回事。写作《通往奴役之路》的目标是让受过教育的男男女女读懂，并影响他们，从而影响公共政策。他看到，“二战”后，英国很有可能实行全面国有化的社会主义，而他认为，这将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哈耶克在“二战”期间就指出，“现在我们有必要指出一个大家不爱听的事实：我们可能有重蹈德国覆辙的危险”。在当时的大多数人看来，甚至在后来的一代人看来，这种说法似乎有点儿危言耸听。20世纪40代年初的英国怎么会变成另一个纳粹德国呢？而他的看法是，生产资料归政府所有将把权力集中到国家手中，其结果就跟德国和苏联一样，而在30年代后期及其后，这种措施获得了学院知识分子的普遍支持。
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凯恩斯只被提到了两次，一次在注释中，一次则在正文中。哈耶克提到，凯恩斯本人批评“一战”期间德国政府管理经济的做法。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攻击的目标不是凯恩斯。他在该书1976年版的前言中专门做了澄清：“这几十年间，术语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这个原因，我在本书讨论的东西可能被人误解。当时我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准确含义是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及使之得以实现、并成为必不可少的中央经济计划。”这本书所驳斥的也不是威廉·贝弗里奇或他于1942年发表的《社会保障与相关服务报告》。《通往奴役之路》既没有提及贝弗里奇，也没有提及这份报告。
1944年3月10日，《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立刻引发轰动，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它来得恰到好处。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书中的观点，它都拨动了人们心里的那根弦：经典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是不是战后英国的发展方向？
英国自由主义领导人威廉·哈尔科特爵士曾在1884年说过一句名言：“我们如今都是社会主义者。”哈耶克则写道：“如果说，今天说‘我们如今都是社会主义者’不再像以前那样时髦了，这可能完全是因为，这个事实已然太明显了。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不会有谁质疑这一点。大多数人不过是出于其特殊的阶级或集团利益考虑，而努力地引导其发展方向。”人们尤其是学院知识分子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发展的下一阶段，不管从伦理上还是从经验上说，都是这样。
这本书写于1940~1943年，“大部分写于1941年和1942年”。关于书名，哈耶克曾说：“灵感来自托克维尔，他谈过通往奴役（servitude）之路，我本想直接使用它，但觉得听起来不好听。于是，我把‘servitude’ 换成了现在的‘serfdom’，纯粹是从发音的角度考虑。”导言和前两三章也特别讲究文字风格，他“一遍又一遍地朗读，反复进行修改”，“整本书花了他好几年时间”。他觉得，开头那几章是他写过的“最好的东西”。
哈耶克多次引用卡尔·曼海姆的《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truction，1940年），作为他所反对的哲学的典型，因此，我们有必要稍微停顿一下，探讨一下曼海姆这本书，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的时代趋势。曼海姆是德国著名社会主义思想家，纳粹崛起、掌权之后被迫流亡到英国。曼海姆相信，“工业化社会发展到今天，各种形式的计划乃是不可避免的”；“计划就是把历史形成的社会，重新构造为人类由某一中心位置越来越完美地调控的整体。社会过程不再仅仅是冲突和竞争的产物。如果认识不到这种趋势，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越来越明显的是，享受收入和利息跟支配资本的权利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未来有可能发展到这种局面：通过合理的税收和强制性慈善，可能剥夺有些人随心所欲地使用资本的权利，通过信用控制由中央指挥资本的配置……将取消资本家控制资本的一些职能”。在弗里德曼弄清货币是导致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哈耶克并不同意这一观点）之前，在“二战”后的大繁荣时期，人们尚不知道，大萧条并不是资本家的错误，不是资本主义内在的固有矛盾导致的结果，而当时的人们却相信，需要进行制度变革。哈耶克也引用了当时很流行的沃丁顿的著作，这位作者向往的是“中央集权的、权威主义的（经济），也就是说，各大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应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进行深思熟虑的计划”。
