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成名
1944年3月，《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后广受好评。当时，战争尚未结束，但纳粹德国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哈耶克后来描述该书在英国大受欢迎的情形时说：“对于《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的成功，我的感觉只有一个：心满意足。”尽管英国人的反应跟美国人的反应大相径庭，但“发行量却不比美国少……总的来说，这本书已受到应有的关注，我心目中的那些读者们也确实认真地思考着我提出的观点”。《通往奴役之路》使哈耶克在英国成名，各大报刊、杂志都争相发表书评，首次印刷的2 000本在几天之内就销售一空。研究英国思想史的专家理查德·科克特说，出版这本书的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决定立刻加印1 000本，在“随后的两年里，公众仍有巨大的需求，而出版社方面却总是无法全部满足”。因为战时纸张限量供应，劳特利奇出版社无法大批量印制。当年（1944年）夏天，哈耶克曾抱怨说，这本书到了“奇货可居”的程度。
有一个小问题，哈耶克出版这本书到底希望达到什么目的或什么效果呢？1943年5月30日，他写信给劳特利奇出版社，称自己已写完一本“半通俗的”作品；但哈耶克于同年8月9日寄过去的另一封信可能更重要，他说：“我尽可能地努力工作，好让这本书早一点儿面世。因为我觉得，有很多迹象显示，社会风气正在发生变化，这有利于人们接受这类著作。我现在特别着急，希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不过，这可能只是作者用来说服出版社的推销语。在1945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哈耶克提到，他曾估计，如果能有几百人读这本书就很不错了。
1943年11月，他再一次给劳特利奇出版社寄了一封信，里面装有“本书的12条要点”。他在信中说：“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觉得这些要点太偏激了。不过，给这本书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后，我还是有点儿犹豫，‘是去偷一只羊，还是去偷一只小羊羔’。不管怎么样，反正我觉得自己说的是正确的。”这些要点是：“当我们有意识地按照高尚的理想塑造我们的未来时，是不是存在一个更大的悲剧，即我们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我们所追求的目标的反面……极权主义是一个新词汇，我们用它来描述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但这种现象与我们称为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我们不严格地限制权力，甚至不惜偶尔妨碍我们利用它去实现可取的目标，那我们就永远不能防范权力的滥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忘记了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最重要的保障。”
哈耶克认为，英国社会主义学者芭芭拉·伍顿的反应体现了英国人对这本书的典型态度。伍顿说：“我本来是想指出你已经指出的那些问题的，但既然你已把这些问题夸大地提出了，我就只能转而反对你了！”哈耶克回忆说：“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几乎一致认为，这本书确实是我出于好心写的，提出了他们自己业已考虑的一些问题。”在英国，人们普遍认为，这本书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严正反驳，而不是哗众取宠，尽管大家觉得这有点儿危言耸听。
关于《通往奴役之路》，凯恩斯给哈耶克写过两封信，一封是在他读这本书之前，一封是读过之后。第一封信写于1944年4月4日，凯恩斯感谢哈耶克送给他一本《通往奴役之路》。他说，这本书“看起来很吸引人。对我而言，似乎是苦口良药……有些东西是有用但不好看”。
1944年6月28日，凯恩斯再次就《通往奴役之路》致函哈耶克：
亲爱的哈耶克，旅行途中我有时间拜读了你的大作。在我看来，这本书很棒。我们有最充分的理由感激你这么精彩地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你大概不会指望我接受这本书中的经济论观点，但从道德和哲学角度，我确实完全同意本书的观点；不仅是同意，而且是深表赞同……
