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米塞斯

2000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被《自由》杂志推举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米塞斯于1881年出生在当时隶属于奥匈帝国的莱姆堡[3]。高中毕业后，米塞斯考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历史，毕业后参加过庞巴维克的讨论课。他出版的第一本重要经济学论著是《货币与信用原理》（1912年）。米塞斯十分厌恶通货膨胀，他简明扼要地提出了哈耶克后来深入发展的商业周期理论：增加货币供应的一个恶劣影响就是导致生产结构扭曲。

米塞斯也曾在“一战”时参军，战后，他任职于奥地利工业委员会，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1921年为哈耶克找到了第一份工作——担任一个政府机关的法律顾问。该职位主要负责起草终战条约的条款，以解决交战国之间在战前的私人债务问题。哈耶克精通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关于这一职务，哈耶克曾解释说：“熟练掌握三门外语，再加上法律和经济学学位，于是，我得到了这个收入相对来说很不错的工作。”

哈耶克特别喜欢讲他1921年去拜访米塞斯的过程，当时他拿着维塞尔写的一封推荐信，信中“把我说成一位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米塞斯看着我说，‘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我可从来没有在我的课堂上看到过你’”。“这基本上是事实。我曾去听过他的课，我发现，他极为反感我当时信奉的费边主义观点，而跟这样的人，我可不想套近乎。当然，后来的情形就变了……我们后来结成了深厚的友情。”哈耶克回忆说：“我在奥地利工作期间的前5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然后，他帮我创建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我当所长时，他担任副理事长。”

作为领导者，米塞斯是“绝对理想的人物，他特别照顾下属，除了他自己当时正在从事的研究外，他还时刻准备与我探讨任何经济学问题……几个月后，有一项任务重、责任大，但也有很大好处的工作需要找人做，他交给了我。于是，我就必须跟银行董事长、财政部部长之类的人物平起平坐，找他们商量事情。跟我这样的年轻人打交道，他们觉得有失身份。但是，一旦米塞斯坚信我能胜任这项工作，就完全不管成规或尊卑了”。

在哈耶克的学术生涯中，米塞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米塞斯把哈耶克推荐给纽约大学的精琦教授。如果没有米塞斯的协助（包括给他涨工资），哈耶克恐怕去不了美国，也不可能继续待在一个与学院经济学靠得很近的经济学专业领域。而比这些实际生活中的帮助更为重要的是米塞斯对哈耶克思想上的启发。不论是与米塞斯的交流，还是参加米塞斯的“私人讲习班”，这些都对哈耶克的思想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哈耶克拿到法律学位后，与后来成为美联储委员的同学J·赫伯特·冯·菲尔特一起组织了一个研习组——Geistkreis（“思想”或“精神团体”，也许最恰当的译法是“精神兄弟会”）。研习组的成员大部分是犹太人，他们每月搞一次聚会并进行讨论。

研习组成员中有不少本来就是或后来成为米塞斯私人讲习班的成员，包括马克斯·明茨，他后来到了美国并成为历史学家；埃里克·沃格林，政治哲学家，执教于维也纳大学，后来也到了美国；艾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学家、哲学家；沃尔特·弗勒利希，历史学家、律师，后来成为马奎特大学教授；费利克斯·考夫曼，哲学家、法学家，后任教于纽约社会研究新校。还有戈特弗里德·哈伯勒，他后来成为经济学家以及维也纳大学、哈佛大学教授；奥斯卡·摩根斯坦，经济学家、博弈论先驱，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弗里茨·马克卢普；弗里德里希·恩格尔–雅诺西，历史学家。哈伯勒和马克卢普后来都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此外，参加研习组的还有艺术史学家奥特·贝尼希和约翰尼斯·怀尔德，音乐理论家和律师伊曼纽尔·温特尼茨，心理分析学家罗伯特·韦尔德尔。

奥地利经济史学家埃阿蕾娜·克拉维尔曾比较过这个研习组与米塞斯的讲习班，她说，尽管“米塞斯的讲习班与哈耶克、菲尔特创建的研习组的成员多有重合，但后者更能满足那些具有广泛兴趣的学者们的需求”。菲尔特保存着一份讨论课题计划表，从中可以看出，研习组十来年讨论过的问题非常广泛。他们曾专门讨论过文学、文学中的人物、绘画、音乐史、通史和政治哲学。根据经济学家斯蒂芬·伯姆对比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维也纳知识史的研究，他认为研习组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讨论群体，最重要的任务是捍卫思想自由的理想，他们（菲尔特和哈耶克）认识到，这种自由在他们参加的奥特马尔·斯潘的讨论课上经常被践踏。与米塞斯的讲习班截然不同，这个研习组特别要求提交精心阐述、准备充分的论文。这里的惯例是：发言者通常不谈论自己专业领域的话题”。