这就是当时最流行的看法。哈耶克的思想论敌们的社会主义情结现在看来似乎有点儿过时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时人思想观念中，它所代表的那一派没有势力。同样，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一些思想在今天看来也有点儿过于遥远，但人们应该记住，跟他同时代的论敌们的那些看法，离我们当前的讨论同样遥远，尽管方向正好相反。明白这一点，我们也许就不会觉得他的论述没有价值了。哈耶克对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做出了误判：他过于悲观，高估了西方国家内部将发生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同时，对于在国家社会主义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之间出现一条“中间道路”，既能实现经济效率又能维护相对的个人自由的可能性，哈耶克也做出了错误的估计。实际上，哈耶克坚持的就是中间道路，尽管他比凯恩斯和贝弗里奇右得多，尽管他从来不承认这一点，也不这么自称。
不管怎样，哈耶克的成就在于真正抓住了要害，而当时那么多知识分子和学者却搞错了：社会中大量生产资料由私人所有并由私人支配，是自由、繁荣和民主之本。而且，通过民主手段建立的经典社会主义，最后往往沦为极权主义。
我们应当强调一下哈耶克写作时的英国背景——思想和历史背景。与美国不同，英国是一个阶级壁垒森严、不平等、地域狭小的社会，对社会进行组织的想法要比在美国听起来更有道理。尤其是英国经历了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在战时，大部分经济部门都利用战争获得了长足发展，其程度远远超过美国。于是，有人觉得，在和平时期，也可以如法炮制。这种想法似乎很有道理。同样，从思想角度看，社会主义似乎也挺不错的。17~19世纪，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学者也一直强调物质的欢愉、痛苦和幸福，从而为社会主义大开方便之门。社会主义就是通过政府手段实现物质上的富裕。
然而，现代社会主义尽管是从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来的，却与过去大不相同，尤其是与欧洲过去的社会主义相比。直到工业革命完成之前，全面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在这之前，根本就不存在实施这种控制的技术。工业化之前的通信手段是没有效率的。一个没有电报和公路的社会很难进行全面的组织管理。工业化之前的专制统治者尽管也是暴君或独裁者，但他们一般都让民众自己决定自己的经济活动，把这些事交给地方、教会、行会，他们本人则基本上仅限于向民众征税。
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欧洲大陆，大萧条都大幅增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热情。整个西方社会成百上千万人失去了工作，在人们心目中，资本主义已经失败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灭亡的预言是准确的。而像苏联那样由集体、国家控制生产资料的方式，是实现经济稳定和高效的最好途径。赫尔曼·芬纳为了反击《通往奴役之路》，写了一本言辞激烈的《通往反动之路》，最集中地体现了那种流行看法：由于资本主义没有能力维护民主政府，因此它已经失灵了。芬纳写道：“经济不断下滑导致的绝望感，使整个世界的政治制度面临强烈冲击。在德国，尽管还保留着一个民主的政府形态，人们却求助于那个正准备用独裁取代大众政府的人；在法国，社会已陷入分裂状态；在美国和英国，民主制度虽然有比较稳固的历史和民族性根基，但是，宪政制度已面临最沉重的压力，几乎使其难以承受。”而在哈耶克看来，“只有资本主义能够维护民主制度”，“我们已经一步一步地放弃经济事务上的自由，而在历史上，如果没有这种自由，我们就不可能享有人身和政治自由”。他的论证是经验的，而不是道德的。他认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人类已知的最有效率的经济形态，它会通往一个更自由、更宽容、更民主的社会。他也相信，经典社会主义肯定会束缚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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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曾说过，他之所以写作《通往奴役之路》，是为了澄清一点：纳粹主义并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反动，而是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结果。而由于他的同事们都加入了战时政府机关，因而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来讨论这个问题，而这件事也是迫在眉睫的。这本书是他自己为抗战做出的努力，他觉得这是自己“绝不能逃避的使命”。由于不能直接投入战场，他就间接地为抗战做贡献。在这本书中，他传递的最关键的信息是：社会主义与自由不相容。这一观点贯穿全书，它把对社会主义失灵的讨论，从经济上的无效率扩展到会妨碍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论点不是说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不能维持（他和其他人已经进行过这方面的论证），而在于社会主义与自由势不两立。
在批评社会主义时他首先指出，社会主义是一种抵制法国大革命之自由主义的反动运动，尽管在1848年欧洲起义中，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开始与民主党人结成同盟。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正确地预见到，民主是未来的潮流，而任何企图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的运动，都不要指望说服统治阶级自愿放弃自己的统治地位。由于与当时最进步的社会力量、呼吁平等的普选权的人士站在一起，社会主义开始被视为人类发展的下一阶段。
