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影响
影响总是很难评估的。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引用密尔的话说：“每个时代都给人类一个教训，但这一教训却总是被人类遗忘，即思辨性哲学表面上看起来距离人们的生活是那么遥远，与人们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而事实上到最后，它却是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东西。”哈耶克本人也在《货币国家主义与国际稳定》中写道：“我认为，深入思考一切可能的选项，不仅是学院经济学家的权利，也是他们的职责，尽管现在看来它们距离实现还很遥远。”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的结尾他写道：“我怀疑自己是否高估了观念的长远影响。”他在“为什么我不是保守主义者”一文中说：“政治哲学家的任务只能是影响公共舆论。而只有在他不关心当下政治上可行的政策时，他才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他，引用马志尼的话说：“观念统治着世界和历史。革命不过就是一种观念从理论变为实践的过程。”哈耶克本人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写道：“经济理论家或政治哲学家的主要任务应当是操纵公共舆论，使今天看来在政治上不可行的政策，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
他最喜欢凯恩斯在其《通论》结尾处说的一段话，谈到自己的这本著作，凯恩斯自问：“这些观念有没有在可预见的未来实现的希望？哪怕只是为了大概弄清实践措施如何逐渐体现这些观念，也需要再写一本跟这本完全不同的书。不过，如果这些观念是正确的，笔者正是基于这一假设才动笔写作的，那么我相信，再过一段时间，对这些观念的争论就是多余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观念，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影响力都比人们通常以为的要大。这个世界确实是由少数人操纵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通常相信自己没有受任何思想观念的影响，而实际上，他们经常是某些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迷恋权力而将观念当作耳旁风的人，其实正在践行着若干年前某个蹩脚文人的胡思乱想。我相信，既得利益者的权力被夸大了，而观念潜移默化的力量则被低估了……不管是行善还是作恶，最危险的迟早是观念，而不是既得利益。”
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说：“长远而言，观念及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的发展。这种信念一直是自由主义信条的基本内容。”在这里他还提出，“如果只考虑政治哲学家的观念对现实的直接影响，则其影响确实可以忽略不计。但当政治哲学家的观念透过历史学家、舆论领袖、教育家、作家及各类知识分子的努力而成为人们的共识时，它们实际上就指引着历史的发展方向”。用这一标准来衡量哈耶克，他就一直希望并努力地指引社会的发展方向。
无论《自由宪章》在当时是否取得成功，或根据哈耶克自己的看法，没有取得成功，书中包含的很多观念都为美国人所接受。1964年与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竞逐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格的巴瑞·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就受到哈耶克的很大影响。戈德华特的传记作者李·爱德华兹说：“20年前，在戈德华特还是生活在凤凰城的一位年轻商人时，就读过哈耶克的书并受其影响。戈德华特提出，他所建立的政府‘将承担几项基本责任，即维护稳定的货币和财政环境，鼓励自由的、竞争性的经济，维持法律和秩序’…… 戈德华特最喜欢的总统是托马斯·杰斐逊，最喜欢的政治哲学家是哈耶克。”戈德华特曾在讲话中提到过哈耶克，在1988年的自传中则说，他就任参议员之初，“深受哈耶克教授的思想影响”。
戈德华特的《一位保守主义者的良心》（背后操刀者是布伦特·鲍泽尔）于1960年4月出版，仅比《自由宪章》的出版时间晚了两个月。该书的巨大成功证明了哈耶克曾提出的看法：《通往奴役之路》最大的优点是简明扼要，《一位保守主义者的良心》的篇幅只有《自由宪章》的1/8。最终这本书卖出了400多万册，使戈德华特一举成为美国保守主义的领袖人物。