历史学家恩格尔–雅诺西在其自传中谈到过这个研习组。他说，由于哈耶克和菲尔特对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家斯潘不满，所以才组建这个研习组，他们试图使其囊括各个学科的年轻人，而不仅仅是经济学家。

哈耶克形容研习组是个“年轻人组成的研讨群体。米塞斯跟这个小组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小组是在私人家中举行的，“一家一家轮流做东——一般是在晚餐后。我记得我们一般只提供茶和三明治。大家围坐成一圈，有时围着一张桌子。经常来参加的人也就不到10位或11位”。由于“当时的社会传统”，这个小组成员全是男性。考夫曼同时还是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圈子中的一员，这使该研习组成员也能“了解那里的动向”。而由于排斥女性，一位年轻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玛塔·斯特菲·布洛内就曾用批判的口吻谈到这个研习组。

1923年年初，哈耶克从维也纳大学获得第二学位，紧接着在3月就去了美国。他的第二学位是大学新设立的政治科学学位。他的学位论文彻底追溯财货的价值，这让维塞尔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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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4年5月从美国回国之前，哈耶克在思想上并没有受到米塞斯多大的影响，但此后，他开始参加米塞斯的讲习班，受其影响较大。而从1921年10月开始在米塞斯手下工作到1923年3月去美国，哈耶克仍旧在大学学习，是维塞尔的学生。

哈耶克评论说，后来，米塞斯成为自己思想发展的“主要领路人”，其学术兴趣“受到他的很大影响：对货币和工业波动的关注，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兴趣，都是在他（米塞斯）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米塞斯影响哈耶克的另一领域，是他强调终极知识源于内心的哲学方法论。在这方面，哈耶克也受过维塞尔的影响。维塞尔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这种看法，而哈耶克在其早年基本上都信奉这种认识论，维塞尔说：“我们只能从外部观察自然现象，但我们可以从内部观察我们自己。理论经济学家没有必要为缺乏自然科学中的精确观察工具而绝望，包括经济学理论在内的实践科学可以做得更好。经济学理论不用费劲地用一长串推导去证明一个规律。在这些学科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听到发自内心的、绝不会出错的声音所传达的规律。”米塞斯也说过：“我们对于自己和他人行为的了解，是以我们自己熟悉的行为范畴为依据的，我们除了应理解他人的行为之外，还需借助自我观察和内省。如果我们不怀疑我们所感受的事实，那就更不应怀疑这种内省的洞察力。”

米塞斯在其他一些领域也对哈耶克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包括：

研究方法

我的著作（指《社会主义》）是一次科学的探索，而不是政治。我分析了最基本的问题，而且尽可能排除当今经济和政治斗争的干扰。

态度与纲领

大多数人确实没有能力跟上思考的艰难步伐，无论什么样的学校教育，都无助于那些连最简单的命题都无法透彻理解的人去理解复杂的命题。但恰恰因为他们不可能自己进行思考，所以群众总是追随我们称为“受教育者”的人士的领导。只要争取到这些人，我们就胜券在握了。

最主要的社会主义者都是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骨干是他们，而不是群众。

哲学

文明的人类将被摧毁还是避免这场大灾难，是在未来几十年将采取行动的几代人应当关注的问题，因为决定命运的正是他们行动背后的观念。

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只有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念能够打败全权计划体制的观念。如果我们打败了全权计划体制的观念，如果人们终于认识到生产资料私人所有之必要性，那么，全权计划体制就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

米塞斯在其巨著《人的行动》（1949年）中列举了他认为错误的经济命题，之后他说：“对这些错误看法，应对之道只有一条：毫不松懈地寻求真理。”

在米塞斯的所有著作中，对哈耶克影响最大的当属192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有人曾问哈耶克，哪些书对他影响最大，哈耶克回答说：“无疑有两本书，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和米塞斯的《社会主义》。”1978年，哈耶克在为新版《社会主义》撰写的前言中写道：

