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国际金本位制

哈耶克除了跟罗宾斯共同主持一个讨论课外，还有自己的讨论课。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曾在1937年和1938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做访问学者。他回忆说，哈耶克的讨论课“可能是经济学史上大家说话最有挑衅性的聚会。讨论课的主要内容就是全面而深入地告诉哈耶克，他为什么不对。有一次，哈耶克教授坐在他主持讨论课的那张小桌子前宣布：‘先生们，我上次已经说了，今天，我们讨论利率理论。’这时，尼古拉斯·卡尔多插话，批评利率概念本身就很‘荒唐’，并称‘这是贪婪的资本家的概念’。其他人七嘴八舌地议论。哈耶克耐心地听着，强忍着一言未发，直到下课”。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们跟其他系的教师多少有点儿隔绝。哈耶克回忆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家们自成一体。他们一点儿都不喜欢别人插手自己的事。在教授评议会讨论中发生冲突时，罗宾斯一般是我们这边的领导者，有时会得到法律系教授们的支持，我们与学院其他系的人进行斗争……经济系确实跟整个学院不太合拍，甚至可以说相当孤立。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不过，据我所知，学院刚创办的前30年，不是别人，正是埃德温·坎南开创了一种新传统。而大约在1930年，随着罗宾斯被任命为系主任，我也受聘至此，这个传统就发扬光大，成为学院举足轻重的一部分。”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员们与院长威廉·贝弗里奇的关系，是整个30年代大家议论的中心话题。珍妮特·梅尔长期担任贝弗里奇的秘书，后来又成为他的妻子，在贝弗里奇当院长时，她被公认为一股不受欢迎的势力。她已超出了正常退休年龄，贝弗里奇还想延长她的聘用合同。这惹恼了高级教职员工，比特丽丝·韦布在日记中写道：

（1936年）7月12日，乔塞亚·斯坦普和他妻子与我们一起过周末……紧急开会的原因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出现危机。斯坦普是董事会主席，据他说，董事会中的教授代表委员会发起了一场激烈斗争，反对贝弗里奇与梅尔的管理活动，用他们的话说，是独裁。梅尔女士今年60岁了，贝弗里奇却坚持延长她的聘用期，并威胁说，若不聘请她，他就辞职。罗宾斯和他的战友们，包括获得众多朋友支持的拉斯基等人，尽管对政治和经济学的看法各不相同，但在这件事上却团结一致，都反对延长聘用合同。他们威胁说，如果留下梅尔女士，他们就全体辞职。这还不是全部。外面掌握大权的人，大学督察员和向学院捐资的美国基金，也都反对继续聘用梅尔女士。我和悉尼尽管与贝弗里奇关系很好，也不想跟他闹翻，但我们也都觉得，这场危机必须尽快解决：梅尔女士必须走人。

梅尔和贝弗里奇最后不得不走人。

贝弗里奇身上还是有可爱的一面的。罗宾斯曾回忆说，有一次，他和妻子在维也纳，计划“晚上去见米塞斯，我们碰上了贝弗里奇。于是，三人一起去找米塞斯。米塞斯带来当天的晚报，上面刊登了纳粹在学术界搞第一次清洗的惊人新闻。米塞斯就问，有没有可能在英国为这些受害者提供一些职位。米塞斯肯定地说，这些人的遭遇只是个开端，显然，还会有更大规模的迫害。这是贝弗里奇表现得最伟大的一刻。就在当时，就在那里，他提出了一个设想，后来，这个设想就变成了著名的学术援助委员会”。

在学术机构中，不同观念之间总会发生冲突。阿瑟·刘易斯回忆说，整个20世纪30年代，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都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社会上的每种观点在教员中都能找到信徒，而两三个互相争雄的课程在同时介绍各自最热门的话题，那些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人享受了一场思想盛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典型的高材生是聪明伶俐的，但要跟上这么多互相冲突的观点，也要付出努力。他们也具有怀疑精神，因为他们必须不断去分辨似是而非的东西和真理”。罗纳德·福勒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生，后来成为教员，他说，30年代是一个“奇妙的时代”，是该学院经济学的“鼎盛时期”。

考察30年代英国经济学界的状况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全英国经济学家很少，地域上也很有限。用科斯的话说，经济学家当时只是个“小圈子”。整个英国当时可能只有50名全日制的学院经济学家，而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就有十来名全职教授、高级讲师、讲师，在牛津和剑桥各学院，数量相当或稍多一点。接下来可能就是曼彻斯特大学，有四五位经济学家。实际上，英国其他大学当时可能最多只有一位经济学教授和一位助教。牛津和剑桥都离伦敦不到60英里。