尽管哈耶克与戈德华特使用的术语不同，但两者的哲学观点大体相同。戈德华特写到，“保守主义者”（哈耶克称为“自由主义者”）“认为，政治乃是实现与社会秩序的维系相容的个人自由之最大化的艺术。保守主义者首先要理解，行使自由需要建立秩序；如果他人可以阻碍一个人行使自由，则这个人就不是自由的”。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秩序是社会属性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秩序，就什么也别指望。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自由就意味着法律至上。
罗纳德·里根正是通过这次戈德华特的参加选战，才得以进入美国的政治圈。在1964年总统大选前一周，里根代表戈德华特发表全国广播讲话，里根说：“我们要么只能上升、要么只能下坠：上升即可实现人类的一代梦想，最终实现合乎法律和秩序的个人自由；下坠则成为极权主义统治下的蚁群。”有记者曾问道：“你在肩负领导职责时对你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家是哪一位？”里根后来回答：“我一向如饥似渴地读书，我曾读过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经济学著作。”跟里根关系密切的人士也研究过哈耶克。里根执政时期，在六大部门聘任的74位经济学家中，有20位是朝圣山学社会员。美国司法部前部长埃德温·米斯（Edwin Meese）回忆说，里根行政政府的高官中，受哈耶克思想影响的人物有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en）、格林·坎贝尔（Gleen Campell）、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还有他本人。他又回忆说，里根引用过哈耶克的著作，对哈耶克的思想比较了解。不过米斯又说，弗里德曼对里根政府的影响更大一些。
杰克·肯普（Jack Kemp）曾当选众议员，率先提出削减跨境贸易税的《肯普–罗斯税法》，1980年被里根政府采纳，1996年，他又曾是罗伯特·多尔（Robert Dole）的总统竞选搭档。他在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写信给哈耶克说：“您的著作，尤其是《自由宪章》，激发了我竞选国会议员的愿望。”里根政府的第一任行政与预算办公室主任戴维·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在描述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经济研究中。最后我成了哈耶克的信徒。”还有不少美国人都受到过哈耶克的影响，包括威廉·巴克利、弗兰克·梅耶（Frank Meyer）、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埃米特·泰里尔（R. Emmett Tyrell）、乔治·威尔（George Will）、共和党众议员汤姆·坎贝尔（Tom Campell）、荣·保罗（Ron Paul）、马克·桑福德（Marc Sanford）、达纳·罗拉巴切尔（Dana Rohrabacher）、约翰·卡西奇（John Kasich）、理查德·阿尔梅伊（Richard Armey）、参议员菲尔·格拉姆（Phil Gramm）及马萨诸塞州前州长威廉·威尔德（William Weld）。
在美国，对哈耶克的思想感兴趣的一般都是政治谱系中的右翼分子或自由至上主义者；在英国，左派也对哈耶克的思想产生了相当强烈的兴趣，正是通过德塞勋爵（Lord Desai）、约翰·格雷（John Gray）及雷蒙德·普朗特（Raymond Plant）等学院派学者的讨论，英国学院左派从历史的角度对哈耶克产生了兴趣。不过，在英国，对哈耶克的思想最感兴趣的也是右派，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是撒切尔夫人和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撰写过凯恩斯传记的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也对哈耶克的思想很感兴趣。