《社会主义》第1版出版时，其影响力可谓深远。它逐渐但又从根本上改变了很多“一战”后重返大学校园的理想主义青年的世界观。我很清楚这一点，因为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当时觉得，生养我们的文明已经崩溃，因此决心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是这种重新构造社会的愿望，使我们中很多人选择研究经济学。社会主义承诺会满足我们对一个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的期望。就在此时，这本书问世了。我们的希望被击碎了。《社会主义》告诉我们，我们所期望的改革完全走错了方向……

我看到这本书时非常惊讶，因为据我所知，他（米塞斯）根本没有空余时间从事学术研究。

遇到米塞斯后，哈耶克的世界观并没有立刻从费边社会主义立场转向自由市场立场。这是一个费时几年的转变过程，甚至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哈耶克仍肯定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

对于米塞斯对哈耶克专业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人们有所争论。哈耶克自己说过，他到米塞斯手下工作时，米塞斯就以反对通货膨胀著称。如前文所述，哈耶克曾强调指：“我见到米塞斯时，他已经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了，但我是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另一个分支接受的训练，他逐渐把我从这个传统里拉出来，不过，他并没有把我完全拉出来。”在去纽约之前，哈耶克在米塞斯手下工作了大约16个月。在这期间，哈耶克基本上还是在维塞尔的指导下撰写学位论文的。哈耶克也说过，他是在纽约研究货币政策和产业波动期间提出了自己对商业周期理论的看法：“正是在研究美国货币政策的过程中，我发展了自己的货币波动理论。”

米塞斯并没有像哈耶克那样，发展出完整的商业或经济周期理论。哈耶克在谈及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的演变过程时说：“24岁那年从美国回来，当时我写了一篇论述美国货币政策的文章，提出了不断扩张的货币政策将导致资本密集产业的过度发展，并最终引发危机的观点。我起初以为自己只是在重述米塞斯的学说，而哈伯勒却对我说，‘这是需要解释解释的’。于是，我平生第一次在这篇文章中加了一个很长的脚注，最后却成了我解释产业波动的一份大纲。”在为重版早年发表的经济学文章撰写的导言中，哈耶克又说：“我自己的观念的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也许值得一提。在写草稿时，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在运用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理论。然而，在我写完第一稿后，我们研习组的一位成员却对我说，我运用的理论在米塞斯已出版的著作中，找不到足够清晰的表述。”哈耶克的那条脚注是这样开头的：“过低的利率会给经济体中的私人部门带来某种好处，这种好处越大，其生产离消费阶段就越远。”他认为，人为压低利率的后果是“高级财货”——时间上更靠前的资本品——“将畸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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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私人讲习班的成员都是已经从维也纳大学毕业的人士。哈耶克回忆说，从美国回奥地利之前，“显然，人们觉得我不够成熟”，还没有资格参加讲习班。这个私人讲习班完全不同于大学的那个研习组。自1924年回到奥地利，哈耶克就一直坚持参加讲习班，直到1931年离开维也纳前往伦敦。这些水平较高的人士讨论的都是经济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这些讨论是当时维也纳最精彩的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研讨活动。

顺便说一句，米塞斯身材矮小而结实。后来在回顾这些聚会时，米塞斯称其“主要学术成就”就是私人讲习班。“讲习班始于1920年，从当年10月到次年6月，这些年轻人每两周聚一次。我在商业委员会的办公室比较宽敞，足以容纳20多个人。聚会通常是晚上7点钟开始。在这些聚会上，我们不是那么很正式地讨论经济学、社会哲学、社会学、逻辑及人类行为科学的认识论等领域的所有重大问题……所有人都是自愿参加的，完全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他们刚来时还是我的学生，几年后就都成为我的朋友。”

戈特弗里德·哈伯勒也在米塞斯手下工作，而且是哈耶克的好友。他回忆说，米塞斯“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其他人则围着他。讨论会一般先传阅米塞斯自己的论文或其他成员写的有关经济政策问题的论文。社会学，尤其是马克斯·韦伯及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大家喜欢讨论的主题。讨论非常热烈，一般要持续到晚上10点。每到这时，大家就漫步到附近一家意大利餐馆。在那里，大家继续讨论不那么重要的理论问题，然后再聊一些更加轻松的话题。到了11点半左右，意犹未尽的成员们回到维也纳大学对面的金兹特勒咖啡馆，当时，维也纳的经济学家特别喜欢到那个地方聚会。米塞斯属于能熬夜的人，他经常去金兹特勒咖啡馆，总是最后一个回家，一般都是在凌晨1点以后。而第二天早上9点，他仍然精神饱满地到办公室上班”。