30年代的伦敦有几个经济学讨论班。滑稽的是，哈耶克和罗宾斯的讨论班就算是“大型讨论班”了，哈耶克经常在晚上举办自己（没有罗宾斯参加）的讨论课。休·盖茨克尔是一位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后来成为英国工党领袖，他跟哈耶克的老朋友、同样来自维也纳的保尔·罗森斯泰因–罗丹一起，在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只有一墙之隔的大学学院主持所谓的“粉红色讨论班”。伦敦经济学俱乐部也进行学术讨论，来自剑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的职务较低的经济学教师也举办了一个“联合讨论班”。

埃文·杜尔宾是一位信奉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讲师，后来成为议会工党委员，他的女儿伊丽莎白·杜尔宾忆及年轻经济学家们的这些聚会时说，这些年轻学者讨论理论问题的跨校论坛主要是“伦敦–剑桥–牛津联合讨论班，常来的年轻经济学家有杜尔宾、盖茨克尔、勒纳、希克斯、卡恩、斯拉法、琼·罗宾逊、哈罗德、米德；大人物们偶尔也会露上一面，包括凯恩斯、哈耶克或罗宾斯。罗森斯泰因–罗丹对一次聚会还记忆犹新，那次，他提交了一篇关于货币及其不同功能的论文，认为凯恩斯和哈耶克两人都不对，因为他们没有考虑时间因素及其对预期的影响。哈耶克做了一番冗长的答复，然后是凯恩斯，‘他站起来说，他完全同意，在下一本书中他会讨论这个问题’”。

30年代，哈耶克顽固地鼓吹实行真正纯粹的或同质的金本位制。“我是国际金本位制矢志不渝的信奉者。”《货币国家主义与国际稳定》（1937年）收录了他于30年代在米塞斯供职的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生院发表的演讲。在这些演讲中，哈耶克着手论证下面三个命题：一是在属于更广阔的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的一国境内单独管制货币数量，并没有合理根据；二是以为维护本国独立货币就可使一国不受外国发生的金融动荡的冲击，这种想法基本上是个幻觉；三是浮动汇率制度也会形成对国际稳定的新的、非常严重的扰乱。

经济学家马克·斯库森描述了这个“纯粹金本位的框架”：

我们首先要弄清我们所说的纯粹金本位制与19世纪、20世纪西方国家所实行的形形色色的伪金本位制之间的区别。即使是1815~1914年实行的古典金本位制，也具有某种程度的信用货币因素，即黄金是基础货币，但仍然发行纸币。

而真正的金本位制应具备下列特征：

1. 金块是正式的货币计量单位……

2. 黄金作为一般交换媒体流通……

3. 纸币、铸币、活期存款及商业机构普遍接受的种种货币代用品，都必须等价于发行货币的银行所储备的金币或金块的总量。因此，真正的金本位制要实行100%的货币发行准备制度，而不能实行部分准备，也不能开出没有黄金偿付担保的凭证。

4. 一国货币的币值就是由金块的重量决定的。因此，货币间的汇率就由黄金的重量决定。

5. 政府在货币发行过程中的作用仅限于保证金币的重量固定，并铸造金币，根本没有必要设立中央银行。

哈耶克提出的国际基础上的金本位制理论认为，这种金本位制能实现国家之间的供需均衡。如果一国的黄金产量小于其消费量，其货币供应就会下降，黄金会流出该国。货币供应下降反过来会导致该国通货紧缩，结果，该国的贸易平衡就会随着进口商品价格攀升、国产商品价格下跌而得到改善。

哈耶克认为，与全球一体的金（或其他商品）本位制相对立的，就是货币国家主义。在这种制度下，实现各国间供需均衡的，不是黄金在各国间的流动，而是币值的变化。在货币国家主义制度下，波动的是货币的外在价值，而不是内在的货币供应量与价格。

在《货币国家主义与国际稳定》中，哈耶克展示了一个世界完全由思想塑造的理念：

理论思考眼前的影响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对于塑造决定着目前货币政策的这些观念曾发挥过深刻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深深地相信，正是这类学术讨论，从长远看，会影响公共舆论，进而决定未来某个时代的实际政治……

必须有很多人在观念领域进行艰苦的研究，然后我们才有望奠定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基础……

我确实相信，从长远看，人类的事务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正是这种信念使我对这类思考给予高度重视，尽管这些思考对于眼前的事态所能产生的影响不大……

他是一个坚定的思想精英论者。上面一番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他信奉下面的看法：像他这样的人最终必然指导公共舆论和历史发展。从这一角度看，他是位伟大的道学家。他在追求公共利益时充满激情和献身精神。人们可以怀疑他早年技术经济学思想的实际后果，不管是其经验性描述，还是其规范性解释。但是，驱使他进行研究的乃是对公共利益的巨大兴趣，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而他身上具有强烈的知识精英主义倾向，也是无可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