里根在他就任总统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谈到苏联政府官员时是这样说的，他们“公然地、明目张胆地宣称，他们所承认的唯一道德就是能够推进其事业的道德，也就是说，他们将继续维护他们犯罪、撒谎、欺诈的权利”，这句话其实借用了哈耶克的话。里根曾声称，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哈耶克也说过同样的话。哈耶克的理想是，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能够指引历史发展，而事实上，20世纪英美两国最重要的四位保守派政治领袖——里根、撒切尔夫人、戈德华特和丘吉尔——也确实都受过他的影响，尽管方式和程度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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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是因为财政原因才离开芝加哥大学的。他非常“担心我和我妻子年老后，这个职位所能提供的生活待遇问题：它要求我早早退休（65岁），退休金也很低”，按这个规定，他到1964年就该退休了。D·盖尔·约翰逊曾任职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他回忆说，哈耶克曾跟他谈起过退休的事。由于办理了离婚手续，他的生活花费比较高，每年都去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度假，所以哈耶克没有多少积蓄。他没有从《通往奴役之路》各种缩写本中得到过一分钱的版税，他也没有写过一本教科书，而这通常是学术界最赚钱的渠道。从20世纪40年代末一直到1974年获得诺贝尔奖期间，哈耶克从书籍出版中得到的版税没有一年超过5 000美元。关于这一问题，一位记者在1975年写道：“如果哪年达到5 000美元，就算很多了。”《通往奴役之路》刚出版两三年卖出了10万本，哈耶克得到3万美元，到20世纪60年代初，哈耶克每年从这本书重印中得到的版税已经很少了。
朝圣山学社会员拉尔夫·霍洛维茨（Ralph Horowitz）回忆说，哈耶克曾跟他讲过，在一起金融诈骗案中，他损失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尽管这有可能是在离开芝加哥之后）。哈耶克不靠写作生活，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他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教授的工资。他的最后一任、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秘书夏洛特·丘比特说，哈耶克有一次告诉她，他每次换工作都是出于财政原因。哈耶克谈到离开美国时也曾说过，他“非常喜欢美国的思想气氛”，“在美国，他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而在英国，这一感觉没有那么强烈。
在美国期间，哈耶克不仅仅在芝加哥大学任教。除了1950年曾在阿肯色大学待过一个学期外，1952~1953学年，他曾在哈佛大学教过政治经济学，1961年在弗吉尼亚大学也讲过课。在1968~1969年，他又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弗林特客座教授。在美国期间，他从来没有中断过与大众媒体的联系，他大大增加了自己在美国学术界的曝光率，从而有机会在美国进而在国际舆论上产生更大的影响。
谈到自己在芝加哥的岁月，哈耶克曾说：“在社会思想委员会，我跟经济系的同事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我非常快乐地度过了12年时光。维纳离开芝加哥大学，去了普林斯顿大学，但奈特还在这儿，我也很快就跟弗里德曼、斯蒂格勒成了非常投机的朋友。在芝加哥的这12年，我觉得非常快乐。”
弗里德曼说，与经济系其他教员不同，“无论是对他带的学生，还是对创办了《新个人主义评论》杂志的学者群体来说，哈耶克对他们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芝加哥大学，哈耶克的影响力非常大”。《新个人主义评论》在1961~1968年出版发行。弗里德曼又写到，《新个人主义评论》创办时，“它宣布信仰‘自由的私人企业，提出对政府权力最严格的限制’，提出要‘致力于人类的自由’，这些话就印在第一卷第一期的编辑开卷语中，当时，即使是在所谓的自由世界的国家，这种信仰也处于低潮。不过在当时，也有很多迹象显示，某种反对集体主义的思想正在形成，人们对古典自由主义哲学的兴趣又复苏了。尤其是朝圣山学社和个人主义者校际协会这两个组织加强了学者之间的交流，推动了这一复苏……个人主义者校际协会是在青年人群中活动。它积极推动在高校校园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群体中建立分会。每个分会的成员人数不多，但每个成员都很独立、正直、无私、视野宽广”。哈耶克在美国还参加过其他组织的活动，包括经济学教育基金会、费城学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后来则参加过传统基金会和加图研究院的活动。