然而，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纽带并不完全属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总是民主人士。英国的社会主义不同于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传统。在欧洲大陆，社会主义一般既不民主，也不信奉基督教。作为欧洲最重要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甚至根本就不关心民主选举，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一般都是专制主义者和无神论者。
英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发表的《乌托邦》提出了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念，而在17世纪英国的清教革命中，在比较温和的主流思想运动之外，涌现出了一个比较激进的群体——“掘地派”或“真正的平等派”，他们要求实现土地共同所有。虽然这一运动很短暂，但他们对私有财产的抗议并没有被全然遗忘。
罗伯特·欧文生于1771年，卒于1858年，他通常被认为是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他第一个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他支持“渐进地废止和修改”不公平的法律和制度，而反对革命性变革。19世纪后半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则信奉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希望工厂内部进行合作，而不同的工厂之间进行竞争。继杰里米·边沁之后，穆勒成为英国进行政府改革的最重要的鼓吹者和守护神。英国功利主义者希望利用政府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实际上，这是英国唯心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政府成了最终的目标本身，而不仅仅是实现目标的具体手段。
19世纪六七十年代，牛津大学导师托马斯·希尔·格林对英国知识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格林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强调共同体。他相信，如果不把每个人视为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彼此具有权利和义务，就既不可能理解个体，也不可能理解社会。对19世纪最后数十年英国社会主义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还有约翰·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等诗人推崇的伦理的、美学的唯心主义。
20世纪英国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出自创建于1883年的费边社，其核心成员包括韦布夫妇和萧伯纳。悉尼·韦布在创办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过程中发挥过关键性作用，因此许多20世纪英国重要的社会主义学者都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包括艾德礼、沃拉斯、托尼、多尔顿、盖茨克尔、卡尔多、勒纳和拉斯基。
英国唯心主义的社会主义与欧洲大陆社会主义在根本理想上就有区别：他们要创造一个新耶路撒冷，在那里，人们之间的情谊将取代金钱上的竞争。他们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从外部改变人的生活命运或经济秩序，而是改变人们内在的精神世界。当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局势极大地影响了政治和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方向。19世纪自由主义者有一个梦想，即希望商业和自由贸易把人类凝聚为一个和平、和谐的世界。“一战”和大萧条把这个梦想冲得七零八落。而苏联的榜样吸引了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使英国社会主义者从强调自愿性合作转向了强调国家主动行动和实施控制。19世纪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死亡了，至少是处于休克状态。