对这本书，我确实只有一个严肃的批评。你在不少地方都承认，关键是线画在哪里的问题。你也同意必须得画出一条线来，因为逻辑上走极端是不可能的，但对于这条线到底该画在哪儿，你却语焉不详。我和你画出的线可能确实不在同一个地方。根据我的看法，你过分低估了中间道路的可行性。不过，只要你承认了走极端是不可能的，那就必须画出这条线，而根据你的观点，却画不出这条线来，因为你一直要说服我们相信，只要向计划指令的方向移动一寸，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最终必然会滑向悬崖。
那些一向对哈耶克的观点不以为然的人，比如乔治·奥韦尔，也对这本书发表过评论，他说：“哈耶克教授的批评很有道理。对于下面这一点，人们并没有经常说到，至少说得不够多：集体主义本质上就是不民主的，并得到了西班牙宗教裁判那些暴虐的少数派做梦都得不到的权力。”阿瑟·塞西尔·庇古补充说：“不管我们是否同意哈耶克教授的观点，凡是认真读过这本发出热切的、令人赞叹的呼吁的著作的人，恐怕没有谁会无动于衷，没有谁不被他的论证触动，更不会有谁在读完这本书后，对这位作者竟没有一丝尊重和同情。”理查德·托尼也评论说：“哈耶克教授的著作是用真实的感情和值得尊敬的诚挚写成的。他的诚实和才能是毋庸置疑的。”
哈耶克曾说过：“这本书在美国的命运与在英国时截然不同……”《通往奴役之路》在美国出版的历史及哈耶克对这一过程的回忆是很有趣的。在该书1956年版本的前言中，哈耶克写道：“我写这本书时，从来没想过它能引起美国读者的兴致。我20多年前曾在美国生活过，当时我是一名研究生。而在这20多年间，我对美国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不是很了解。我无法确定，我的观点跟美国人的生活有多大关系。所以，当这本书被美国的三家出版社拒绝后，我并不惊奇。”然后他又在一个脚注中说：“我当时并不知道，但后来向某家出版社推荐这本书的人承认，该出版社之所以拒绝出版本书，不仅是怀疑它会在美国取得成功，更是由于政治偏见，这种偏见甚至达到了一定程度：这家出版社认为，这本书‘不适合由一家有声誉的出版社出版’。”
《通往奴役之路》在进入美国市场的过程中是不是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压制？哈耶克得出这一论断的证据出自两段话，一段出自威廉·T·库奇（William T. Couch）的文章，一段出自米勒自己的著作。米勒在1949年出版的《书籍产业》一书中，谈到大学出版社越来越多地从事“商业性出版活动”，也就是说，其图书不仅面向学术界的消费者，也面向更广阔的市场。“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并推销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这是一本轰动全国的书籍，但以前有好几家著名的商业出版社却拒绝出版，尽管它们充分意识到了这本书的销售前景。”
几年后，库奇写了篇名为“自由主义者的暗中审查”的文章，并写信给米勒查证其在《书籍产业》中令人费解的评论。米勒回应说：“你在问我，我是否暗示这本书不适合由一家有声誉的出版社出版，我的回答是，那是我说的话，而不仅仅是暗示。当时，凑巧我自己有机会向那家出版社说，我正在读那部手稿；当时，我也有机会跟那家出版社说，我觉得那本书会畅销。尽管我建议出版那本书，但它们拒绝了，并且很得意。我本来就觉得它们会这样，后来果然应验了。”换句话说，《通往奴役之路》是因为政治原因而不能出版的说法出自米勒之口，而且正是米勒本人向出版社建议出版《通往奴役之路》。
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谈到过当时占据主流的思想氛围。有人曾问弗里德曼：“有迹象表明，1956年《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曾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你觉得有这么严重吗？”弗里德曼说：“对此我一点儿都不怀疑。你们不知道1945~1960年甚至20世纪70年代的舆论氛围。我经历过那段艰难岁月，我简直不知道如何形容它，因为说出来实在不会有人相信。我们都有同样的经历。我在1962年出版了《资本主义与自由》，而该书早在17年前就已经创作完成了。这本书现在已经卖到了近百万册，但除了《美国经济学评论》外，美国报刊没有一家对它做过评论。在那个时代，给《资本主义与自由》写书评是不可想象的，而我还是芝加哥大学的全职教授，在当时的学术界也算很有名了。一本和当时的主流观点唱反调的书是不会有任何报刊发表书评的，《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等都不可能……是的，这一经历就能充分说明当时的思想氛围。”
当时，米勒只是美国出版界一位毫不起眼的人物，是一家出版社的特约审稿人。米勒在《书籍产业》中也提到了，为什么出版社有很多理由拒绝出版某些书籍。他特别提到了大学出版社，他说：“商业性题材能有多少盈利，没人知道；大多数这类书跟其他一般商业性书籍一样，都有可能亏损。”