据弗里茨·马克卢普的记录：“讨论主题都是由成员们自己选择的，尽管每年要讨论的问题的范围会事先确定。比如，这一年讨论方法论问题，下一年讨论经济和货币政策问题。在每次讨论活动中，米塞斯都会拿出一大盒巧克力糖果，所有人都兴高采烈。”马克卢普回忆说，从咖啡馆出来，讨论也不一定结束，“到凌晨1点，仍然有一些人会去散步，继续探讨整整一个晚上也没弄清楚的问题”。

恩格尔–雅诺西强调说，在米塞斯的讲习班中，除了涌现出米塞斯、哈耶克、哈伯勒、马克卢普、摩根斯坦等后来成名的经济学家外，还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哲学家，比如考夫曼、许茨、沃格林等。恩格尔–雅诺西称讲习班的主题为“理解人的理解活动”，在他看来，这个讲习班是“精确思考的养成所”。恩格尔–雅诺西还回忆说：“米塞斯对他的讲习班颇感自豪。”他指出，米塞斯不是一个权威主义者，他没有规定什么政治路线，“其他人也可以驳斥他的矛盾之处”。恩格尔–雅诺西补充说，米塞斯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毫不妥协的”，米塞斯坚持的是在维也纳很不流行的政治和经济学观点。

哈耶克解释说，这些研讨活动并“不是某人传道授业，而是由一位年长的朋友主持的讨论会，而对他的观点，并不是人人赞成。大家经常讨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偶尔也会讨论经济学理论问题（而主观价值论则是不需要讨论的）。即便是讨论经济政策问题，一般都会从不同的社会哲学对这些政策的影响的角度展开”。哈耶克说，这个私人讲习班的主题包括经济学，但讨论经常会转向一般的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米塞斯的私人讲习班是哈耶克曾经参与过的三大研讨活动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联合主持的讨论课，以及他自己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主持的讨论课。谈及米塞斯，哈耶克说，尽管“声望很高，但他是个非常宽容的人。只要对知识感兴趣，任何人都可以去参加他的研讨会”。

成立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的想法是哈耶克在美国时想到的。研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经济学思想史的学者保罗·西尔弗曼曾说，哈耶克在美国的那段时间“确实大大拓展了他对经济学的经验研究的了解。回到维也纳后，哈耶克向米塞斯汇报了自己的经历，请求他考虑在奥地利创办一家现代的经济研究机构。米塞斯对此有一些疑虑，因为这类研究具有排斥理论的天真的经验主义色彩，也可能鼓励在经济学研究中盲目模仿自然科学的技术，而这些，都是米塞斯非常排斥的”。不过，西尔弗曼接着写到，1926年，米塞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在美国巡回演讲好几个月，他本人也得以了解在美国逐渐发展起来的研究新技术。最后他得出结论，建立一家研究所，至少运用其中某些技术，会对奥地利经济生活起到促进作用。于是，回国之后，他就开始为建立这一研究所积极奔走”。这家研究所于1927年元旦正式成立，由哈耶克出任第一任所长。研究所广泛收集数据，在其月刊上发表统计数据，也定时出版系列丛书。

最初，哈耶克只有两位秘书帮忙，慢慢地，人手越来越多。几年后，摩根斯坦加入研究所，成为第二位专业研究人员。哈耶克回忆说，米塞斯“没有干涉”过哈耶克的管理工作。哈耶克又说，他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不过，米塞斯帮了很大的忙。他知道如何筹集资金，如何合理使用资金。至于具体工作，他根本无暇过问”。哈耶克刚从美国回来时，米塞斯试图为他在商业委员会新设一个研究岗位。在事实证明这个想法不可行后，他们就开始构思成立研究所的计划。

1926年8月4日，哈耶克娶了第一任妻子，出嫁前名叫海伦·贝尔塔·玛丽亚·冯·弗里奇（大家都叫她“赫拉”）。她当时是内政部的秘书。哈耶克觉得她很像自己的第一位情人。哈耶克与第一任妻子育有两个孩子——1929年出生的克里斯蒂娜·玛丽亚·费利西塔斯，1934年出生的劳伦斯·约瑟夫·海因里希。20世纪30年代中期，哈耶克一直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就要守在奥地利了。