拉美人士对哈耶克的兴趣可能受到了英语国家和德语国家的影响。早在20世纪50年代，一些拉美国家的政府官员就对哈耶克的思想产生了兴趣。阿尔瓦罗·阿尔索加雷（Alvaro Alsogaray）曾于1959~1962年担任阿根廷经济部部长，后任阿根廷驻美国大使，并创建了社会市场经济研究所。他在1968年写道：“我们已进入了斗争白热化阶段，政府目前的经济舞台就是以哈耶克提出的思想为基础的。”最近几十年间，大量拉美思想家和大学学者都受到哈耶克的影响。曾任朝圣山学社会长、来自危地马拉的曼努埃尔·阿亚乌曾称哈耶克是“拉美自由至上主义的思想火炬”。
哈耶克的儿子拉里本人也是朝圣山学社会员，他说，学社“完全”就是他父亲的“孩子”。20世纪50年代，学社实际上还处于羽翼未丰的阶段，未来是什么样子，还没有人知道。撰写学社历史并担任过学社主席的马克斯·哈特韦尔写到，早在1948年，“关于学社性质和规模及复兴和充实自由主义的恰当策略问题，会员内部就存在分歧”。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哈耶克的想法，有些人认为应该仅仅将其定位成一个严格的知识分子社团，不搞宣传，甚至不出版学报，也不发表会议记录。曾筹集资金并担任学社秘书的阿尔贝尔特·胡诺尔德想出版一份刊物，却总被哈耶克拒绝。1958年和1959年的会议分别在普林斯顿和牛津举行。哈特韦尔写道：“在这些会议上，学社内部开始闹分裂了。”
支持哈耶克、反对胡诺尔德的一派普遍认为，胡诺尔德试图阻止会员间的合作，而这种合作对于朝圣山学社这种不事张扬的社团变得更有效、更和睦是非常关键的。在1958年和1959年的会议上，胡诺尔德很少亲自出马安排讲话和会议议程，对此哈耶克发脾气了。两人的私人关系变得紧张起来。有人声称胡诺尔德将学社的部分资金据为己有。弗里德曼坚定地支持哈耶克，他在1959年写的一封论及学社面临问题的信件中说：“胡诺尔德违反规定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行为，已构成了对学社的挑衅，包括从事反对理事会的活动，未经学社主席同意擅自行动，事实上是故意违背主席的指示，侮辱和诽谤学社会员和资助召开这些会议的人士。”从学社创建时起，哈耶克和胡诺尔德就组成了一个管理团队，一位担任主席，一位担任秘书。
在1960年的会议上，双方摊牌了。哈特韦尔说，这场“冲突说明了，如果一小群彼此非常熟悉的人发生纠纷，那双方的敌意肯定会越来越大，因为每一方都觉得以前的朋友背叛了他。而且，如果对立的双方都是知识分子，那么他们就会用高超的口才争论不休，在你来我往的信件中非常仔细地争辩一些细枝末节。他们的信件既是博学的文章，也是律师的案情摘要。最后，如果纠纷涉及一些不管是权力还是策略的现实问题，那么冲突将进一步激化，大家就会不讲道理、失去理智。最后，双方的态度都越来越强硬，根本没有妥协的余地，必须以一方获胜、一方失败而告终”。哈特韦尔是这样评论双方在筹备1960年会议期间的往来信件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双方的信件篇幅越来越长，来往的频率也越来越快。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双方都越来越激动，互不相让，仿佛是在争论什么国家大事，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危在旦夕。”
1960年9月朝圣山学社的会议让哈耶克极为不满。在会前一个月，他向全体会员寄了一封信，宣布辞去主席职务，并称，“我不想再跟胡诺尔德博士担任秘书的学社再有任何关系”。在会上，哈耶克和胡诺尔德的盟友都试图为两人拉选票，乔治·斯蒂格勒是哈耶克的关键性盟友，他拉到了美国会员的支持。直到会议开幕后第三天，哈耶克才来参会。学社在管理问题上妥协了，选举威廉·勒普克（胡诺尔德的盟友）担任主席，胡诺尔德则失去实权，不再担任秘书，而成为副主席。胡诺尔德说，在闭幕会上，有人提议，大家感谢他和哈耶克对学社的贡献，他得到的自发的欢呼要比哈耶克多。
哈耶克根本没有出席朝圣山学社1961年的会议。这次会议最引人注目的是，同一天，学社成员分成三批开会，这意味着胡诺尔德和勒普克争取学社管理权的失败。勒普克本来希望胡诺尔德能在他之后担任主席。来自美国的会员最后共同决定，要么胡诺尔德离开学社，要么他们退出学社。1961年12月，胡诺尔德和勒普克都辞职了。1962年，支持他们的会员也宣布退出学社。1961年下半年，在胡诺尔德和勒普克辞职之前，哈耶克本已拟写一封致朝圣山学社全体成员的长达1万字的退出学社的声明，但后来并没有发出。哈耶克本来要宣布退出学社，因为它已经被他曾经信任的那两个人摧毁了。1964年，管理权风波尘埃落定后，哈耶克被选举为朝圣山学社名誉主席。终其余生，他都是学社的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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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写完《自由宪章》时，还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研究什么。