我们无法断定《通往奴役之路》最初是否真的因为政治偏见而在美国遭到出版社拒绝。两家美国出版社——麦克米兰和哈珀在退稿信中说：“哈耶克教授游离于当代美国和英国的思想潮流之外，”而“这本书也过于臃肿，他说的那些东西其实只用一半篇幅就能说清楚。而且，本书完全是否定性的，让读者根本无从考虑应该信奉什么样的思想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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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4月，《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一个月后，哈耶克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与美国其他几家出版社的谈判是在几个月前进行的，当时这本书还没有在英国出版，因而它在美国能否受欢迎，当时没人能说得清楚，哈耶克本人也没有预料到。而且和英国一样，美国战时实行的纸张定量供应也限制了出版社的出版决策。
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委托审稿的人士这样评价这本书：
第一，……精湛的论述……书中探讨的问题都具有极高的思想和学术水准……这是一本精湛的著作，但视野有一些局限性，有点儿一边倒。我怀疑它在美国是否会有广阔的市场，或者是否能改变很多读者的立场……
第二，迄今为止，自由企业的鼓吹者和反对者之间的辩论并没有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哈耶克的著作可能会在美国掀起一场具有更高学术水准的大论战……这本书几乎完全是批评性的，缺乏建设性。它的论证思路是非此即彼，没有妥协的余地。作者写作时充满激情，本书具有伟大的教条主义者的极端清晰性。哈耶克真诚地相信别人持有某种危险的观念，而这些人却没有察觉。他怀着充满爱意的焦灼心情，对他的同胞发出了警告。
研究自由史的历史学家吉姆·鲍威尔（Jim Powell）曾简单描述过《通往奴役之路》在美国的出版过程，他说：“哈耶克授权当时在华盛顿工作的弗里茨·马克卢普去找一家美国出版社，但没有成功。他把一份劳特利奇出版社的校样拿给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阿伦·迪莱克托教授（Aaron Director），他在1943年结识了哈耶克，当时两人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书。迪莱克托把校样转交给弗兰克·奈特……显然，奈特又把它交给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威廉·库奇，一位同情古典自由主义的人，他同意出版这本书……当时出版的是小开本，4.875英寸(约合124毫米）乘以6.75英寸（约合171毫米）。”
1944年9月18日，《通往奴役之路》的美国版正式出版，距离英国版出版已有半年。和在英国一样，首印量也是2 000册，而英国的图书市场要比美国小得多，英国人也没有美国人富裕。1945年《哈泼斯》杂志的一篇文章说，这“充分说明，出版社最初将它定位为一本面向学者的严肃的学术性著作”。这本书基本上是一本学术性著作，是针对英国读者写的，讨论的是英国问题，又是出自一位在美国根本无人知晓的奥地利学者之手。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约翰·斯库恩（John Scoon）回忆说，出版社准备出版《通往奴役之路》时，向哈耶克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即采取“特定的办法让它看起来适用于美国，而不能只是一本读者范围局限于英国的书”。达到这一目标的办法是请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写一篇序言，他是美国著名学者，经常给《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报刊写书评。在美国版第一版上，张伯伦的名字被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出版社也曾跟1940年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联系过，希望他为美国版《通往奴役之路》写一篇序言，但遭到拒绝。
张伯伦在序言中赞扬了这本书。他说：“在迟疑不决的时代，哈耶克这本书是一个警告，是一声呐喊。它是说给英国人听的，但对美国人也有意义：坐下来，看一看，听一听。《通往奴役之路》是冷静的、严肃的，具有逻辑的力量。它不想讨读者的欢心，但它的逻辑是不可抗拒的：‘充分就业’、‘社会保障’、‘免于匮乏’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些只能是那种鼓励个人自由的制度的必然产物。如果‘社会’和‘整体的利益’成为判断国家活动的唯一标准，那么个人就不可能安排自己的生活。”张伯伦最后说：“我们对《通往奴役之路》的唯一期望，就是让尽可能多的读者读到它。”