社会主义鼓吹人的平等和人的活动结果的平等，因此社会主义认为，民主制度——政治平等的制度——是最恰当的治理形态。经典社会主义的纲领是生产资料由政府所有，并通过民主手段进行管理。尽管像哈耶克所指出的，社会主义者的意图是纯洁的，目标是崇高的，他们认为人人平等，他们也鼓吹民主，然而，他们却喜欢由政府强制性地直接控制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与此相反，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强调的是，“能够防范权力变为专断的，不是权力的来源而是对权力的限制”。集体主义恰恰就是专断的，因为它一切以多数意愿为转移。认为民主是好政府和好社会的唯一必要条件，这种看法既不合乎逻辑，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哈耶克对民主的看法对于理解他下面的观点是至关重要的：社会主义不是正当的，即使它可能是民主地建立起来的。他认为，民主本质上是中性的，他强调，他“从来无意于盲目地崇拜民主。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确实对民主谈论、思考得太多了，而对民主所要维护的价值本身，却谈论、思考得太少了。从根本上说，民主是手段，是维护国内稳定和个人自由的重要工具。它不可能永不出错，不可能总是有效。以为只要权力是通过民主授予的，就不会是专断的，这种想法是没有根据的。民主的控制可能会防范权力的专断，但其存在本身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哈耶克相信，民主本身不是目的。
他对民主的看法不同于某一派思想家，这些人看重多数人的权利，多数人可以采取任何行动，他们为多数人而多数人。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说过，100万人中，即使只有一个人持有某种另类的看法，压制他也是不对的，因为他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哈耶克认为，从实用的角度看，民主制度大体上是可取的。在这里，哈耶克延续的是英美传统，用丘吉尔的话说就是，民主制度是“各种政府形态中最不坏的一种”。詹姆斯·麦迪逊曾问：“政府除了是最大多数人的人性的反映之外，还能是什么呢？在创建将由人治理人的政府时，你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于：你首先必须使政府有能力控制被统治者，然后得让政府控制它自身。”哈耶克指出，问题并不在于民主制度本身是多么可取，而在于，人们还没有想出更好的实现一定的个人自由、政府和平更迭、维护市场、教育公民的办法而已。
如果说社会主义要与自由相容，与它是通过民主手段建成之间没有内在关联，那么，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社会主义为什么从本质上与自由不可调和？毫无疑问，最重要的原因是，经典社会主义国家赋予了政府极大的权力。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个人仅仅是计划制订者心目中的一个零件，这样的社会是没有个人自由可言的。哈耶克在《自由与经济制度》一文中写道：“经济生活就是安排各种手段以实现我们各不相同的目的。不管是谁，只要掌握了这些生产资料，就可以决定要去追求哪个目标，怎样做价值高，怎样做价值低，简而言之，决定人们应当信仰什么，为什么而奋斗。而人本身变成了实现那个可能指引着独裁者的理想的工具。”在《社会主义计算：竞争性“解决方案”》中，哈耶克又写到，在一个政府控制经济的社会中，“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变成了政治问题”。在《通往奴役之路》的“经济控制与极权主义”一章开头，他引用的一句题记是：“控制了财富的生产，就控制了人的生活本身。”他自己则论证说：“控制了所有经济活动的人，就控制了实现我们全部目标的手段，因而也就决定着哪个目标可被实现，哪个不能实现。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经济上的控制不仅仅控制了人的生活中可与其他方面相分离的一个方面，也控制了实现我们全部目标的手段。”
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对主张实行国家计划的各种论点逐一进行驳斥，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的论证主要是基于自由，而不是经济生产效率。他的论证不仅仅是说，由于资本主义比经典社会主义更有经济效率因而是正当的，他的要旨更在于，资本主义之所以是正当的，乃是因为经典社会主义不利于自由。后一种论证如果是正确的，就比前一个更有力，因为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若被看成关系到自由，那么围绕着社会主义的辩论就会从单纯技术效率的问题，提升到终极价值和伦理的层面。在哈耶克写作《通往奴役之路》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纳粹德国和苏联要比已破产的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因此从自由的角度反驳经典社会主义要比后来更加切合时弊。
如果经典社会主义既不利于自由，也不利于物质生产，那么对政府掌握生产资料的形形色色的制度予以反驳，就是至关重要的。经典社会主义者当然要强调社会主义在生产方面的优势。他们真心诚意地觉得，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有更高的经济效率。而今天人们都知道，这种信念实在是大错特错。苏联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政府制订计划、掌握社会全部生产资料是没有效率的。如果它没有资本主义那样高的物质生产效率，那么其很多鼓吹者心目中最重要的论证依据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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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的“结语”一章写到，写作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勾勒出一个可能的未来社会秩序的细节”。