研究所成立时，哈耶克刚结婚，研究所的创建给他带来了特别的好处。米塞斯第二任妻子玛吉·米塞斯的回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研究所和哈耶克与米塞斯的关系。她说：“路（米塞斯的昵称）之所以创办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不仅仅是因为他觉得这对奥地利国家有益，还因为，据路的秘书说，‘他得帮帮哈耶克，让他的生活有个不错的起点’。”玛吉·米塞斯也回忆说：“哈耶克教授告诉过我，他参加路的讲习班时，路会要求他到自己家中吃午饭或晚饭。长餐桌永远那么干净整洁，路坐在一边，他坐在对面。哈耶克教授还说，冯·米塞斯夫人（米塞斯的母亲）‘从不参与我们的谈话，但我们总能感觉到她就在那里’。”

1924年从美国回到维也纳后，哈耶克着手将自己在美国的研究扩充为一本论述货币理论的专著，希望以此获得维也纳大学的任教资格。他对理论问题最感兴趣，但人们“主要欣赏的”却是他“对具体事实的了解，对统计技术的精通，这是他在美国学到的，而对当时欧洲大陆的各国来说，这些都相当新鲜”。20世纪20年代后期，有人邀请他填补马克斯·韦伯主编的《社会科学的基础》丛书中的一个空白——货币理论。哈耶克开始相信：“一本讲述货币理论与政策的教科书，要想让人满意，就需要一篇很长的导论，描述这些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他在维也纳的最后两三年，在研究所业务和后来讲课之余的空闲时间，都被用来“集中研究有关货币的文献。接到伦敦大学的讲座邀请时，他刚刚写完前四章，从17世纪到18世纪”。

哈耶克的父亲在1928年因肾病去世，年仅57岁，他是因为进行植物学探险时血液被感染而患上肾病的。哈耶克回忆说，父亲在世的最后几年，他的父母有一间“非常漂亮的房子”，是“维也纳上流学术界的跳舞中心”。有一篇讣告是这样形容奥古斯特的：“如果我们审视他一生献身科学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只能钦佩他那旺盛的精力、他的多才多艺、他一本接一本地出版专著的速度。如果说他的研究略显肤浅的话，这并不是因为他不仔细或不严谨，而或许是他总是匆匆忙忙的结果。”

从1929年到他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年，即1931年，哈耶克是维也纳大学经济学专业的“编外讲师”。他向往学院生活，而从不领薪的编外讲师做起，或许将来可以获得一份全职教授职位。从学生那里得到的讲课费也就刚够坐车的花销。他跟哈伯勒、摩根斯坦一起开了一门很受欢迎的生产理论讨论课。

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年，哈耶克的研究课题之一是房租控制，这使他看清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消极后果，这一研究最终形成了多篇论文。他也积极参与奥地利全国经济学会的活动，旨在为来自维也纳大学和米塞斯圈子的经济学家们提供一个论坛。维也纳大学的一些年纪较大的经济学家对米塞斯有敌意，部分是因为他们具有反犹主义倾向。哈耶克是全国经济学会的秘书，米塞斯是副会长。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挚友莱昂内尔·罗宾斯曾谈到过奥地利全国经济学会后来的发展过程。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后，继承了维塞尔在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的汉斯·迈尔“最能保持尊严的做法就是关闭学会，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把犹太会员从著名的全国经济学会中开除，这将是他永生难忘的莫大耻辱”。

哈耶克生活在奥地利文明的黄昏时代。他的青年时期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个不同寻常的时代。当米塞斯以92岁高龄于1973年去世时，哈耶克在讣告中评论说，米塞斯的“悲观主义常使他得出一些预言，他并不希望这些预言应验，但最后却总是一一应验”。马克卢普回忆说，早在1927年，米塞斯就“预言，自由正在奥地利衰亡。他十分肯定地说，我们所有人都将不得不背井离乡”。

在“一战”前后的几十年中，维也纳是否达到了其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巅峰状态，这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专门研究奥地利思想史的威廉·约翰斯顿指出，维也纳的例子“告诉我们，时间会抹去记忆而不是保存记忆”。哈耶克晚年谈到他年轻时所了解的维也纳思想的活力时说：“这一切现在都不复存在了。”他回忆说，1932年9月，他回过一趟维也纳，当时，“一大群来自各个专业领域的同人聚会，米塞斯突然问大家，这会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大家起初都觉得有点儿奇怪，米塞斯解释说，再过12个月，希特勒就会掌权。当时大家都不相信，一笑了之”。

[3]　莱姆堡即利沃夫，现在是乌克兰西南部城市。——译者注

FRIEDRICH

HAYEK

A Biogra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