他的愿望最终实现了。1944年9月24日，《通往奴役之路》成了《纽约时报书评版》头条评论的主题。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是一位知名的政治和经济学者，在《新闻周刊》开设专栏。他不惜重墨赞美《通往奴役之路》，他热情洋溢地写到，《通往奴役之路》“是哈耶克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的一本书”，整篇书评中充斥着这种赞美之词。“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其名著《论自由》中，为他那一代人阐述了自由与权力的关系，这本书则以强有力的严密论证，为我们这个时代重申了这个主题。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过去的50年里，整个世界正朝着危险的方向前进，开始尚比较缓慢，现在却日趋加速。对所有出于好心的计划当局和社会主义者来说，它犹如当头棒喝。如果不通读本书，你就不能真正体验到其整体力量和说服力。即使把哈耶克放到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中间，我们也必须说，他的英语非常出色。他的阐述风格严肃认真、恰当而适度，令人信服。”跟张伯伦一样，黑兹利特也觉得这实在是“太奇怪了：洛克、密尔顿的传统，亚当·斯密和休谟的传统，麦考利、密尔和莫利的传统，阿克顿和戴西的传统……这些大不列颠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在当代最杰出的捍卫者不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而是一位奥地利流亡人士”。
黑兹利特的书评发表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就意识到，这次一定是胜券在握了。出版社立刻加印5 000册，几天后，又第三次加印5 000册，没过几天，增加到10 000册。出版社编辑斯库恩回忆说，1944年10月的第一周，“很多书店都断货了，我们忙得一塌糊涂，印刷、包装、发货、配送，把大批图书送到美国和加拿大读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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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美国对《通往奴役之路》的反应分为两个阶段，弄清这一点，对于理解这本书和哈耶克的名声非常重要。在这两个国家，第一个阶段的反应出现在本书出版后的几周和几个月。各大报刊都发表了书评，《通往奴役之路》被当作一本大众关注的学术著作。哈耶克出名了。到了第二个阶段，这本书和哈耶克则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因为1945年4月，《读者文摘》在美国出版了该书的一个缩写本，并称之为“我们这一代最重要的一本书”，而一个月后，丘吉尔在英国大选中又提到了哈耶克的看法。哈耶克成了大名人，而《通往奴役之路》则成了一种象征。
哈耶克本人经历并帮助推动了第二阶段的成功。1945年春天，他在美国做了一次巡回演讲。最初是计划到5所重点大学做一系列演讲，而在乘轮船横渡大西洋时，《读者文摘》版《通往奴役之路》面世了，形势完全改变了。当时《读者文摘》的发行量接近1 000万份，在电视出现之前的时代，它可是美国文化舞台上非常重要的媒体。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改变了哈耶克的行程安排，取消了他的学术巡回演讲，而与一家商业代理机构合作，为他安排了一系列通俗的巡回演讲活动。
自1924年游学美国之后，哈耶克第一次游遍了美国东部和中西部。在进行巡回演讲的同时，他也不停地撰写文章，接受记者采访，发表广播谈话。关于他的第一次演讲活动，他讲过一个很滑稽的故事：到达纽约后他才知道，计划已经取消，他将到进行一次面向公众的巡回演讲。
我说：“上帝，我可从来没干过这种事。我干不了这种事。我从来没在公众面前演讲过。”
“但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你已经迟到了。我们已经安排明天，也就是周日上午在纽约市政厅举行一场演讲。”
第二天上午，他们到我住的旅馆来接我，我问：“今天来的都是什么样的听众？”“大厅能装进3 000人，肯定会装得满满的。”天哪，我还没想清楚我要讲什么呢。“你们定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已经想好了，就叫作‘国际事务中的法治’。”上帝，我一辈子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坐上主席台，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陌生设备，当时用的还是口述记录机，我知道，如果不能兴奋起来，我就会彻底完蛋。因此，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我问主席，我只讲45分钟行不行，那位主席说：“不行，你必须讲满一个小时，因为广播要转播。”