尽管如此，从这本书中，我们或许可以概括哈耶克所向往的秩序的大概含义。首先，这个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他曾评论过“创造了西方文明的个人主义传统”，赞扬过“把每个人当人一样尊重”的观念。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本质都在于重视人，对每个人倾注最大的关注。两者也绝不认为，个人只能在集体中实现其最大的善，这个集体总要比构成它的个人的分量更重。边沁在《伦理与立法原则导论》（1789）一书中的说法依然是对真正的自由主义在这一方面的最好论述：“共同体是个虚构的实体，它是由被认为属于这个共同体的个体成员构成的。那么，共同体的利益还能是什么呢，无非是构成它的每个成员的利益的总和而已。”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都认为，当个人拥有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时，他们最有可能获得最大的幸福，并最充分地发挥其潜力和个人效率。
对于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的社会而言，至关重要的是私有财产，以及把价格、利润、交换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融为一体的竞争性市场。哈耶克注意到，“社会从严格按照等级组织起来的体系，逐渐演变为人们至少可以安排自己生活的制度，这一过程与商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历史记载也表明，对个人权利的相对尊重和民主制度，最早都是在那些竞争性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社会中形成并成长壮大的。尽管哈耶克并不相信民主制度永远不会出错，但他也认为，民主制度最容易在市场社会中正常运转。民主制度和经济自由都突出了个人的重要性。只有在个人被认为有自己的价值且值得尊重的地方，民主制度和经济自由才能找到其活动的空间。如果社会强调的是集体而不是个人，那么民主制度和经济自由将面临危险。
哈耶克注意到，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核心。从希伯来人提出的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孩子的平等观念，到希腊人强调人文主义，到基督教关于灵魂不朽的观点，及由此而形成的人人都具有价值、耶稣爱每个人的观点，再到罗马人提出法律之下的平等思想——西方文明异于且优于其他文明的地方，正在于它突出强调每个个体的重要性。从古典时代的起源一直到文艺复兴，又从文艺复兴到近代，哈耶克追溯了西方尊重个人的观念的演变过程：“随着商业的发展，这种新的生活观从意大利北部的商业城市向西、向北传播，在那些没有专制的政治权力窒息的地方扎根。”个人主义在英国和荷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里，“个人主义第一次得以自由地生长发育，并成为这些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
个人主义最重要的制度屏障是法治。哈耶克认为，对于社会的政治秩序而言，再也没有比法治更重要的了。不实行法治而实行人治的地方，人们不可能自由。在这样的地方，广泛的强制是不可避免的。在“计划与法治”一章开头，哈耶克指出：“将一个自由国家与一个专制国家清楚区别开来的特征莫过于，前者遵循我们称之为法治的伟大原则。撇开种种技术性细节不谈，法治就意味着，政府的所有活动都受到事先确定并公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能使人们比较确切地预见，在具体情况下政府将如何使用其强制性权力，也使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知识安排自己的个人事务。”这就是哈耶克所向往的社会制度的本质——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而是一个守法的社会。自由就意味着法律至上。
他心目中的最优社会秩序并不是基于下面的观念：即使没有政府和法律，社会也可以维持。事实上，他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说过:“对自由主义事业损害最严重的，可能莫过于顽固地坚持某种僵硬的经验法则，其中最重要的是所谓‘自由放任’原则。”他认为，政府并非生来即恶，问题在于需要引导它，使其束缚保持在最低限度。
古典自由主义并不像某些鼓吹它的人和反对它的人错误坚持的那样不需要国家。从哈耶克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自由最大化的社会并不等于“政府无所作为。国家到底是否应该‘采取行动’、‘进行干预’，根本就是一个错误问题，自由放任是非常含糊的概念，也是对自由政体的基础性原则的误导性描述”。“每个国家当然必须采取行动，而国家的每一步行动都涉及这样那样的方面。但这并不是关键所在。”“如果国家真的无所作为，则根本不可能合理地捍卫任何制度。”有些形态的组织机构是任何社会都必需的，事实上，它是每个社会的基本特征。
更进一步说，他并不反对制定新的政府、社会规则和规范，以建立或巩固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权，而正是这一点，人们一直有所误解。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之前发表的文章《自由与经济制度》中就清楚地阐释过这一思想：