詹姆斯·布坎南回忆说，哈耶克“于1961年1月来到夏洛特维尔，做了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他刚刚出版了《自由宪章》。他曾表示有意借这次在弗吉尼亚大学讲课的机会，回归经济学理论研究，尤其是继续以前关于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问题的研究……他宣布在一个名为“经济学理论新论”的大题目下，发表4次系列演讲，包括“经济学理论的对象”、“经济计算”、“经济学与技术”、“市场的信息传递功能”……这些演讲没有达到预期设想，至少按哈耶克教授自己的标准是失败了。他对自己早期关于知识与人的经济互动关系的分析进行了深入评析，听过这些课的人当然受益匪浅，但哈耶克没有能够超越他20多年前的研究水平；在回顾早期思想的形成过程时，他没有形成新的见解”。
在其学术生涯中，哈耶克思考的知识领域虽不断变化，但基本观点却并没有太大变化。事实上，自年轻时与社会主义决裂之后，他就几乎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尽管他的观点不断地发展。在晚年创作的论述凯恩斯思想的文章中，他说：“伟大科学家的思想都是沿着一个方向持续发展”——这大概也是哈耶克对自己思想发展历程的一种总结。
在1961年访问夏洛特维尔前后，哈耶克突患非常严重的抑郁症，后来诊断，部分当时没能及时发现的心脏病发作引起的。随后数年，他的抑郁症间歇性发作，大约从1969年起，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一年，他遭受了又一次似乎更为严重的心脏病发作（当时又没能及时发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4年，在他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
1962年秋天，哈耶克获得了联邦德国弗莱堡大学的教职。5月24日，个人主义者校际协会在四合院俱乐部为他和海伦妮举行了一次出乎他们意料的答谢晚宴。学生骗他说，请他来跟大家一起吃一顿晚饭。他的老朋友弗里茨·马克卢普也从普林斯顿赶来主持这次晚宴。
弗里德曼向哈耶克致辞，他说，哈耶克“成功地横跨在两个不同的领域”——科学知识领域和公共舆论领域，“而历史上曾经试图影响舆论的人，却很少有人能像他一样提出足以影响科学进程、透彻、渊博而又深刻的学术思想。很少有人能像哈耶克那样，对整个西方世界而不仅仅是对美国的观念，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乔治·斯蒂格勒也赞颂哈耶克。他说，哈耶克是“20世纪对其所处时代的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三四位学院派经济学家之一”，不过，他也抱怨哈耶克从来没有对经济思想史给予更多关注。斯蒂格勒在讲话最后说：“哈耶克夫人，我希望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督促您的丈夫，看看他在我觉得最有趣、也最迷惑人的领域，即关于学者的思想发展变化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哪些进展。”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当时在纽约大学任教，他发来了一封信函，在宴会上由人代为宣读：“我们不会完全失去哈耶克，他此后将到联邦德国（弗莱堡）大学任教，但我们可以肯定，他还会时不时地回到这个国家（美国）授课或参加会议。我们也可以肯定，在这次访问行程中，他会有很多话要对我们说。带着这种期望，我们可以把他要去的这座城市的名字看作一个好兆头：弗莱堡（Freiburg），‘弗赖’（frei）在德文中的意思就是‘自由’（free）。”
在答谢词中，哈耶克说，这12年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实际上，从他此前几乎每年都访问芝加哥大学算起，一共是17年。他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顺应自己的志趣，这种机会是难能可贵的。他得以将研究范围从专业经济学领域扩展到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更大范围的社会研究领域。对未来的经济学思想和实践的发展趋势，他既心怀忧惧，也充满希望。然后他说到《自由宪章》题词中的“不为人知的文明正在美国成长”，他说：“未来100年的道德观将由美国而不是其他国家来决定。”
FRIEDRICH
HAYEK
A Biogra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