我一边听着这些话，一边站起来，根本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说什么。最终，我还是用坚定的口吻开始了演讲，尽管不知道下一句该说什么。而事实证明，美国公众是非常大度和随和的，我就那样熬过了一个小时。在美国的那五周，我天天都在搞这种惊险表演。
此后，通过“每月好书俱乐部”又卖出了60万本《读者文摘》版。
当时的时机无疑也有利于《通往奴役之路》的成功。尽管罗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去世，但当年的四五月份，美国人就恢复了轻松愉快的心情。希特勒于4月30日自杀身亡，8天后，德国投降。当然，对日战争仍在非常激烈地进行着。美国还没有向日本投放原子弹，美苏关系也没有破裂。丘吉尔仍是英国首相。在英国、美国，人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下一步该往哪儿走？”
1945年5月，劳伦斯·弗兰克（Lawrence Frank）在《周末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述哈耶克和《通往奴役之路》的文章，他说：“去年秋天由一家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当时并不怎么引人注目的书，近几周来，骤然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这就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撰写的《通往奴役之路》。几乎在一夜之间，哈耶克就被美国企业和专业人士奉为先知。他成为曾在1929年前盛行但此后不再有那么多人信奉的经济学信念的代言人。形形色色的组织，包括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都在大力推荐哈耶克博士的书。上月（1945年4月），《读者文摘》出版了一版内容更为尖锐的缩写本，而‘每月好书俱乐部’现在正要出版重印本。《财富》杂志已盛赞了哈耶克博士。与此同时，哈耶克博士又在美国进行了一次旋风式的（并且相当成功的）巡回演讲。几乎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和一本非虚构作品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如此走红。”
1945年4月和5月，《通往奴役之路》成为美国的一本畅销书。当时美国还没有一个全国级的畅销书排行榜，只是几家大销售商逐个城市报告销量。5月20日那一周，该书在芝加哥的销量名列第二，在克利夫兰和底特律名列第三；6月24日那一周，它在芝加哥和圣路易城名列第一，在底特律名列第二；而进入该排行榜前五名的城市则有华盛顿和巴尔的摩。
《新共和》杂志1945年4月号的社论撰写者的看法是，《通往奴役之路》“在那些利用19世纪80年代的经济学理论来论证20世纪40年代的企业活动的人士中间，激起了强烈反响。他（哈耶克）很快就成了最重要的反动思想家。他受到商会、广告公司和大企业的吹捧”。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批评过的学者斯图尔特·蔡斯（Stuart Chase）在1945年5月号《国民》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性文章，题为“回归老祖父：哈耶克博士指引我们回到战前时代”。
在美国，该书遭到的最激烈的批评来自赫尔曼·芬纳的《通往反动之路》。芬纳在前言中说，他想证明，哈耶克的“学术素养不高，他的阅读范围也不广泛，他对经济进步的理解是偏颇的，他对历史的叙述是错误的，他的政治学理论几乎不存在，他的用语也让人如坠云雾，他对英国和美国的政治程序和精神状态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他对平民百姓的态度是蛮横的、权威主义的”。他是这样形容哈耶克和他的这本书的，“崇拜反动的人……逻辑错乱而自以为是……肆无忌惮地歪曲……无耻的、恶意的看法……暴露了最可怜的无知……恶意中伤，不科学……有意识的放肆……对民主人士彻头彻尾的希特勒式的轻蔑”。
政治学家威廉·艾伯斯坦的观点则体现了当时美国人对这本书的另一种反应，他在《人与国家：现代政治观念》一书中写道：“最著名的反计划主义论著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人们立刻认识到了它的卓越，《读者文摘》出版了缩写本，各种各样的机构都广泛发售……哈耶克相信，在计划经济中，总是‘最坏的人爬到权力顶峰’……而英国等致力于制订社会主义计划的民主国家的经验将会告诉人们，‘从集体主义的角度看’，‘绝不宽容和残酷压制持不同看法的人士、欺骗和间谍活动、无视个人的生命和幸福，对于维持计划制度，是不是至关重要的、必然的……只要哈耶克继续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他的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他就将始终走在通往自由的高速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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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在美国进行巡回演讲期间，英国举行了大选，丘吉尔被工党的克莱门特·艾德礼击败。