我们可以“计划”一个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并宣布长期不变的普遍的规则体系，它可以提供一个制度框架，在其中，每个人该干什么以及如何维持生计都由个人自己决定。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设计一种体系，给予个人尽可能广阔的发挥其主动性的空间，并且最有利于个人实现有效协调。创造法律框架的这项任务是早期自由主义者无法完成的。他们以功利主义为基础证明了私有财产和契约自由的正当性，然后就觉得万事大吉，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具体的财产、契约法律。然而，下面一点应当是显而易见的：财产权的精确内容和具体限制是什么，国家如何及何时强制执行合同，需要像对待普遍原则一样予以更深入的具体分析。
同样，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提出：“自由主义主张尽可能充分地让竞争力量充当协调人们活动的手段，而并没有主张听之任之。其依据在于，自由主义者坚信，如果能够创造出有效的竞争，这种竞争就是引导个人的最好办法。自由主义者并不否认甚至要强调，为使竞争正常运转，也需对法律框架进行深思熟虑，不管是现存的法律规则还是过去的法律规则，都难免有严重的缺陷。”
哈耶克强调：“在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中，没有什么是静止不变的教条。组织事务的根本原则是，我们应当尽可能多地利用社会的自发力量，而尽可能少地诉诸强制。这条原则在具体应用时可有多种表现形式。深思熟虑地创造某种可使竞争发挥有益作用的体系与被动地接受现有制度，这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哈耶克的看法是，政府不能被动地接受社会中存在的任意一个规则。在他看来，政府应当改造社会规则，以使之有能力创造更广泛的竞争和自由。1945年，芝加哥大学组织他与两位和他唱反调的专题讨论组成员，就《通往奴役之路》进行了一场全国广播讨论，在这里，哈耶克最恰当地阐述了他对这方面的看法：
有两种互相对立的组织社会事务的方法：一个是竞争，另一个是政府指令。我反对政府指令，但我也想让竞争发挥作用……你在这次讨论中使用的“制订计划”一词太含糊了，近乎毫无意义。你似乎把所有的政府活动都称为制订计划，并且认为有人在反对一切政府活动。确实有很多人反对政府制订计划，但他们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根本就不需要政府。他们希望把政府限定在某些职能上……这里的讨论跟别的场合一样，一直非常混乱。我想指出的是，组织社会事务有两种基本的、非此即彼的方法。其中一种是依靠竞争的方法，而它如果要有效发挥作用，就需要政府从事大量活动以使其正常运转，在其不能正常运转的时候弥补其缺陷……我要强调的是，在你能够创造出竞争环境的地方，你就应当依靠竞争。我一直都在说，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应获得某种最低限度的收入。我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并不认为，竞争制度可以在法律体系没有得到有效的强制执行，并被明智地制定的情况下正常运转。
哈耶克追求的是人的自由。他认为，人们应当享受尽可能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与他开展讨论的两位分别是查尔斯·梅里亚姆和梅纳德·克鲁格，前者是芝加哥大学著名政治学家，后者曾是美国社会党副总统竞选人。梅里亚姆的传记作者是这样形容这场讨论的：“听众们一定被讨论者之间这么快就形成敌意弄糊涂了……他们不了解的是，在那天晚上录制节目之前进行的6个小时的准备性讨论就比平常的讨论火爆得多，节目一开始，梅里亚姆和哈耶克都没怎么遵守讲话时间规定。”
在辩论对手向他发出挑战后，哈耶克做出回应：“对你的话，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奇怪。你知道，你一直都在谈论那个古老的争论话题——政府应当采取行动，还是应当无所作为。而我在这本书中做出的全部努力就是，用一种新的区分替代这种古老而愚蠢的区分。我已经认识到，国家的有些活动是极端危险的，因此我的整本著作就是要区分正当的政府活动和不正当的政府活动。为此，我曾经说过，只要政府的计划是为了促进竞争，或者是在竞争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采取行动，就不应当反对。但我相信，除此之外的一切政府活动都是非常危险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秩序未必就是政府最小的秩序，而是竞争最大化的秩序，且必须具备价格、利润、私有财产、竞争性市场、交换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契约、法治等。
哈耶克充满激情地说，创造社会的中庸而终极的目标，就是让个人“有机会和平而自由地建造属于自己的小世界”。他的目标不是创建比构成它的个人更高级的集体性整体，而是实现“至高无上的自由理想和个人幸福”。
在1976年版《通往奴役之路》的前言中，哈耶克说，写完本书之后，虽然他“费尽周折要回到经济学领域”，却“身不由己”。他觉得，与以前研究的专业经济学理论相比，他“无意中触及的这个问题更具挑战性，也更重要”。而且，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说的很多话，也需要“澄清和详尽阐述”。于是，他踏上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