哈耶克和《通往奴役之路》在大选中还发挥了作用。丘吉尔在大选初期对工党发起了攻击：“朋友们，我必须告诉你们，社会主义政策是有违英国的自由理念的。社会主义与极权主义和国家拜物教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它要规定每个人在哪儿工作，做什么样的工作，可以去哪儿，可以说什么。社会主义是对人们自由呼吸权利的一种攻击。如果没有政治警察，就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必然会沦为某种形态的盖世太保。”按照后来的保守党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的说法，丘吉尔“在阅读哈耶克教授的《通往奴役之路》时受到很多启发”。
丘吉尔的观点，尤其是他对盖世太保的看法并没有帮上什么忙。人们认为，他把战时联合内阁的合作伙伴——艾德礼和工党——视为纳粹，而当时刚刚传来关于德国的可怕新闻——集中营的设立及对犹太人大规模屠杀。艾德礼在次日晚上的全国广播讲话中说，丘吉尔的观点是“在贩卖一位奥地利教授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的学术观点”。
有关“盖世太保”的讲话无疑伤害了丘吉尔的利益，他引用《通往奴役之路》的观点反而为第一次获得多数议席的英国工党政府的诞生做出了贡献，这可真是一大讽刺。有人曾经问过哈耶克一个问题：“‘盖世太保’的讲话使丘吉尔在大选中付出了惨重代价，你觉得自己是否也有点儿责任？”哈耶克回答说：“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当时，在那篇讲话中用‘盖世太保’这个词对丘吉尔非常不利，整篇讲话对他可能只有坏处。”当然，将丘吉尔的失败归因于那篇讲话，进而间接地归罪于哈耶克，未免过于轻率。尽管英国人在战时支持丘吉尔，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战时领袖，但他们想为即将到来的战后时代找到另一条出路。
丘吉尔讲话次日，《曼彻斯特卫报》头版引着大字标题——“来自一位奥地利教授的二手观点”。报道引用哈耶克的话说：“我感兴趣的是观念，而不是政党政治。我听了丘吉尔先生的讲话，我唯一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是，他并没有读过我的书。”各大报纸都报道了这件事，有些文章中还引用了《通往奴役之路》中摘录的段落。两周后《周末画报》又报道说，这本书已经成为“全国谈论的热点话题”。
这个时候，恰巧拉斯基是工党主席，他在1945年英国大选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选战活动期间，丘吉尔邀请艾德礼参加讨论战后问题的波茨坦会议。会议结束时，选举也结束了，但选票还没有点清，因为还需要收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军中服役人员的选票。于是拉斯基发表了下面的声明：“艾德礼先生即使参加这次会议，也仅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在工党执委会进行讨论之前，工党不可能做出任何决定。”
丘吉尔和保守派报刊抓住这个机会大做文章。丘吉尔在随后的广播讲话中说：“由于工党执委会主席拉斯基教授的干涉，当前局势已经复杂化，我们也被搞糊涂了。他告诉我们，包括艾德礼先生，关于工党所关注的所有问题的最终决定都要由这个主宰一切的工党执委会来决定。”拉斯基传记作者艾萨克·克拉姆尼克说：“丘吉尔决定把一个充满盖世太保的国家等同于社会主义计划，以此来攻击工党，”再加上拉斯基的干涉，“造成了一种奇特现象，好像这次大选就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两位教授的学说在一较高下”。1945年6月，《纽约时报》发表了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围绕“世界正在走向‘左’倾吗？”这一问题，拉斯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哈耶克则持反对意见。
在1945年英国大选中，保守党中央办公室非常看重《通往奴役之路》，曾承诺为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提供1.5吨当时很珍贵的纸张，用于出版该书的删节版。不过，直到投票，这一愿望也没有得到实现。
最初，哈耶克对他的观点能在大选中发挥作用非常满意。理查德·库奇特说，哈耶克“在丘吉尔发表广播讲话的次日在改良俱乐部吃午饭，对自己的观点被人如此看重很是得意”。这时，距离《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首次出版已经一年了。